企业家：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

企业家的价值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劳动力价值是由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商品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决定的。企业家作为一种特殊劳动力,具有与一般劳动力不同的价值内涵,即能创造出比一般劳动力所能创造的大得多的价值。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这种劳动力商品...     

是劳动有价值还是劳动力有价值--兼与关柏春同志商榷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是商品,具有价值;劳动作为流动状态,本身没有价值,但可以创造价值。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也可以成为商品,因而具有价值,而劳动本身也没有价值。     

试论抽象劳动的矢量性与两个价值概念--兼评苏、谷、陈、钱之争

马克思把抽象劳动看成了标量，但抽象劳动本身是矢量。抽象劳动在一定路径上的人类劳动力耗费量与这种耗费的净效果在水平方向上的分量是两上不同的量，此二量可依次规定为价值I与价值Ⅱ。价值Ⅱ只有“增值”而无“增殖”。非劳动生产要素包括物化劳动，可以增殖价值I，创造价值Ⅱ，但不能创造价值I。由于劳动与非劳动生产要素都能增殖价值I，所以按生产要素分配是正当的。此外，本文还认为，还抽象劳动的矢量性本来面目，无论在理论面还是现实面都有意义。     

重新认识劳动价值理论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要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所谓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我理解就是对马克思原来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劳动价值论,在社会主义社会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深化研究和认识。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在理论上是一个伟大创举,具有划时代意义。(一)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发展了古典经济学派的劳动价值学说,提出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区别了劳动和劳动力,解决了什么劳动创造价值和古典经济学的两难选     

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及扩展

席卷全球的科技创新和知识浪潮正在蓬勃展开 ,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特点、新问题 ,向马克思的传统的价值理论提出了挑战。笔者在坚持马克思只有活劳动才创造价值的一元论基础上 ,认为 ,把劳动“物化”命题的含义解释为劳动“物质形态化”和“实物形态化”是不确切的。劳动的物化 ,应是抽象人类劳动这一商品关系的“对象化” ,即体现或依托于某一媒介或对象中。这种“媒介” ,可以是有形的物品 ,也可以是某种行为、活动过程。基于此 ,笔者认为 ,服务劳动和科技创新活动是创造价值的 ,这是社会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对传统理论的扩展。     

再论服务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兼答魏新丽和肖彬二同志

本文认为,承认纯粹服务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不仅无损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这一科学范式的“硬核,”而且是深化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认识的必然选择。这样做,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创新活动。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扩展与反思——兼论"劳动者商品"概念及其内涵

文章首先从劳动力、劳动力商品和劳动力价值三个层面考察了《资本论》中劳动力价值的概念体系.通过重新梳理和深入思考马克思的工资理论、代际问题和教育观点,对劳动力价值相关理论的不足和内在诉求有了更新的认识.以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础,本文尝试提出"劳动者商品"概念,认为劳动是"劳动者商品"的使用价值,劳动力则是"劳动者商品"的价值...     

劳动力价值构成的新思路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写道:劳动力价值由生产和再生产它所必要的物质资料费用决定,它包括:(1)再生产劳动力(体力和脑力之和)使用价值所必要的生活资料费用;(2)维持劳动者子女正常生活所必要的生活资料费用;(3)提高劳动能力所必要的培养费用(《马克思全集》第23卷,第193——195页)。笔者认为,上述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的形成和构成理论,有两个无法否认的矛盾,     

试论脑力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重要作用

在目前有关劳动价值论的讨论和研究中 ,有人提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体力劳动价值论”。这是对马克思的观点的误解。马克思不但一贯认为价值的创造离不开脑力劳动 ,而且认为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脑力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我国现阶段科技工作者的劳动、企业管理者的管理劳动以及一些精神生产活动 ,作为脑力劳动 ,都是能够创造价值甚至创造较大的价值的。     

复杂程度不同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吗?--兼论科技劳动的性质和作用

广为流行的观点即认为复杂劳动比简单劳动能在相同时间创造更高价值的观点 ,误解了马克思复杂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的思想 ,使其陷入“循环证明”的困境。复杂程度不同的劳动并不是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 ,而是生产力特别高的具体劳动 ;它不属于价值源泉的问题而是属于劳动力价值生产、再生产问题。科技劳动也不是创造高价值的劳动 ,而是创造高使用价值的劳动 ,不能以科技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为依据来确定科技和管理人员获得多少报酬     

企业家导向、组织能力对服务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东北地区大中型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服务创新理论尚存在很多空白,如大中型制造业企业服务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架构如何。为此,本文在理论回顾的基础上,通过多案例研究构建了以服务创新绩效为因变量、以企业家导向和组织能力为自变量、以环境不确定性为调节变量的研究框架,并使用我国东北三省193家大中型制造业企业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家导向的创新性、先动性对服务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企业的资金能力、网络能力和管理能力与服务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家导向、组织能力与服务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     

Entrepreneur’s creativity and firm-leve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ricolage as a mediator

Prior literature focuses on the direct influence of entrepreneur’s creativity on firm-leve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ut it ignores the intermediate mechanism of how.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ole of bricolage in medi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s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We propose that in SMEs, entrepreneur’s creativity can facilitate bricolage, which in turn influence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Furthermore, the extent to which entrepreneur’s creativity can influence bricolage depends on firm age. Survey data from 249 SMEs indicate that bricolage functions as a mediato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s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ntrepreneur’s creativity has a stronger effect on bricolage for young firms than for old firms.     

我国发明人型企业家研发合作网络特征与演化研究

在中国高质量发展转型阶段,研究发明人型企业家在研发合作网络中的结构特征和效用,对于优化企业研发合作网络进而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基于扎根理论,构建发明人型企业家专利研发合作网络特征概念模型;其次,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企业家程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网络密度、群体程度中心性、群体中介中心性等特征指标,形成我国发明人型企业家研发合作网络特征与演化分析框架;最后,运用2014-2019年科创板企业专利数据和企业家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我国发明人型企业家正在逐步减少对专利研发的全方位参与,同时强化其在合作关系中关键信息枢纽的位置属性;(2)企业家参与研发合作网络密度、群体程度中心性、群体程度中介性大部分高于企业家未参与研发合作网络的数值;(3)发明人型企业家程度中心性、网络密度、网络群体程度中心性与创新绩效显著负相关,发明人型企业家中介中心性、网络群体中介中心性与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     

分工视角：企业剩余权与国有企业效率

企业是分工演进的一种重要后果，其实质上是一种劳动力市场的契约。企业的剩余权作为企业家活动的一种间接价格，将交易效率极低的企业家活动卷入分工，反过来极大地促进了分工和经济发展。企业家活动是企业效率的保证，企业家的剩余收益权又是企业家活动的保证。企业家剩余权得不到保护是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的根本原因．而保护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剩余收益权是提高国有企业效率的关键。为了保护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剩余收益权，必须推进市场化进程，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以及进行全面的社会制度改革。     

技术创新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独特作用

先进技术具有比社会平均技术更高的生产率，用于生产时可以代替更多的人类劳动，因此，利用它所生产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使较少的劳动创造较多的社会价值。但先进技术是技术创新劳动的产物，因此它的上述作用体现着技术创新劳动独特的贡献。技术创新劳动的特点说明它是某种倍加的复杂劳动。     

论人才创新劳动价值分享权

废除只核算一个笼统利润指标进行笼统分配旧体制 ,实行“利润分块责任制”;以社会平均利润 (常规劳动剩余价值 )为最低目标 ,按经理接任时的盈亏额 ,“量化”受托责任 ,向上者奖 ,向下者罚 ;以便在向上时 ,切实计算其“创新劳动价值”,大部留成 ,奖励创新劳动者 ,落实人才创新劳动价值分享权。     

人力资本、企业家与价值决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企业视角剖析

在马克思体系中,劳动价值论客观具有不同的研究视角,可以归约为劳动价值论的产业视角和劳动价值论的企业视角.对两个视角进行相互嵌入研究是剖解当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内存在的若干理论难题的一个关键.文章以规范性的分析方法实际地理论考察了这一全过程,得出了人力资本和企业家参与价值决定的基本结论.这一推断和分析具有广义内涵,可以引领狭义劳动价值论逐步走向广义劳动价值论.     

企业家作用机制研究

企业家在企业中起主导作用,这种主导作用的本质是对于企业机制的创新。由于企业家的企业机制创新活动,是利用既有条件以计划机制取代价格机制的过程,具有结构化的创新空间和创新路径,因此存在着企业家作用机制。企业家作用机制既不同于企业机制,又不同于企业家机制,是指企业家在企业机制建设中的创新活动机制,研究这一机制对于依靠企业家转变企业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税收、收入不平等和内生经济增长

企业家(通过金融中介)从家庭借贷来支撑创新。二者在企业家的努力不为外人所见的情形下双方签订信用合同分享创新带来的垄断利润(即蛋糕)。两个有代表性经济人(企业家和家庭)的存在允许人们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里研究收入不平等。本文研究发现,企业家分配份额的增加一开始会提升增长速度,但是过了一定值后会拉低增长速度;而该份额的增加一直拉大企业家和工人间的收入差距。所以降低企业家获得的蛋糕的份额的分配改革可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企业家来自创新的收入的税率将降低他们的努力程度,从而降低增长速度,但是该税率的提高有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存款收入的税率提高尽管不会改变企业家的努力程度,但是也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而且不会降低收入不平等(如果工人有一定比例的存款)。对于劳动收入(工人工资)的税率增加会加剧工人和企业家间的收入不平等,但对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影响。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entrepreneurship: effects of R&D subsidies on economic growth

Most R&D-based growth models fail to explicitly account for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s in economic growth. By contrast, this study accounts for this factor and constructs an overlapping-generations model that includes entrepreneurial innovation and the occupational choice of becoming an entrepreneur or a worker. For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s, even a policy intended to encourage innovation can negatively affect economic growth. For the effect of such policies, I focus on the role of R&D subsidies. I show that while R&D subsidies promote entrepreneurs’ R&D activities, they increase workers’ wages by boosting labor demand. Thus, it is more attractive to be a worker, which reduces the number of entrepreneurs. Subsidies can have both a negative and positive effect on growth, which results in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R&D subsidies and growth. In addition, a growth-maximizing R&D subsidy rate exists, although this rate is too high to maximize the welfare level of any one generation. When individuals are heterogeneous in their abilities, R&D subsidies reduce intra-generational inequal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