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信用、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2003-201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商业信用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考察商业信用对企业投资行为的作用。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对现金流高度敏感,存在明显的融资约束现象;商业信用显著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国有上市公司受到的融资约束比民营上市公司小,但是随着商业信用规模的扩大,民营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有明显的缓解。     

终极控制、内部现金流与投资支出

基于2005-200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研究样本,以终极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作为控股股东与少数股东利益一致程度的代理变量,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进行实证检验,揭示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特征。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普遍存在。对于国有终极控股公司,这种敏感性随着终极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增加而降低,同时随着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的增加而增加,支持了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假说,也体现了终极控股股东利益趋同效应与侵占效应对投资支出的影响,并且终极控股股东利益侵占效应发生不仅需要能力和动机,还需要公司具有充足现金流这一"机会",较少的现金流能够有效地抑制国有终极控股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而非国有终极控制公司更可能面临着融资约束,但尚未得到严格的实证支持。     

新会计准则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3—2010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检验采用新会计准则前后,上市公司提供的会计信息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在实施新会计准则后,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在上年经营现金流量的基础上下降趋势更显著;在实施新会计准则后,小规模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降低程度要高于大规模公司。     

新会计准则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3—2010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检验采用新会计准则前后,上市公司提供的会计信息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在实施新会计准则后,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在上年经营现金流量的基础上下降趋势更显著;在实施新会计准则后,小规模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降低程度要高于大规模公司。     

融资约束对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

投资是公司资金跨期配置的重要手段,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融资约束。本文选取2015年全部上市公司数据为分析样本。运用固定效应-LSDV模型,分别用Fazzari提出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和ACW提出的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作为融资约束的代理指标,研究融资约束对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影响因素主要包含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问题和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其中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是定性变量,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和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是定量变量。通过对定性变量的规范性描述和定量变量的实证性研究,为上市公司改善投资提供对策建议。     

融资约束下上市公司投资与现金流敏感性关系研究

基于融资约束理论和自由现金流量假说,以上市公司投资与现金流敏感性关系为研究主线,以2003-2008年度597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按照新企业会计准则进行调整后的数值为基准,以公司规模和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作为融资约束的替代变量进行上市公司投资与现金流敏感性关系的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公司投资支出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投资随着内部现金流的增减而增减;在以资产规模和净资产收益率作为衡量融资约束的分类标准下,投资对于现金流的敏感性分别有不同的结果。     

融资约束、过度投资与现金流的价格敏感性

已有研究证实了盈余管理、会计稳健性以及边际投资收益递减规律均可能影响应计成分的持续性,揭示了资本市场对盈余的应计成分不存在“功能锁定”现象,但鲜有研究关注盈余的现金流成分与股价关系的影响因素。文章发现,过度投资会显著地降低现金流的价格敏感性,且对于现金持有水平高及融资约束程度高的公司,过度投资对现金流价格敏感性的影响更为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一方面从经营活动现金流的价格敏感性视角揭示了过度投资的负面经济后果,另一方面也证实了市场对经营活动现金流同样不存在“功能锁定”现象。     

最终控制人类型对投资影响的研究

以中国在沪深两市上市的359家制造业公司2001年至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类型对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最终控制人是国家或者国有法人时,企业显著的存在过度投资,而最终控制人不是国家或者国有法人时,企业显著的存在投资不足。     

信息披露、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

在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问题以及其制约效应,2003年到2009年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对企业过度投资问题在我国的状况进行分析,发现投资对现金流具有敏感性,并且这种敏感性是由投资过度来解释的,即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行为。我们考察了信息披露评级和机构投资者持股两个制约变量,分析其对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信息披露评级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在特定的样本环境下能抑制过度投资行为。并且发现,信息披露评级与机构投资者持股对过度投资的两种制约作用是替代的,在信息披露评级低的公司中,机构投资者持股对过度投资的制约作用越明显;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的公司,信息披露评级的制约作用越明显。     

现金流操纵及其影响因素浅析

本文通过借鉴修正的Jones模型,对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进行研究,估算出上市公司异常现金流作为其操纵现金流的替代变量,使用盈余分布法,验证了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总存在普遍的现金流操纵行为,然后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上市公司现金操纵行为与上市公司的高管年薪总额、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利润率、资产收益率和营业收入增长率显著正相关,而与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情况、上市公司资产总规模和上市公司营业利润增长率的相关性不显著.这说明当报表使用者关注现金流时,上市公司管理层就越有动机对现金流进行操纵,特别是当高管的薪酬与上市公司绩效挂钩时,上市公司高管就更倾向于操纵现金流.     

管理者社会联系与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

本文以2004年～2012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存在过度投资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这些公司关键高管的社会联系和过度投资的关系,并将社会联系方式分为政府官员类社会联系和代表委员类社会联系。结果表明,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和关键高管的社会联系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在不同社会联系方式下,政府官员类社会联系和过度投资存在正相关性,而代表委员类社会联系和过度投资则存在不显著的负相关性。     

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投资决策

固定资产投资对宏观经济增长和微观企业发展的意义重大。近年来,对企业投资问题的研究围绕着投资与现金流敏感性问题出现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本文采用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模型实证结果发现:随着最终控制人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缺口扩大,投资与现金流敏感度增强,但是投资与长期投资机会Tobin's Q的相关性下降。实证结果支持自由现金流假说下的代理理论,即我国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之所以受内部现金流的影响,是因为最终控制人具有强烈的规模扩张、投资过度的倾向。     

股权结构、内部现金流与企业投资行为

对于内部现金流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原因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即对应过度投资的自由现金流假说和对应投资不足的融资约束假说。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由于管理层"沟堑效应"(entrenchment)和大股东掏空小股东的"隧道效应"(tunnelling)的存在,管理层激励效应和大股东监督效应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具体地讲,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先增加后降低;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也出现先增加后降低,都出现了倒U型的关系。最终的实证结果支持了FHP提出的融资约束假说。     

金融负债异质性对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研究

本文借鉴Richardson投资期望模型,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9年-2014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以研究金融负债异质性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作用,实证发现:(1)制造业企业一方面存在滥用自由现金流进行过度投资的行为,但另一方面自由现金流的存在也缓解了企业的投资不足;(2)金融负债异质性可以通过抑制自由现金流以弱化制造业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但金融负债异质性反而促进了制造业企业投资不足。     

股权制衡度对资本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中国在沪深两市上市的359家制造业公司2001年至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上市公司股权制衡度对资本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制衡度与投资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随着股权制衡度的增加,容易出现投资扭曲行为,对比国有上市公司,非国有上市公司扭曲程度更加严重。     

不确定性与投资:实物期权还是冒险行为

文章依据公司不确定性与投资关系的实物期权理论与代理理论,从公司债务期限结构、投资不可逆性、公司成长性、财务困境和股权激励五个维度,提出风险投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的检验命题,并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得到结果。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存在较强的投资风险规避倾向,但这种关系在存在财务困境和股权激励的公司表现减弱。国有上市公司存在相似的现象但显著性相对不明显。     

两权分离对EVA治理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效应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国有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集中背景下,EVA考核对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发生分离和未发生分离、不同两权分离度的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治理效应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两权未发生分离的国有企业,EVA业绩考核对两权分离的国有企业过度投资行为抑制作用更明显;对于两权分离的国有企业,两权分离度越大,EVA业绩考核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抑制作用越明显。本文肯定了EVA本土化的治理效果,丰富了影响EVA治理过度投资的内部因素研究,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     

商业信用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融资抑或治理

基于2003-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商业信用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主要是由代理冲突比较严重且公司存在大量自由现金流而引发,投资不足主要是由融资约束引发,并非由债权代理冲突引发;上市公司的商业信用能够抑制过度投资,发挥治理作用。同时,商业信用又能够缓解投资不足,发挥融资功能。     

中国餐饮酒店公司治理与风险承担

本文通过选取2004年-2014年间中国A股市场上餐饮酒店上市公司,用最终控制人的现金流权,投票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度来刻画公司治理,运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公司治理与风险承担的关系。研究发现:(1)现金流权,投票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度均不影响公司风险承担行为;(2)国有控制公司的风险控制要优于非国有控制公司。     

董事会特征与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实证分析——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经理的机会主义引发企业过度投资行为。西方经济学家通过对投资与现金流之间关系的研究,分析企业是否存在过度投资的问题并找到相关的经验证据。从董事会特征出发,利用上市公司2013-2014年的数据,研究制造业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过度投资行为以及与董事会特征相关的治理机制是否有效。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过度投资行为;召开董事会、分设董事长与CEO是制约过度投资行为的有效机制;独立董事与董事会规模没有发挥相应的制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