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研究进展

随着新古典理论框架下共享一致偏好和预算约束的单一模型逐步向更为可靠的纳什家庭议价模型转变，区分家庭成员偏好的异质性议价能力作为解释家庭经济行为和决策的核心要素，成为家庭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从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内涵界定、测度体系、影响因素及经济效应四个方面对代表性文献进行归纳述评，认为个体特征、家庭结构、社会制度等是影响家庭议价能力的重要因素。同时，议价能力对家庭内部婚姻、金融、就业、生育、消费等家庭决策，以及对后代抚育、女性自主权利、主观感受等社会福利因素都将产生重要影响。最后，本文围绕该领域的研究不足和可供拓展的方向进行了阐述，以期为全面把握家庭内部议价能力问题提供有益借鉴。     

女性贫困、代际传递与和谐增长

从代际传承角度审视长期贫困的复杂性、持久性,是近年来经济学研究贫困问题的一个新视角.鉴于女性在抚育后代、家庭未来发展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使我们认识到贫困的代际传递与性别差异存在很强的关联度.贫困女性欠缺足够的营养健康、医疗保障和完整教育,弱化了她们对子女的早期喂养能力与早期教育能力,限制了子女成年后社会竞争力和自我提升能力,抑制了子女未来创造财富的能力发挥.     

克劳迪娅·戈尔丁对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研究的贡献——202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学术贡献评介

因在深化理解女性劳动力市场状况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克劳迪娅·戈尔丁荣获202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通过创造性地梳理和整合美国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历史数据,戈尔丁首次阐述了美国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变迁,以及两百多年性别收入差距的发展过程。她还创建了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经济学研究框架,将技术进步、经济转型以及法律和性别文化引入劳动力需求的分析中,将女性的教育、生育、抚育、身份认同纳入劳动力供给的分析中,解释美国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行为变化,揭示性别不平等存在的深层原因。戈尔丁不仅系统性地将性别纳入增长和发展的经济学核心议题中,她对女性劳动史的研究也极大地推动了性别经济学的发展。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健康公平——对中国城市人口群体的考察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在健康的社会分层模式下探讨城市人口健康的性别公平问题。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健康的总体性别差异、不同社会阶层的健康性别差异和同一性别内部不同社会阶层的健康差异;二是分析社会经济的性别不平等和健康行为上的性别差异对健康性别差异的解释力度。研究指出,中国城市人口健康存在显著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男性健康水平要好于女性。健康性别不平等不仅存在于所有社会阶层之中,而且呈"倒U型"分布。人口健康的性别差异主要是由于不同性别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差异造成的,女性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从这个角度讲,健康的性别不公平实质上是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的体现。     

财政透明度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研究——基于"主观"与"被动"投资偏误的视角

文章把地方政府的财政透明度纳入企业微观行为的分析体系,根据《2012年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和《2012年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等统计资料,实证检验了财政透明度对企业产能过剩的两种影响机制——企业"主观"投资偏误形成机理和"被动"投资偏误形成机理.研究发现:(1)财政透明度的提高会增加企业对政府行为的理性预期,减少其对外部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判断,抑制了企业由于"主观"投资偏误而导致的产能利用率低下、产能过剩现象;(2)财政透明度的提高增加了政府干预土地要素市场的成本,继而减少了企业因政府干预土地要素市场而产生的"被动"投资偏误,产能利用率提高.     

关于“家庭经济”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

家庭是基本的消费单位,不能说任何家庭都是生产经营、投资单位。家庭内部也有经济行为,如购买商品和服务以及智力投资等,但家庭经济行为决不能搞“利润最大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具有超经济的天然感情的溶合性,不是商品货币关系。家庭不是“市场”,不存在“家内交换价值”,我们应该从家庭美德、家庭文化的高度去审视家庭消费、家庭经济,使家庭成为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基地,以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移动互联网是否带来行为偏误——来自网络借贷市场的新证据

本文讨论了使用移动互联网进行投资,相较于传统网络投资方式,可能产生的新型行为偏误。结果发现,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投资者使用手机进行投资时更偏好于排名靠前的投资标的。利用网贷市场的交易数据,本文证实了手机投资者的排序偏好,并且发现排序偏好降低了投资绩效,这说明其中可能存在非理性的行为偏误。本文进一步发现,手机更高的信息搜索成本、受到更多的外部干扰都能解释移动投资者的行为偏误。金融素养差异无法解释这一新型行为偏误。从投资者保护的角度看,本文结果说明,针对不同投资渠道应当制定不同的风险提示与信息披露标准,提高移动互联网投资者的福利。     

我国保险资金投资新兴市场的风险管控探析

2012年10月,我国公布了《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为我国保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在新兴市场投资提供政策支持。但保险企业在拓展国际投资市场的同时,也面临着经济政策、市场、信用、营运和筹资等方面的风险。保险企业应把握宏观国际经济变化趋势、制定境外投资战略,加强内部控制、减少战略目标偏离,采取委托人、受托人和托管人三方制衡运作,加强境外资金运作人才建设以及注重再保险和保险精算的创新等方面进行风险管控、规避风险。     

中国的健康人力资本与收入增长

本文首次将人口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一种形式,探讨其在中国经济奇迹中的作用。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我们估计了以家庭为基础的个人收入生产函数,发现以下主要结论。首先,个人健康是决定中国家庭人均收入的重要因素。第二,相对而言,农村人口比城市人口的健康经济回报更大。第三,女性比男性的健康经济回报更大。本文首次将人口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一种形式,探讨其在中国经济奇迹中的作用。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我们估计了以家庭为基础的个人收入生产函数,发现以下主要结论。首先,个人健康是决定中国家庭人均收入的重要因素。第二,相对而言,农村人口比城市人口的健康经济回报更大。第三,女性比男性的健康经济回报更大。     

家庭谈判能力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分析

本文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分析了夫妻家庭内部谈判能力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妻子家庭谈判能力从无或者很弱到有(可以在家庭决策中与丈夫共同商量)再到较强(在家庭决策中可以独自说了算)的过程中,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增加的概率也随之提高。与丈夫获取更高家庭谈判能力相比,妻子谈判能力更高的家庭,其子女更有可能拥有自己的书桌、享有自己的房间、获得更多数量的课外书和面临更多的课外辅导机会;夫妻双方家庭谈判能力相当时,其子女拥有自己书桌、房间和参加课外辅导的概率将显著增加,子女没有课外书和拥有1-5本课外书的概率将显著减少,而子女拥有6-20本、20本以上课外书的概率则将显著增加。改善女性家庭谈判能力对于促进子女教育、特别是促进教育的性别平等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有三个方面可以改进：要加强女性教育投入,可以通过全日制、在岗培训、夜大学、岗前培训等多种形式提高已婚女性的受教育水平;通过多渠道促进女性就业,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增加具有女性倾向的财政性转移支付。     

财富效应、人力资本和金融深化对农村家庭投资组合的影响研究——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比较研究

收入水平、家庭健康状况与农村金融深化程度会对农村家庭的投资组合产生重要影响。笔者将农村家庭的实物资产分为生活型与生产投资型,以问卷调查获取的数据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实物投资组合决定因素进行比较研究。结论证实了财富效应假设,但农村家庭的健康因素和金融深化状况对东西部农村家庭的影响不一致。研究结论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定具有参考价值。     

扩内需背景下投资需求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1979—2009年为例

投资需求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扩大内需的现实背景,运用1979—2009年的宏观数据,从国内市场角度实证分析了中国投资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从全国范围来看,只有产出对投资需求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消费、物价水平和利率水平的影响却并不显著;而对以浙江省为代表的东部发达地区来说,除利率变量之外,产出、消费、物价水平都与投资需求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全国与浙江省投资需求影响因素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收入差距、市场化水平与投资结构等因素会对投资需求的形成产生潜在的间接影响。     

资本市场开放、融资约束与研发投入——基于不同经济周期的视角

随着对外开放步入高水平深化阶段，经济增长迈入高质量发展周期，将会给作为企业创新力核心的研发投入带来何种变化，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以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数据为样本，借助“沪深港通”政策的落地，采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分析资本市场开放宏观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机理，并探究不同经济周期下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增加；资本市场开放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在经济萧条期，资本市场开放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显著促进研发投入的增加，融资约束中介效应得到证实；在经济繁荣时期，中介效应不显著；资本市场开放促进了研发投入的逆周期表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信息环境较差和内外部治理较差的企业中，资本市场开放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研究结果基于企业会增加研发投入的角度为资本市场开放的正向经济后果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在一定程度证明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于推动产业新技术变革、促进实体经济进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及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     

对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的若干思考

中国资本市场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条件;人民币升值趋势、流动性过剩和国民经济的持续成长使中国资本市场发展面临历史性机遇;资本市场发展将对中国商业银行的改革和发展带来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中国要想实现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转变,资本市场的发展不可缺少。     

Health status and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or urban low and middle income individuals in Colombi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health status and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using the first wave of the Colombian Longitudinal Survey. The empirical modeling strategy accounts for the presence of potential endogeneity between these two variab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lth and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both directions, indicating that better health is likely to lead to a higher probability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labor market, but also that individuals who participate in the labor market are more likely to report better health. Interesting differences are uncovered when comparing the results by gender and/or age groups. For instance, for younger females, health status and higher education positively affect the probability of labor participation, whereas having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5 and being married reduce their probability of participation. Our findings als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public policy to guarantee good health conditions of the population which could also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labor productivity and consequently on long-run economic growth.     

新时期的投资策略

无论何时何地，投资都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从战略角度而言，投资的基本功能不变，而从战术角度而言，投资应当与时俱进，有所变化，本从投资和消费、近期效应和中长期目标、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投资规模和投资效益，政府行为和市场机制五个方面全方位，多视角地论述了新时期的投资策略。     

政府投资基金融资网络特征：城市分布、网络关系与社区发现

近年来，我国政府投资基金呈现井喷式发展态势，基金数量和总体规模在风险投资市场中占据较大比重。运用爬虫技术获取政府投资基金大样本微观数据，并用复杂网络法从市级层面考察我国政府投资基金资本集聚情况。研究发现：我国政府投资基金在融资网络层面呈现显著“极点效应”，北京、深圳、上海、苏州等城市为主要集聚区，西部、东北地区未能形成集聚；政府投资基金具有显著“邻近效应”，本地机构更愿意参与本地基金的设立，省域内城市形成明显的族群结构。此外，深圳、苏州政府投资基金相比于北京、上海等城市更具有市场属性。据此，提出如下建议：我国政府投资基金应加强对社会资本的引导，更加注重市场导向；适当降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政府投资基金杠杆率，通过政府投资基金吸引东部优势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进而促进当地政府投资基金落地和资本集聚，并助推区域产业升级与创新发展。     

房屋拆迁与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

文章基于心理账户和资源保存理论,利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考察了房屋拆迁对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房屋拆迁显著增强了家庭投资金融风险资产的意愿,提高了家庭在金融风险资产上的投资比重.财富损失预期在房屋拆迁影响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中起了显著的中介作用,而这一中介效应受到社会保险的正向调节.文章从经济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相融合的视角进行分析,为人类经济行为和结果提供了新见解;同时,研究结论对拓宽居民家庭投资渠道、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中国信贷市场利率对经济波动的冲击效应研究

笔者基于VAR模型对我国信贷市场利率与经济波动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信贷市场利率对投资、消费均处于负向冲击并有时滞,但对投资的影响更显著。投资、消费对信贷市场利率的影响非常有限。(2)投资波动对产出波动起主要作用;产出对投资波动和消费波动的影响程度有限;投资波动影响消费波动的程度远远大于后者对前者。基于这些分析结论,笔者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人口流动对农村贫困和不平等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家庭、社区两个层面,以及妇女、儿童、老人等群体的研究,分析了流动是如何对农村的不同层面、不同群体发生作用的,它对于贫困和不平等有什么样的影响。分析认为,农民工流动的积极作用集中在与经济和发展相关的那些方面,如绝对贫困大幅度减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等;而其消极作用多反映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如社区凝聚力的减弱,功利价值观的泛滥等。同时,对于不同的地区、同一社区内的家庭、家庭中不同的成员,这些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如家庭中权力关系的改变对于年轻人来说是积极的,而对于老年人来说就是消极的。从时间上看,流动在早期对于冲破城乡壁垒和消除原体制下的身份不平等是有作用的,但是在持续的流动中,不平等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扩大了。相对于非贫困户和年轻人,贫困户、老年人更边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