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与企业的关系:共生抑或掠夺

本文使用大样本的微观企业数据,通过实证分析来判别中国转型背景下,现阶段以大银行体系为主的金融体制与实体经济形成的是“共生”还是“掠夺”关系。结果发现:民营企业中贷款成本支出对企业利润和资产增长造成了显著的“挤压”和“抑制”效应;相反,国有企业中却表现出“共生”效应,而其他类型企业中这些效应皆不存在。这些结果验证了银行体系对民营企业造成了“掠夺”之手的效应。     

8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回顾与前瞻

中国正在跨入一个新的战略发展时期,区域经济发展将成为支持国民经济整体增长的主要支持力量之一。对8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成功与失误进行认真的总结是继往开来的重要一环。一、“六五”:“翻两番”战略与结构大调整并举;“成套引进”下的大型项目继续向沿海地区惯性集聚;乡镇企业、特区经济的诞生使东部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持地区;突破在于开始了对“大办工业省”和“三线建设”后遗症的调整,强调协调发展和与体制改革相配合组织区域间协作。以1981年到1985年为周期的“六五”计划是在实际执行两年后才正式提出的。     

路径依赖、市场进入与资源型城市转型*

资源型城市因资源而兴,但也面临转型“困境”。本文试图以经验数据证明资源型城市存在路径依赖,并分析路径依赖效应阻碍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本文研究表明,路径依赖效应通过技术与制度“双重锁定”,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掩饰下“侵蚀”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内生动力;在资源枯竭时期,路径依赖效应会导致城市丧失快速发展资源替代性产业的能力,严重的结构性失业、生态环境破坏以及基础设施落后使城市陷入转型“困境”,单纯市场调节很难实现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的自我修复,政府管理在产业布局中的作用显得更加重要;突破路径依赖的关键在于新企业的“市场进入”与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打破路径依赖锁定,推动资源禀赋优势向其他要素禀赋优势转化,使资源型城市突破路径锁定,实现转型。     

2018—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报告 ——改革开放新征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

2018年注定是中国宏观经济值得高度关注的一年。世界经济结构的裂变、市场情绪的巨变、微观基础的变异、经济政策的叠加错配以及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进一步集中暴露，改变了中国宏观经济2016年以来“稳中向好”的运行趋势。宏观经济核心指标在“稳中有变”中呈现“持续回缓”的态势，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这说明中国宏观经济既没有“触底企稳”，也没有步入稳定复苏的“新周期”，反而在内部“攻坚战”与外部“贸易战”的叠加中全面步入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新阶段。2018年所面临的经济持续下滑的压力难以通过短期稳增长政策得到有效缓解，需要利用新一轮全方位改革开放和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进行化解和对冲。内外部压力和问题的暴露决定了中国大改革的窗口期已经在2018年全面出现，2019年中国必定将踏上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中国宏观经济*

2016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在持续探底中开始呈现企稳的迹象,表明中国宏观经济并不存在“硬着陆”的可能。2016年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现象,充分说明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依然面临四大方面的问题：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还没有完全找到;二是稳增长政策并没有缓解宏观经济深层次问题;三是短期产出与中期潜在产出的负向强化机制、超国民收入分配所带来的“消费-投资”困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对收益下滑所带来的进一步“脱实向虚”三大新难题已经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摆脱持续探底困境的核心障碍;四是当前宏观经济的短期企稳构建在大规模政策宽松和泡沫化房地产复苏之上,还没有形成持续复苏的基础。2016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难以持续上半年企稳的态势。本轮“不对称W型调整”的第二个底部将于2016年底至2017年初出现,并呈现出强劲的底部波动的特征。根据模型预测,2016年中国GDP增速为66%,CPI为23%。2016-2017年是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期,“大改革”+“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强监管”必须要有可操作的抓手和可实施的方案,各类改革方案和政策措施必须做出新的调整。     

中国OFDI、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与双边经济增长*——基于“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的视角

本文研究用于改善“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的中国OFDI对双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东道国6项制度指标对这一影响的门槛作用。通过运用动态面板门限模型,本文发现东道国6项制度指标在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时,都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只有越过相应门槛值,改善东道国基础设施的中国OFDI才能给其经济增长带来正向促进作用。同时,东道国6项制度指标在影响母国经济增长时都不存在“门槛效应”。所以,中国OFDI必须注意规避东道国的制度风险。     

结构性去杠杆下的中国宏观经济*——2018年中期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

2018年以来中国经济平稳运行，物价水平稳定，就业形势整体向好，经济增长质量稳步提升。不过，当前中国经济仍然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尤其需要警惕消费增速过快下滑、宏观税负进一步加重、民间投资复苏乏力、部分企业效益状况显著恶化、去杠杆过程中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加剧等主要风险点。此外，杠杆率高企是现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而且中国的杠杆率在不同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内部均体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点。为此，中央在2018年专门提出了“结构性去杠杆”的新思路。在“结构性去杠杆”稳步推进的大背景下，宏观政策既要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谨防去杠杆带来的经济增速超预期下滑风险，又要激发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促使经济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优化金融供给结构防范流动性风险*

2018年以后，中国经济金融运行中出现了三对相互关联的“两难选择”：“去杠杆”与“稳增长”之间的矛盾、资金“脱实向虚”与“脱虚向实”之间的矛盾、金融整治与防风险之间的矛盾。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向经济金融运行注入流动性，难以破解这些“两难选择”，甚至有可能引致南辕北辙的效应。破解之策在于：拓展商业票据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允许城乡居民和实体企业以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的身份直接进入金融市场；加快发展资产管理市场，将金融服务对象从法人机构向居民家庭扩展，推动实体企业的暂时闲置资金从存款（尤其是定期存款）转向现金管理（或资金管理）；形成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行为监管机制和监管沙盒机制。     

如何有效削减政府债务：保增长、调结构与稳金融

本文基于41个国家2001-2011年的动态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研究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金融稳定对政府债务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均有助于政府债务削减,且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要大于经济增长;与此同时,金融波动不仅对政府债务削减不利,还会通过边际效应削弱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在政府债务削减中的积极作用。上述结论意味着,在实践中,为有效削减政府债务,必须在确保金融稳定的前提下,坚持“保增长”和“调结构”双措并举,特别是充分发挥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实现金融稳定和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     

稳增长和防风险双底线下的宏观经济*——2016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2017年预测

2016年经济呈现出短期底部企稳与泡沫聚集的特点。在潜在增长平台下移、周期性、结构性以及趋势性因素共同作用的背景下,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巨大,2017年宏观经济仍将持续筑底。而底部运行的深度和持续的长度取决于世界经济复苏程度、中国经济潜在增长水平、新产业新动能培育、房地产周期调整、政治经济周期波动以及对潜在风险的化解与对策等多种因素。与此同时,在“债务—投资”驱动模式下,我国债务规模快速攀升,债务水平已经积累至相当程度,债务的结构性风险突出,尤其是广义政府债务水平超出国际警戒线。而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本质上大多与债务风险密切相关。比如资产泡沫的聚集,实际上是“债务—投资”驱动模式中投放的大量货币在股市、债市以及房地产等领域的伺机流动。债务风险有可能是引发中国经济爆发危机的关键点。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具备防范危机的实力,但是对于可能引发危机的潜在因素必须重视。一方面,树立正确的危机观,不惧怕危机,建立危机应急机制。另一方面,在债务风险演变至债务危机前,防患于未然,建立风险缓释机制。     

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路径的动态影响研究

环境规制主要通过需求、技术创新和国际贸易传导机制等三种途径影响产业升级,本文对上述产业升级路径的传导机制影响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并采用1998-2010年我国30个省的动态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升级路径的影响。动态面板估计结果表明,我国总体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升级的方向和路径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分区域的研究结果则表明,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产业升级的关系并不显著,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产业升级的加快。我国在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上应考虑区域间的差异性,并适度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加强人力资本建设和推进市场化改革,从而为环境规制与产业升级的协同双赢
提供必要的政策思路和配套措施。     

刘易斯转折点、二次人口红利 与经济持续增长研究

本文从人力资本、储蓄与投资、制度创新三个层面研究了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与经济持续增长的关系。通过改进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索洛增长模型,对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运用系统GMM 估计方法对实现二次人口红利的影响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导致经济衰退;人力资本、储蓄率对经济增长有正面影响;初始人均GDP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说明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出现条件收敛;人口增长率、劳动参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     

存贷比监管指标是否应该放松 ——-基于中国上市银行2007-2012年的季度数据分析

本文从近期存贷比的争议出发,对其衡量商业银行流动性的效果、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以及商业银行是否采取粉饰存贷比的监管套利行为进行分析。选取上市银行存贷比与能体现其资产流动性和负债流动性指标进行对比发现,存贷比在衡量银行流动性方面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在对宏观经济调控的效果上,由于贷款余额与货币供应量的相关性逐年减弱,证明依靠存贷比进行贷款规模限制进而调控通胀的方法不具有可持续性。在检验商业银行是否存在粉饰存
贷比的行为方面,本文选取贷款损失准备角度进行分析,结论表明上市银行目前总体上并不存在该监管套利行为。     

我国实施社会保险费改税的障碍化解

我国实施费改税的主要障碍,涉及形式上的障碍和实质性的障碍。通过理论分析,结合对部分地区的调研,发现这些障碍要么不成立,要么可以规避。因此,开征社会保障税是可行的。费改税的形式障碍不能成立,而对于实质性障碍,可以通过按照个人账户规模实施税收返还、暂时不将城乡居民纳入征税对象、暂时维持“二元征收”体制和增强参保者对制度的预期等方法加以规避。     

开放条件下中国国民收入 增长核算及效率研究

本文通过指数核算方法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增长的源泉,并对金砖国家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新世纪以来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导致中国国民收入年均增速降低约1个百分点,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中国国民收入增长的最主要动力。而从金砖国家整体来看,多数国家国民收入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持续增长潜力不足。     

不同环境下的政府支出乘数研究评述

政府支出乘数的大小作为财政政策效果的重要衡量标准,一直受到宏观经济学的关注,最近的很多研究指出,不同环境下政府支出乘数差异很大。本文分别从汇率制度、货币政策反应、金融摩擦、经济周期、资产市场参与和公共债务状况6个方面对最近文献进行了回顾,细致阐述了不同环境对政府支出乘数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效果,对现有研究进行了简要评论,并探讨了这些研究对我国的启示意义。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公害品: 理论、形式及其治理

网络谣言、食品安全事故、信息泄露与环境污染等公害品是困扰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本文从公共经济学视角出发,在厘清公害品的内涵及其总体特征的基础上,对束缚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公害品进行了效应与危害分析。为了促进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构建规范我国公害品问题的法制保障体系和公共政策体系,明晰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的权责界定,唯有如此,才能将公害品的负外部性限制在最小范围之内,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才
能真正走出公害品困境。     

公共品供给的实验研究 及其未来可能的进展

传统经济学基于理性“经济人”基础,认为公地悲剧问题是个体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公共品供给需采取与个体真实公共品偏好相兼容的激励机制,并由政府承担供给角色。实验经济学研究则提供个体异质社会偏好的稳健性证据,并在合适的惩罚、沟通交流和声誉等机制下提供诸多可以实现公共品自愿供给的实验证据,表明群体或自愿组织也可作为公共品供给主体。这些公共品实验研究为现实公共治理创新提供更为科学的偏好基础和公共治理思路。     

2014-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 ——步入“新常态”攻坚期的中国宏观经济

2014年是中国大改革与大调整拉开序幕的一年,也是中国宏观经济沿着“新常态”轨迹持续发展的一年。一方面,GDP增速等宏观参数在外需疲软、内需持续回落、房地产周期性调整以及深层次扭曲等力量的作用下持续回落,另一方面,经济结构在消费升级、不平衡逆转以及政策调整的作用下出现较大幅度的调整,结构参数的良性调整、总体价格水平的小幅回落以及就业状况的持续稳定给2014年相对低迷的宏观经济增加了一些亮色。
2015年将是中国大改革与大调整全面展开的一年。它将延续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逻辑,使“新常态”的4典型特征进一步持续。但在改革力度的全面提升、房地产周期调整的进一步加大、经济低迷的进一步持续以及财务困境的进一步发展等因素的作用下,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6大挑战和变异点。这决定了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必须在全面推进改革与调整的同时,加大底线管理的力度。
报告对常态情形下的参数进行假设,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对2015年宏观经济指标进行了预测。预计2015年在常态情形下GDP增速将达到72%,CPI为27%,投资增速为123%,消费增速为118%,出口增速为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