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对OFDI 影响的研究 ——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2003～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采用GMM估计方法进行动态面板数据分析,考察了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对OFDI的影响。对世界样本的研究发现:我国制成品出口比重对OFDI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我国初级产品进口集中度、我国与东道国的贸易结合度以及总产品出口竞争力却会产生抑制作用。对发展中国家样本的分析则显示我国制成品出口竞争力对OFDI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我国制成品出口比重和总产品出口竞争力却没有显著的影响。     

台商投资中国大陆对大陆就业的影响——基于大陆7个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1996～2006年中国大陆7个台资比较聚集的省市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台商投资中国大陆对大陆就业的影响.对1996～2006年的整体样本估计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台资的进入对大陆的就业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分阶段估计发现,1996～2000年期间,台资对大陆就业促进效应是显著的;然而,2001～2006年期间台资对大陆就业的促进效应则不显著.     

中国对外反倾销措施的产业救济效应评估——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微观计量分析

本文选取1997年3月-2009年6月中国对外反倾销案例的涉案产品和国内相关进口竞争性产业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定量评估中国对外反倾销措施对进口竞争性产业的救济效果。结果表明,虽然反倾销措施对中国相关进口竞争性产业具有显著的救济作用,但是贸易转移效应和上下游产业继发性损害效应的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上述产业救济效果。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中国对相关国外进口品实施反倾销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     

国际贸易对制造业行业就业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构建一个扩展的劳动力需求动态计量模型,并利用系统GMM方法对2001—2008年中国制造业28个细分行业面板数据进行估计,检验国际贸易对制造业行业就业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出口、国内需求对制造业就业有显著正的影响,出口的就业影响效应大于国内需求;进口渗透以及出口导向引起的生产率变化对就业有消极作用,但都不显著;劳动力市场刚性对就业有显著影响。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实证研究

以2004-2012年中国对东盟十国直接投资流量、直接投资存量和进出口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东盟的各国的直接投资均具有贸易创造效应,但存在明显的国别差异.从长期看,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明显.从整体上看,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大于进口贸易效应.     

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因素分析——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FDI接受国,但FDI在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分布并不均衡。分两个时间段（1988—1998年,1999—2008年）分别建立东、中、西部地区的6个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全面地对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因素及其随时间的变化趋势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为合理利用外资提出对策建议。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从理论上回顾了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以非洲33个国家为样本,运用2002～2006年的数据,建立了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关系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对非洲国家直接投资与贸易存在着互补效应;我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进一步拓展非洲市场有利于创造中非合作双赢局面.     

对外直接投资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跨国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微观机制。在此基础上,借鉴Mishra等(2011)所构造的指标体系,测算了全球112个经济体2000-2012年的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并运用两步GMM系统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引致的国际服务业技术外溢效应将拓展本国服务业生产技术边界,有助于提升母国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外直接投资对发达国家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较高的解释力,而对发展中国家的促进作用比较有限;技术创新能力、产权保护制度、服务贸易开放度等都是影响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因素。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研究——基于制造业动态面板的系统GMM实证分析

我国制造业能否通过OFDI有效提升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是当前学术界普遍关注的前沿课题。本文在测度我国制造业行业GVC分工地位的基础上,运用1995年~2010年14个制造业动态面板数据,实证考察OFDI对我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OFDI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这种积极影响在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的表现大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与此同时,OFDI的价值链地位提升效应还要受到行业资本强度、所有制性质等因素的影响。     

加工贸易的就业效应 ——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检验

本文利用2001²008年行业动态面板GMM模型检验了中国加工贸易的就业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加工贸易的就业效应存在滞后性,不论是当期加工贸易进口还是出口对就业拉动作用并不明显;而分部门的回归结果表明加工贸易的就业效应存在明显的部门差异,劳动密集型部门和资源密集型部门加工贸易发展的就业效应相对比较显著,但是技术密集型部门加工贸易发展对就业的影响非常弱。     

聚集密度、多样化与旅游业发展: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旅游产业的特点,借助2000-2009年间的有关旅游统计数据,构建了衡量旅游业聚集密度和多样化的指标,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产业聚集对旅游业发展的作用。结果发现,旅游业聚集密度的提升促进了旅游产业的发展。这一分析结论验证了集聚经济效应的存在,也为解释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区域差异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理论视角。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效应及区域差异研究——基于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构建和计算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与存量FDI指标的基础上,采用1997~2012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FDI环境效应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中国环境污染有明显的惯性特征,存量FDI对环境确有不利影响,"污染避难所"假说在长期内存在。FDI环境效应的区域差异明显,短期来看,FDI对东部地区有不显著的正面影响,却无益于中西部地区环境质量的改善。长期来看,FDI对3个地区皆有不利的影响,且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梯度特征。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效应及区域差异研究——基于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构建和计算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与存量FDI指标的基础上,采用1997~2012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FDI环境效应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中国环境污染有明显的惯性特征,存量FDI对环境确有不利影响,“污染避难所”假说在长期内存在。FDI环境效应的区域差异明显,短期来看,FDI对东部地区有不显著的正面影响,却无益于中西部地区环境质量的改善。长期来看,FDI对3个地区皆有不利的影响,且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梯度特征。     

外商直接投资、能源价格波动与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存在较大差距,这必然会影响到地区经济增长,进一步拉大地区差距,对于整个国家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不利的。文章采用中国1992-2005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研究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因素。文章的重要发现是,外商直接投资并未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中国的创新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节约能源的诱致性创新。     

我国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省级城乡面板数据的考察

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考察和比较了东、中、西部地区财政政策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1)支出政策对居民消费影响的显著性要明显强于收入政策;(2)财政政策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有效性要高于城镇居民;(3)支出政策,除对中、西部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外,其余都具有凯恩斯效应;(4)支出政策的影响具有不对称性,在东、中部地区,扩张性政策的效应较为显著,而在西部地区,紧缩性政策的效应更为显著。通过估计消费函数,本文还发现,支出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更有效主要是因为农村居民具有较高的短期收入弹性,而支出政策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明显非凯恩斯效应的原因则在于,中、西部农村居民的消费变化主要取决于预期未来收入的变化,具有更多的理性预期特征。     

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来自中国面板数据的再检视

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尚未形成定论。利用1978—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银行贷款总额占同期GDP的比重作为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检验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金融中介的低效率阻碍了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促进作用的进一步提升。因此,要更好地发挥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形成从农业信贷资金到农业投资的高效转化的有效监控机制,就不能脱离其他一系列农村改革措施。     

FDI对国际创业的溢出效应——基于GEM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1-2011年参与全球创业观察(GEM)的39个国家构成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从宏观层面实证检验FDI对国际创业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在控制其他可能影响创业和国际创业的因素后,FDI的流入对国际创业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但对创业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这为政府如何充分利用FDI、建设更好的国际创业环境和提高本国国际创业活跃度提供了政策方向和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