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一体化、非对称性贸易成本与制造业集聚*

国内市场一体化将会对中国制造业的空间分布造成何种影响？本文通过构建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验证了国内市场一体化影响制造业集聚的两种机制：其一是贸易成本总体水平的调节效应,其二是贸易成本非对称性的直接效应,而调节效应的方向则取决于模型理论范式选择。此外,本文基于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系统地测算了中国地区间的非对称双边贸易成本,并基于测算结果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在中国制造业发展初期,市场结构总体符合IRS MC范式设定,此时贸易成本的调节效应倾向于促进制造业在东部沿海区域集聚。伴随着制造业生产技术的成熟,制造业市场结构开始呈现CRS PC范式特征,此时市场一体化对制造业集聚的调节效应不再显著。     

中国区域间的制度性贸易成本与贸易福利

降低中国国内区域间的贸易成本,对于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潜力,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而降低国内区域间的制度性贸易成本,更是促进国内大循环有效畅通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发现中国国内贸易中的制度性贸易成本在国内总贸易成本中占比为21.7%,且制度性贸易成本的降低对贸易福利的改善来说效益十分明显,平均来看制度性贸易成本降低50%,会使中国整体福利水平提升5.9%,欠发达区域从制度性贸易成本的下降中获益最多。进一步地,各区域生产率差异化程度越高,即贸易弹性值越小,则制度性贸易成本的下降所带来的潜在收益也就越大;分部门来看,降低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农业、钢铁及有色金属加工冶炼业以及食品加工业部门的制度性贸易成本,将对中国的整体福利水平带来可观的效益。     

收入差距、流动成本与地区环境治理

已有的研究认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通常会导致环境Kuznets曲线拐点的推迟出现。就西部地区某一能源产区来看,本文认为富人具有较强的能力来支付流动成本,这种由收入分配差距导致的富人向较高环境质量地区移民,降低了其对本地区环境治理的需求水平。在环境治理总供给既定的情况下,本地区环境治理的较低需求将导致本地区环境治理的缺失与环境质量的恶化。本文通过建立一个两地区空间流动模型证明了上述观点。由此,本文从富人移民的角度阐明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将导致本地区环境质量下降的内在机理。最后,提出了提高资源环境税率、降低个人所得税率,以及将"谁污染,谁治理"原则与"谁使用环境产品,谁付费"原则结合起来等政策建议。     

贸易结构调整、要素市场扭曲与要素收入分配

笔者把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引入H-O模型,分析贸易结构调整、劳动力有限流动、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对收入变动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要素收入分配与贸易商品要素密集度转变存在密切联系,劳动所有者收入下降是贸易商品结构调整的结果;资本深化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不利于劳动所有者;作为一个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国家,贸易商品结构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出现和要素密集度背离的现象,原因是要素市场的资源配置扭曲和产品内贸易的发展.     

对外开放、贸易成本与中国制造业聚集

贸易成本的变化是影响制造业空间聚集的重要因素;区域对外贸易成本的差异,促进了国内制造业向沿海地区聚集;区域市场的分割削弱了“国内市场效应”,致使制造业聚集呈现低水平特征。提高内地开放程度、缩小地区间外贸成本差距和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降低区际贸易成本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非位似偏好、非线性本地市场效应与服务贸易出口

本文将Stone-Geary偏好嵌套到CD-CES效用函数中,构建了基于非位似偏好下的服务贸易模型,并把总需求分解为需求结构与需求规模,从理论上推导出相对需求结构与需求规模对服务业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HME);同时基于2000—2014年42个国家或地区间29个服务业分行业双边贸易数据,计算发现世界各国分行业服务业需求收入弹性差异显著,呈现出明显的非位似特征,并首次从实证上验证了世界整体服务业出口存在需求结构作用的反向HME和非线性HME;并发现当相对市场规模越大时,相对需求结构的反向效应越强。分类型情形下,消费性服务业需求结构作用的反向HME及其非线性效应均高于生产性服务业,而生产性服务业需求规模作用的HME高于消费性服务业;不同类别收入水平国家之间需求结构和需求规模作用的HME差异显著。据此,扩大内需规模、优化需求结构,结合供给侧结构改革倒逼服务业创新,构建外贸增长和收入合理分配并行的激励政策体系等,对一国迈向服务业大国乃至强国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数字贸易如何影响贸易高质量发展——基于贸易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的经验证据

贸易高质量发展是高效优质利用国内国际两种市场和资源的关键抓手,能够有力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2010—2020年中国省际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贸易对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相关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是数字贸易能够有效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且这种影响受到市场开放度的调节;此外,从数字贸易各维度看,其对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二是数字贸易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和物流业升级对贸易高质量发展产生推动作用。三是空间回归表明某一地区数字贸易发展会对周边地区产生负向溢出效应。进一步的拓展性分析发现,在东部、中部地区数字贸易能够有效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对西部地区虽有促进作用,但并不明显;数字贸易各维度中,数字技术在中部地区对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产业化贸易在东部、中部地区对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研究有助于理清数字贸易和贸易高质量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及作用机制,为我国通过发展数字贸易进而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撑,为政策决策提供建议。     

贸易开放、不完全竞争与成本加成——基于中国制造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中国制造行业的面板数据,分析贸易开放对我国国内行业成本加成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市场竞争与国际贸易是影响我国制造行业成本加成的重要因素。进口贸易在高竞争性行业对成本加成具有正向的促进效应,而在低竞争性行业具有相反的效应;出口贸易对国内行业的成本加成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     

论我国对外贸易中的环境成本内部化

在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同时,资源浪费、生态环境受到污染的现象也日益严峻。环境成本内部化理论的提出,为解决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污染问题指明了一条道路。环境成本内部化使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必然影响我国外贸出口。各有关方面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应对环境成本内部化,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Factor Endowment,the Choice of Technology,and the Volume of Trade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impacts of factor endowment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in which firms choose their technologies endogenously. Although countries only differ in factor endowment ex ante, countries may also differ in their chosen technologies. If industries choose different capital-labor intensities in equilibrium, the Heckscher–Ohlin theorem, 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theorem, the Rybczynski theorem, and the Stolper–Samuelson theorem hold. If industries choose the same capital-labor intensity in equilibrium, the volume of trade is zero. None of the four theorems applies.     

市场歧视、区际边界效应与经济增长

跨区域商品价格差被认为是研究国内区际贸易的有效替代指标,文章首先以我国12个样本城市六大类商品价格为考察对象,经回归分析认为:除了距离等控制因素外,"樊纲指数"和"政府支出占GDP的比率"较好地解释了我国六大类商品价格偏差的边界效应,说明市场化进程落后的地区更可能筑起商品贸易的政策壁垒,而具有"父爱"意识的政府在高财政支出比率情形下更有能力实施保护战略,从而验证了文章的边界效应假说.实证分析还获取了两个层次的边界效应(包括品类边界效应和省份边界效应),并作为市场一体化指标被纳入文章的经济增长方程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地方保护壁垒造成的省份市场分割,影响到保护战略实施省份的自身经济绩效.     

贸易自由化、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地区差异

文章检验了贸易自由化、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与出口贸易地区差异的关系。通过构建3×2×2空间一般均衡模型和使用2002-2008年全国28个省份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出口贸易之间关系不确定,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与贸易自由化共同造成出口贸易地区间差异。此外,中国与东盟贸易自由区更利于内陆地区出口贸易,劳动力禀赋对出口没有显著影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禀赋对出口具有正向影响,人民币升值会促进而非抑制出口贸易。     

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变动的原因:一个要素流动和集聚经济的视角

现有关于我国区域差异原因的研究大多忽视了地区间的要素流动和集聚经济效应对地区经济差异的影响.本文将要素流动和集聚经济效应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下来考察我国区域差异的变化情况,通过将外部规模经济效应纳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建立了同时涵盖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本地市场效应和要素流动的集聚经济模型.数值模拟的结论也显示,在要素流动条件下,当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和本地市场效应达到一定水平时,经济活动趋于完全集聚是稳定均衡,这说明如果考虑集聚经济效应,地区间的要素流动不但不能使得区域差异趋于收敛反而会促使区域差异不断拉大,从而很好的解释了1990年以来我国区域差异扩大的特征事实.     

Factor Heterogeneity,Factor Market Imperfection and Trade

This paper develops a tractable model of examining how factor heterogeneity and imperfect factor market interact for determining a pattern of trade. Institution plays a crucial role for the interaction. In my work, firm productivity is defined as a composition of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technology. Thus, input selection should affect the pattern of Melitz’s intra-industry allocation due to the incurring transaction cost. For a simple model, I assume two factors (labor and capital) and two sectors, which are relatively less institution-dependent and relatively more institution-dependent. When the economy is open, effect of the transaction cost on income distribution is more drastic for an institutionally underdeveloped country. Depending on institutional quality, the economic openness reallocates resource across countries through job creation or job destruction. The job turnovers redistribute income between heterogeneous labors within countries. The income redistribution is catalyzed by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capital. As a result, income disparity is widened between the institutionally developed country and the institutionally underdeveloped country. This paper can contribute to the literature of institu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试论国内区际贸易与对外贸易利益的关系

对外贸易的发展理应建立在国内区际贸易充分开展的基础上。国内区际贸易的开展对对外贸易利益的取得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国内市场分割现象,使得国内区际贸易滞后于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并制约了对外贸易利益最大化的实现。本文的政策结论是通过加快改革逐步实现国内经济市场化和一体化以提高外贸利益。     

噪音交易影响中国股市效率的实证分析

适度的噪音能够增加市场的流动性，但噪音交易的过度存在会对股票市场的效率产生负面的影响。本文借用分形理论的R／S分析法，对中国股市的收益率进行了实证检验，计算其赫斯特（hurst）指数，并与美国和香港的赫斯特指数进行横向比较，以此来分析中国股市的有效性以及噪音交易的程度。     

中国对外贸易本地市场效应及其假设前提的验证

利用计量模型对中国与32个伙伴国或地区对外贸易中的本地市场效应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所有商品和细分类别商品的双边贸易中并不存在统一的本地市场效应模式;一些重要贸易伙伴国与中国双边贸易中的本地市场效应现象并不突出。通过对贸易成本、规模经济程度和产品差异化程度对本地市场效应影响进行验证,验证结果表明：三者对总体贸易的本地市场效应没有显著影响;贸易成本和产品差异化程度分别对2类和7类商品对外贸易中的本地市场效应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