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利用华证ESG评分刻画企业ESG表现，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上市公司ESG表现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企业ESG表现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这种促进效应呈现出异质性效果，对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环境规制强度低的企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第二，ESG表现通过推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企业价值两个作用机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第三，ESG表现有助于促进企业开展实质性创新，对企业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的影响比较显著。上述结论的启示：一是引导企业增强ESG信息披露意识，将ESG理念有效运用于公司治理全流程，提高绿色技术创新的主动性、实效性；二是引导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处于环境规制强度高地区的企业，在积极开展绿色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大力开展企业ESG实践，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目标；三是建立健全强制性ESG信息披露体系，强化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同时致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支持国内企业开展ESG实践和绿色技术创新。     

政策规制、绿色金融与高碳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基于结构方程模型（SEM）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战略管理和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制度政策环境→意愿&能力→行为”理论框架，分析政策规制、绿色金融对高碳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选取河南省274家高碳企业为样本，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规制和市场激励型规制正向影响高碳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意愿和能力，市场激励型规制的作用大于命令控制型规制；绿色金融政策、企业转型意愿和能力正向影响其转型行为，企业转型能力在绿色金融政策对其转型行为的作用中具有中介效应。最后，文章从优化政策规制工具，加快构建转型金融框架，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加强政策宣传和配套服务等方面对高碳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能提高企业ESG表现吗

基于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提高了试点地区企业ESG表现,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分析表明,试验区通过推动内部绿色创新、加强外部环境监督以及改善金融市场环境提高了企业ESG表现。进一步研究表明,试验区设立的政策效果在无政治背景、非成长期、非重污染企业以及东西部企业中更加显著;企业提高ESG表现有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但ESG表现与试验区设立的协同效应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存在时滞性。     

连锁股东会影响企业ESG表现吗？

ESG作为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手段,引起了广泛关注。连锁股东作为市场重要参与者,对企业ESG表现会产生何种影响值得进一步探究。基于2011—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连锁股东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连锁股东对企业ESG表现具有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经历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机制分析发现,连锁股东通过提高分析师关注水平及内部控制质量进而促进企业ESG表现提升,即连锁股东对企业ESG表现具有信息效应及治理效应;第三,企业数字化转型在连锁股东与企业ESG表现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其强化了连锁股东对企业ESG表现的积极作用;第四,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媒体关注较高的企业与非重污染企业中,连锁股东对促进企业ESG表现提升的作用更显著。研究结论拓展了连锁股东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为企业提升ESG表现提供了参考。     

双碳背景下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企业ESG表现

双碳目标的提出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注入动力,引导地方政府更加积极地推进碳减排措施,促进可持续发展。本文利用2009—2022年沪深交易所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实证考察了双碳背景下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双碳背景下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会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且影响效应具有行业异质性,重污染企业的ESG表现更易受到试点政策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双碳背景下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通过政府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来提升企业ESG表现。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评估双碳背景下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可持续发展的推动效果,引导企业更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提升环保绩效,促进低碳经济的建设。     

绿色金融与企业ESG表现：关注度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探讨绿色金融是否对企业ESG表现产生积极影响,以及媒体关注度和公众关注度如何影响绿色金融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固定效应的回归方法对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5～202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促进企业ESG表现。同时,关注度越高,绿色金融越能促进企业的ESG表现。本研究通过强调关注绿色金融的必要性,丰富了绿色金融影响企业ESG表现的理论机制,对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研究

近年来,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企业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方面的表现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2009年第一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A股3096家上市公司,实证考察了企业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ESG表现越好,企业价值越高。对作用机制的分析表明,良好的ESG表现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企业经营效率、降低企业财务风险,从而提升企业价值。进一步分析发现,对非国有企业、所处制度环境较好和信息传递效率较高的企业而言,ESG表现对价值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本文研究为ESG表现的正面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企业和投资者重视ESG表现、政府部门完善ESG激励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     

“双碳”目标下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基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企业绿色转型为视角，从绿色经营管理、绿色生产转型、绿色创新转型、绿色排放转型四个维度，构建企业绿色转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A股中小板和创业板企业2012—2019年数据为样本，考察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转型；政府补贴的资源属性和信号属性均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环境规制在政府补贴与企业绿色转型关系中起反向调节作用，且该作用存在门槛效应；政府补贴对于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第一，建立健全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评价、激励和监督机制；第二，提高政府补贴政策透明度，加强与转型金融政策的协同运用，发挥政策杠杆效应；第三，合理设置环境规制强度，避免政府补贴政策效果受到削弱；第四，根据企业异质性分类施策，积极发挥政府补贴对各类企业绿色转型的正向影响。     

环境规制调节下数字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重污染行业为例

“双碳”背景下,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发展的数字金融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重污染企业节能减排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1年沪深上市A股重污染行业面板数据,使用SBM-GML模型测算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在本文主效应中起着负向调节的作用;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能够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来提升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更显著;相较于中部,数字金融对西部和东部的影响更大。基于此,本文建议加快金融智能化和数字资产化,并制定差异性环境政策帮助重污染行业绿色转型,助力高质量发展。     

低碳转型能否提升企业环境-社会-治理表现?——基于“低碳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依据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量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环境-社会-治理(ESG)表现的影响。结果显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有效提升企业的ESG表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通过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环境治理投资来提升企业的ESG表现。进一步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企业市值压力和财务风险更低的企业、市场关注度更高的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显著。鉴于此,地方政府应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分类推进重污染行业的低碳转型。     

国企混改与ESG信息披露

基于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越来越受到公司利益相关者的重视,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其影响机理缺乏相关研究的现实,利用2007—2021年上市国有企业的相关数据,从混合股东多样性、混合股权深度和混合股权约束三个方面研究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显著提升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并且此种促进作用在竞争性国有企业、政府干预程度较低的国有企业中更强。就作用机制而言,非国有股东通过完善企业的内外部激励、监督机制和发挥资源效应,进而促使国有企业提高ESG信息披露质量。拓展性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和绿色激励政策强化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ESG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作用。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法的实证检验

本文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视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ESG表现，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只对东部地区和南方地区的企业ESG表现起提升作用；并且相较于低碳城市企业、非国有企业和成熟期企业，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提升高碳城市企业、国有企业和衰退期企业的ESG表现，抑制成长期企业的ESG表现。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通过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感和加强企业内部控制，从而提升企业ESG表现。     

权变抑或逐利:环境规制视角下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制度逻辑

立足环境规制日趋严苛和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现实背景,本文基于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经验数据,尝试由环境规制入手阐释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制度逻辑.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具有强化效应;与低区域环境规制压力企业和弱污染企业相比,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的强化效应在高区域环境规制压力企业和强污染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通过强化实体企业金融化,最终对企业主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拓展了环境规制经济后果相关研究,从环境规制角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制度动因进行扩展性探讨,对环境规制政策的调整优化以及企业金融化问题的治理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绿色金融政策推动、市场发展与工业绿色转型——基于甘肃省与全国各省的比较研究

文章基于2020—2022年《中国地方绿色金融发展报告》数据,从政策推动和市场建设两个层面研究甘肃及各省绿色金融发展特征,并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研究绿色金融影响工业绿色转型的机制和效应。研究发现,从全国来看,绿色金融发展有效降低了工业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而且节能效应更为显著;从绿色金融政策推动和市场建设来看,二者的节能效应相似,但降碳效应中,金融市场的作用更为显著。通过对甘肃省与其他各省的比较研究发现,甘肃省绿色金融政策支持力度较高,但政策的节能降碳效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绿色金融市场效应与全国平均水平相似,但金融市场规模相对较低。为有效提升甘肃省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及转型促进效应,需进一步强化绿色金融服务供给的覆盖面和精准度,注重绿色金融政策对工业节能增效的激励约束,持续推动金融产品创新,扩大绿色金融市场的有效供给。     

金融科技、强环境规制与区域工业绿色发展

基于工业绿色增长、资源环境压力、绿色政策支持三个维度构建工业绿色发展评价体系,对全国30个省、区、市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探讨金融科技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传导机制,并运用三重差分模型分析强环境规制下金融科技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补偿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工业绿色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东部地区发展水平较高,中部次之,西部较低。其中,金融科技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具有正面效应,强环境规制下金融科技发展程度越高的地区对其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效应愈加显著。因此,亟须推动工业绿色协调发展,强环境规制地区更应注重借助金融科技手段驱动工业绿色发展提质增效。     

中国绿色金融政策、融资成本与企业绿色转型——基于央行担保品政策视角

近年来,中国绿色金融政策陆续出台且支持力度不断强化,政策效果受到广泛关注。本文首先将绿色金融政策和绿色转型纳入可持续投资(ESG)资产定价模型,分析绿色金融政策对风险资产均衡收益和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理。其次基于绿色债券纳入央行合格担保品这一准自然实验,分别从企业融资成本和绿色创新两个角度实证检验绿色转型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1)央行担保品类绿色金融政策通过降低绿色债券的信用利差为绿色企业提供融资激励,同时通过提高棕色债券的信用利差给棕色企业的绿色转型带来倒逼促进作用。(2)这一影响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内作用更为显著,但随时间推移逐渐弱化。(3)央行担保品类绿色金融政策通过融资途径显著提升了棕色企业的绿色创新,倒逼棕色企业绿色转型。     

绿色信贷政策能否促进绿色企业发展?——基于风险承担的视角

绿色信贷政策是否可以提高绿色企业的风险承担对于经济绿色转型至关重要。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以2012年出台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出台显著提高了绿色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而强化企业绿色实质性创新激励和提高银行信贷供给意愿是绿色信贷政策影响绿色企业风险承担的重要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风险承担增进效应在低现金水平、小规模企业和高市场化行业的企业中更加突出。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政策、地区创新氛围和市场发展活力在绿色信贷政策增进绿色企业风险承担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表现为随着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大、地区创新氛围的增强和市场出清的加速，绿色信贷政策的风险承担激励效应将显著增强。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微观经济效应，为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的政策框架体系提供了有益参考。     

企业ESG表现对企业韧性的影响研究

依据2009—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量企业ESG表现对企业韧性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ESG表现对企业韧性正向影响显著,企业ESG表现越好,企业韧性越强,且在重污染行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良好的企业ESG表现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创新效率两个渠道增强企业韧性。鉴于此,企业应努力提升自身ESG表现,政府主管部门要引导并鼓励企业加强ESG建设,各利益相关方发挥监督作用,强化企业韧性,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研究

依据2010—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量数字技术应用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及首席数据官调节作用。结果显示：企业数字技术应用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和改善ESG绩效,降低污染物排放及碳排放效应显著,设立首席数据官强化了这一效应;异质性检验显示,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在中小规模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更为显著。鉴于此,建议强化企业ESG绩效考核,进一步加大数字技术应用力度,鼓励绿色技术创新。     

环境规制能否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融资支持与技术支持的视角

在环境政策对生产率产生作用的过程中,实体企业部门的转型措施通过技术创新对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而转型决策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资金支持情况。本文聚焦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关系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加入实体经济融资获得情况即社会融资规模因素作为调节变量,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水平的环境规制促进GTFP提升,社会融资规模对环境规制与GTFP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技术创新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强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金融和技术支持作用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