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提高会增加农民工收入吗?

随着农民进城务工数量的持续增加,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和最低工资标准的显著提高,最低工资的作用和影响再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应用大规模的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库和一些宏观数据,分析了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流动人口就业、工作时间和工资的影响。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就业仅有微弱的影响,仅对女性和中部农民工的负面影响显著。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后,会显著增加男性及非国有企业农民工的工作时间。     

基础管理——企业应用信息技术的核心问题

本文从信息技术在企业应用中所触及的管理问题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在当前企业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基础管理的规范化 ,以及采用先进的技术建立企业信息化的方法。     

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会诱发过度投资吗

政府行为的策略变化是否会引起企业行为的变化?本文以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为切入点,研究其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本文首先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测算出企业投资效率并保留其中过度投资的样本;其次利用地级市经济社会数据构造出税收竞争指标,实证检验税收竞争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并进行相应的异质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实证研究发现税收竞争显著促进企业过度投资,而且对非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影响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当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破解产能过剩等问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最低工资会打击农民工就业吗

本文对最低工资不利于农民工就业的各种观点进行了反驳.指出,政府需要制定相应的劳动力保护政策,以维护社会公平.通过制定最低工资,吸引农民工加入工会,壮大农民工在经济利益上合法抗争和博弈的能力,同时建立和健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阻止农民工劳动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的无限制发散.本文提出了农民工实行最低工资的可行性,并对最低工资法的实施效果给予了肯定性评价.     

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关联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异地投资吗?

作为制造业重要的中间投入品,生产性服务业在地理空间形成关联关系是否有效解决了制造业企业异地投资对服务要素需求的痛点呢?为此,文章采用修正的引力模型测算中国2004-2020年两两省份间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关联,并手工整理获得制造业上市公司在异地投资子公司数量的指标,构建理论和计量模型探究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关联对制造业企业异地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1)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关联具有较强的制造业企业异地投资带动效应,主要是信息技术、金融科技和计算机软件等细分生产性服务业行业空间关联显著促进了企业异地投资。(2)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关联是通过提高省份间服务要素投入的途径来促进企业异地投资;且省份间交通连接和信息技术联通水平越高,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关联发挥的正向作用越明显。(3)异质性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关联对异地投资制造子公司,以及对技术密集型和非国有制造业企业异地投资的影响效果更为明显。文章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视角丰富了制造业企业异地投资的相关研究。     

制造业服务化会加剧中间品进口依赖吗？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的投入产出表和社会经济账户,在科学测度制造业服务化和制造业三类中间品进口依赖的基础上,引入技术距离和规模效应,深入剖析制造业服务化对制造业三类中间品进口依赖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制造业中间品进口依赖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研究发现：①制造业服务化会加剧制造型中间品进口依赖,缓解生产服务型和生活服务型中间品进口依赖,该结论在多维检验中均稳健存在;②引入技术距离后制造业服务化对制造型和生产服务型中间品进口依赖的边际效应呈倒U型,制造业服务化的边际效应受技术距离的影响;③行业规模扩大能够有效缓解制造业中间品进口依赖,随制造业服务化的提升对制造型中间品进口依赖的缓解作用加强;④制造业三类中间品进口依赖均能够有效提高一国全要素生产率。     

用信息技术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1．信息技术与企业内外沟通的效率。从整体的观点来看一个企业,企业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是影响企业经营效率的决定性因素,传统的沟通和协调往往是通过人员的往来和会议等方式进行,如果企业只在一个很小的地域范围内,也许这还不是一个大问题。但如果企业的各部分分布在比较大的地域范围     

产业发展从人口集聚中受益了吗?——基于2005-2011年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2005-2011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统计分析和工具变量回归,研究了近些年中国城市人口集聚对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以及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并且进一步分析了不同人口规模城市受集聚经济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人口集聚效应总体上对非农劳动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明显,甚至为负值,第三产业则享受了更多集聚经济的好处;人口集聚并非越强越好,人口规模超过某个水平反而会抑制劳动生产率;不同规模城市的集聚效应略有差别,中小城市对集聚的好处更加敏感。     

集权式股权结构会影响信息技术企业创新吗——非执行董事的中介效应

中国企业普遍具有高股权集中度。基于双重委托代理理论,以Osiris和CSMAR数据库中国信息技术类全球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不同集权式股权结构对企业创新的差异化影响,以及非执行董事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绝对集权式股权结构更易形成控股股东的“支持效应”和大股东间“同舟共济”,体现为保守的创新投入和较高的创新产出;相对集权式股权结构更易形成控股股东的“掏空效应”和大股东间“同床异梦”,体现为较高的创新投入和较低的产出。基于中介效应机制的研究表明,非执行董事对创新投入的决策效应不显著,但对创新产出的“监督效应”显著,且非执行董事具有显著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两职分离能够抑制相对集权式企业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家族企业在相对集权式股权结构下的“掏空效应”和“同床异梦”更明显。     

自贸区建设促进了制造业结构升级吗?

自贸区是中国包容式增长的重要体现,是地区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政策红利"。本文分析了自贸区建设通过贸易便利化与投资便利化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选择2013年上海自贸区和2015年天津、福建和广东自贸区的挂牌事件作为准自然实验,并基于2003～2017年24个省份(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DID模型检验发现:自贸区建设总体上能够有效优化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上海自贸区建设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的政策效果具有3年持续期并在此之后不再明显,天津、福建和广东自贸区建设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的政策效果因滞后效应暂未显现;通过对机制的纵深检验发现,自贸区建设通过贸易便利化的进口质量效应和投资便利化的专业化分工效应有效促进了制造业结构合理化。     

我国制造业的信息技术投资效果——结合行业影响因素的分析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信息技术投资有利于提高制造企业的绩效,同时,行业资本密集度在信息技术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中起反向的调节作用,而行业增长率在信息技术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中则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最低工资标准会诱发企业金融化吗?——来自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检验

最低工资标准的逐年提高让企业面临日益增加的劳动成本压力,可能诱发企业尤其是制造企业的金融化倾向,导致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本文以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筛选2007-2019年共2 104家制造企业所组成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挖掘了最低工资标准变动对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机制。实证数据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会因实业投资回报率下降而显著增加企业金融化水平,但以上作用机制在强创新导向、高生产效率及市场份额占优的制造企业中会明显弱化。     

企业信息技术投资价值评价方法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以信息技术为主要特征的高新技术的发展不但影响着全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同时也影响到全民经济生活的转变。现代化企业对IT技术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然而,对IT技术的企业价值认识问题一直困绕着管理者和研究人员。企业不断地将巨额资金投入到计算机及相关技术上并殷切期望能获得理想的回报,然而企业投入IT的回报是否能如其所愿得以实现仍然被诸多问题所困惑。目     

信息技术投资与企业绩效关系模型研究综述

信息技术投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研究热点,从早期的"信息技术与企业绩效是否存在关系"到现今的"信息技术如何产生价值",产生了很多相关的关系模型。在归纳总结多篇文献后,本文将IT技术投资与企业绩效关系模型归为从业务流程和IT能力视角研究的两大类。并且,分别对这两种类别模型中的基本模型和在此基础上改进的模型进行了较详细的描述,以便相关研究者对IT技术与企业绩效关系模型有大致的了解。     

2015,中国经济会怎样?

经济"新常态"将是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基于这个大背景,我们对2015年的宏观经济预测的前提假设是,经济增长动力来自经济本身的自我调节能力。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回落至9%投资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引擎,短期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快慢直接影响着经济增速,从构成来看,固定投资主要由三大块构成:基建、房地产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