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新乡村运动述评及其启示

韩国在1970年实行的"新乡村运动"让本国实现了由较落后的农业国向工农业均衡发展的经济强国的巨大飞跃。而我国现阶段则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同时由于新型城镇化的深入,农村社会发展模式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发展。考虑到两国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相似性,韩国新乡村运动对我国新农村建设具有极高的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     

韩国“新村运动”与“新农村建设”辨析

针对国内学者往往将韩国的"新村运动"视为"新农村运动"和"新农村建设"这一误解,本文从汉语、韩文和韩国官方的英文解释出发,探讨了"村"与"农村"概念的差异,并从其起源、社会背景、宗旨、目标、内容与展开方式入手,分析、揭示了"新村运动"与我国"新农村建设"及"新农村运动"、"新乡村建设"之间的差异,进而在全面、正确地理解"新村运动"的基础上总结了该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指出唯有注重农村与城市的协调、和谐发展,而不是将两者的发展对立起来;唯有在致力于经济开发的同时,加倍重视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和共同体意识的教育,以及社会的和谐、国家的整体发展和制度的建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韩国"新村运动"与"新农村建设"辨析

针对国内学者往往将韩国的"新村运动"视为"新农村运动"和"新农村建设"这一误解,本文从汉语、韩文和韩国官方的英文解释出发,探讨了"村"与"农村"概念的差异,并从其起源、社会背景、宗旨、目标、内容与展开方式入手,分析、揭示了"新村运动"与我国"新农村建设"及"新农村运动"、"新乡村建设"之间的差异,进而在全面、正确地理解"新村运动"的基础上总结了该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指出唯有注重农村与城市的协调、和谐发展,而不是将两者的发展对立起来;唯有在致力于经济开发的同时,加倍重视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和共同体意识的教育,以及社会的和谐、国家的整体发展和制度的建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编读往来

让《农村版》在农村生根发芽 2003年12月8日,我有幸参加了《中国改革》杂志在北京举办的“新乡村建设研讨会”。会上,我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和热烈的掌声。 在分组讨论如何建设新乡村时,我谈了自己的看法:“要建设新乡村离不开妇女的参与,建设新乡村的妇女必须是新时代的新女性,是有觉悟、有文化、懂技术的妇女。”     

组织起来,建设新乡村——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学员作品

组织起来,建设新乡村 我们从五湖四海走来,我们欢聚一堂,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建设我们美好的新家乡。从晏阳初到新乡建,平民教育运动经历了漫漫历程。曾几何时,我们的老百姓啊,有谁能够真正地摆脱贫穷的束缚;曾几何时,我们的老百姓啊,有谁能够真正实现自己的致富梦想。     

夸夸翟城好地方

组织起来，建设新乡村 我们从五湖四海走来，我们欢聚一堂，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建设我们美好的新家乡。从晏阳初到新乡建，平民教育运动经历了漫漫历程。曾几何时，我们的老百姓啊，有谁能够真正地摆脱贫穷的束缚；曾几何时，我们的老百姓啊，有谁能够真正实现自己的致富梦想。     

韩国有100多个“君子村”

上世纪70年代,韩国开展了著名的"新村运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法制和道德建设。70年代末80年代初,韩国在广大农村发起了评选"无犯罪村"活动,法务部还专门颁布     

韩国“新村运动”对我国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启示

正上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通过"新村运动"对农村经济和社会活动进行了积极干预,有效促进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缩小了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创造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跨越式、超常规发展的模式。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在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从韩国"新村运动"得到一些启示。一、韩国"赫村运动"概况(一)"新村运动"的背景。上世纪70年代初,韩国在两个"五年计划"成功实施后,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工农业之间、城乡之     

让闲置农房搭上“互联网+”快车

正在北京延庆香营镇,自从周歌把自己家院子通过美丽新乡村网站以年租3万的价格出租之后,村里人都请他帮着在平台上出租闲置院子。不到三个月时间,村里有7套院子通过美丽新乡村平台租给了城里人居住,一套闲置农房每年能给村民增加两三万元的房租收入。周歌说:"大伙都叫我‘农房出租专家’,但真正的专家不是我,而是美丽新乡村这个平台。"     

新乡贤治村的生成逻辑与实践困境分析

新乡贤发挥作用,是农村发展新形势下的客观需要。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也面临着诸多困境。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为了实现新乡贤对于乡村治理的合理"嵌入",必须充分利用新乡贤的优势,清除新乡贤治村的障碍,推进农村治理现代化。     

以工补农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新乡村建设的时代特征和区域差异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大背景下,借助农村制度创新和“三农”新政策的动力,我国新乡村建设事实上已自下而上广泛展开,集中表现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以及城市工业文明辐射下的农业产业化与合作化、乡村工业化、村落集镇     

政治影响力与制度生成——新乡贤组织的演生及其类型学

新乡贤组织并不是“千村一面”,其在制度演进过程中的“内生性”与“外引性”的分野,以及村庄精英资源禀赋的不同,催生出了不同形态的新乡贤组织。本文通过考察浙北与浙南十个村落的新乡贤组织演生过程,以成员政治影响力与制度生成为两个维度,建构了新乡贤组织的四种理想类型:互益型、辅助型、分利型、协商型。在此基础上,文章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从个人行动、社会网络与现存制度环境三个层面论述了四类新乡贤组织的形成、演变与职能,并以十个村验证了四种类型的划分,从而进一步讨论了新乡贤组织得以产生的适用条件,以及在地精英或候鸟精英、文化精英或政经精英与新乡贤组织演生的关系。     

韩国有100多个“君子村”

上世纪70年代．韩国开展了著名的“新村运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法制和道德建设。70年代末80年代初．韩国在广大农村发起了评选“无犯罪村”活动．法务部还专门颁布了相关规定．制定了评选标准和实施办法。“无犯罪村”每年评选一次．一年中不发生任何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中止公诉、暂缓公诉等级别的刑事案件或送交检察机关的青少年犯罪案件才符合要求。符合标准的乡村。经道（相当于省）政府和地方检察厅审核．每年4月25日“法制节”各地隆重开会。授予“无犯罪村”称号。并发给一定数额的奖金．     

新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

新时代背景下，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传统乡村已向现代化乡村逐步转变，但在乡村治理方面，还未实现向现代化的转型，面临一系列突出问题，如：村庄空心化、边缘化现象严重、人力资源流失、乡村治理主体能力下降、制度失灵以及乡村精神文明缺位等。面对困境，新乡贤能够发挥其率先垂范和激励情感的作用，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关键因素。本文理清了新乡贤和乡村治理之间的内部关联，剖释了新乡贤的丰富内涵与现实价值，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策略建议，进一步强化新乡贤参与村治功能，走出乡村治理困境。     

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思考——基于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新农村建设,面临诸多复杂的问题,很多问题与韩国当年面对的问题非常相似,韩国新村运动实行的很多方法在我国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可以借鉴,本文在介绍韩国新村运动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总结了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们的国情.具体分析了韩国新村运动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借鉴意义,提出了加快我国新农村建设的若干对策与建议.     

新乡贤:后乡土中国农村脱贫与乡村振兴的社会知觉表征

当前是一个迅疾发展的时代,中国农村发生了嬗变,乡土中国逐渐向后(新)乡土中国转变。新乡贤作为一股农村治理新力量正在不断涌现,并发挥着地方治理的作用,而且他们是近现代以来后乡土中国知识分子为探求农村脱贫、农业振兴而进行的社会知觉运动。本文认为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乡贤在近代的一次突变,新乡贤由此诞生。并着重强调新乡贤及其背后的社会知觉是后乡土中国农村脱贫和农业振兴的关键。     

浅议人才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探析了如何培育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和创新乡村人才工作机制,以及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以供参考。     

“新乡贤合作社” 资金互助 利息敬老

<正>"最新消息!咱村的卫海龙、卫海岗两位离土乡贤出资5万元注入‘乡贤股金’,我们新乡贤合作社又多了两名社员!"什么是"离土乡贤"?什么是"乡贤股金"?什么又是"新乡贤合作社"?柏底村一个小村庄有什么大动作?乡风文明建设,人才是关键要素。山西运城有着千百年农耕文明,更是培育出了许多优秀的能人。2017年春节期间,运城市发出了"寻找新乡贤"的号召,寻找那些能力突出、品德高尚、对家乡建设怀揣热情和责任的"新乡贤",通过各种形式参与家乡的建设。截至2018年12月底,运城"新乡贤库"已注册     

中国新乡村建设悄然兴起——写在《中国新乡村建设丛书》出版之际

从21世纪开始，伴随着中国迈进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崭新时期，中国新乡村建设悄然兴起，中国的“三农”现代化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新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困境:另类商品化与合作劳动——基于华南某乡村旅馆项目的案例分析

21世纪初兴起的中国当代新乡村建设对探索资本化、市场化之外的农村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Wright和Gibson-Graham对另类发展的认识范式,试图突破以往浪漫化抑或单纯质疑新乡村建设的二分视角,选取一个乡村旅馆合作经营的案例进行研究。本文指出了新乡村建设至少面临两个困境:一是通过"另类商品化"在经济过程中嵌入社会、文化、生态价值的困境,二是通过合作劳动维持"公地"运营的困境。这两个困境背后存在特定的社会再生产机制:前者主要是由于生产和生活商品化程度的加深强化了农民对现金的需求;后者则可以部分归因于土地个体经营的宏观制度与合作劳动中对劳动质量的评价标准的缺失。揭示这些结构性障碍并不是否定相关实践,而是期待在对实践作出反思的基础上,找寻行动的可能空间,给实践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