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化发展与耕地变化的关系——对国内相关研究的综述

在我国，城市化发展与耕地变化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就是人们研究的热点问题，不少专家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文对国内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做一个简要的综述，并认为目前的研究在内容上较为全面、方法上比较科学，但在城市化发展与耕地质量变化的关系以及城市化发展与耕地数量变动问一般规律的探索等方面还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天津市耕地资源态势及其相关社会经济驱动因素

从天津市50多年长序列耕地统计和土地调查资料,分析其耕地资源数量动态变化趋势、利用特征,探讨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因子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1949年以来,天津市耕地资源数量在波动变化中呈减少趋势;人均耕地减少,耕地集约利用程度不断提高;部分地区耕地质量下降,耕地后备资源匮乏。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城市化、相关政策和比较经济利益等因素,对耕地资源数量变动的驱动作用非常明显。     

城市化、产业结构变动与城乡收入差距——以湖北省为例

从城市化、产业结构变动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互影响的机理出发,基于湖北省1978～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本文对这三者进行了动态计量分析。研究表明,城市化水平和产业结构变动是影响湖北省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城市化和第二产业变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都具有长期的正的冲击效应;但城乡收入差距对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变动没有明显的冲击效应,城市化推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但产业结构的变动对城市化的冲击效应并不明显。     

城市化对耕地保护的正负效应分析

城市化是工业化社会的必然过程,是社会结构变化中的一种重要社会形态和组成部分.处理好城市化与耕地保护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确保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之一.本文分析了城市化对耕地保护的正负效应,剖析了城市化对耕地保护的“正弱负强”效应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提升城市化对耕地保护正效应的对策建议.     

乡村劳动力要素变动与耕地利用转型

耕地是影响乡村转型发展的关键要素,农业生产要素投入视角的耕地利用转型研究可为乡村人地关系协调发展提供思路。文章基于土地利用转型理论论述了乡村劳动力要素变动下耕地利用转型的概念内涵、动力机制,探讨了劳动力要素变动与耕地利用转型之间的关系。乡村劳动力要素变动下的耕地利用转型是社会经济转型和变革过程中,乡村地区劳动力数量、质量、年龄结构变化引发的种植结构、经营方式、固有投入和耕地产出能力等耕地利用形态的变化,乡村地区社会经济动态过程与微观个体体能效应、劳动替代效应、土地替代效应的共同作用是助推耕地利用转型的动力。研究认为,乡村劳动力要素变动下的耕地利用转型研究的关键在于通过耕地利用形态的刻画,剖析劳动力结构变动与耕地利用形态变化的关系。在乡村劳动力要素变动背景下,面向农业转型升级和现代农业发展的耕地利用转型调控需要全面把握劳动力要素的新发展趋势,逐渐强化土地和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     

达州市城市化进程与耕地保护协调性分析

文章以达州市1999-2012年城市化和耕地统计数据为基础,首先对达州市1999-2012年城市化发展与耕地保护的关系做了阶段性分析,然后运用了城镇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模型,计算出1999-2012年达州市城镇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结果表明,达州市城市化发展进程中耕地面积呈阶段性变化;达州市城镇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总体上处在较高水平,并表现出四个阶段性特征.根据结论提出了加快城市化发展推进土地集约利用,实现耕地规模经营,强调耕地保护,加大耕地保护力度,控制人口,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等建议,促进城镇化与耕地资源协调发展的.     

浅议新疆城市化进程中的耕地保护问题

近年来新疆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耕地面积特别是人均耕地面积持续减少,耕地保护形势严峻.本文通过近10年城市化过程中耕地资源动态变化的总量指标,分析了新疆城市化进程中耕地保护的现状和困境,初步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浅议新疆城市化进程中的耕地保护问题

近年来新疆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耕地面积特别是人均耕地面积持续减少,耕地保护形势严峻。本文通过近10年城市化过程中耕地资源动态变化的总量指标,分析了新疆城市化进程中耕地保护的现状和困境,初步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城市化与耕地保护对土地管理工作的影响研究

在高速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城市化与耕地保护工作必然面对矛盾与利益并存的局面。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引起城市周边地区的城市化。由于绝大多数城市都处于土地相对良好的区域,在实现城市化的道路上必然占用大量的土地,尤其是对适宜耕种土地的需求。本文通过分析城市化与耕地保护工作的矛盾,对缓解城市化与耕地保护间的矛盾提出了一些看法与建议。     

城市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性研究--以江苏省为例的实证分析

研究城市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问题,对于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缓解资源的退化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首 先借鉴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度模型测算江苏城市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并对其时序特征进行了简要的分析。然后,结合江苏 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城市化与耕地资源协调度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作深层分析,并运用江苏省1979～2000年的统计数据估计 了协调度与经济发展间的数量关系模型。最后,得出了相应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即城市化与耕地资源的有效协调必须以 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和整理开发为保障。     

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及政策启示：来自产业集群发达国家的经验

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使得集群政策开始成为各地区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成长的重要政策工具。来自国内外发达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实践中的大量证据表明,政府政策正在成为各地产业集群培育或发展的重要措施。本文将总结美国、意大利等国家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成功政策经验,提炼国外先进地区政府运用产业集群的政策启示,为我国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借鉴。     

风险视角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划分,取决于人类生活所同时面临的两种不同性质的风险。损失风险属于公共风险,归政府治理;机会风险属于私人风险,归市场治理。市场经济就是风险经济。市场机制就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市场主体自主地将自己的产权与他人进行交换的风险机制。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向市场注入风险机制,解决制度环境、市场主体、产权制度、行政垄断等问题。     

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关键在于这种代价能不能承受,值不值得承受。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一些看起来与经济问题无关的公共政策,如果细心分析总是可以发现其中的经济学逻辑。这一逻辑告诉我们,公共政策是通过比较其成本和收益而产生的,公共政策存在的理由在于它的社会成本小于以市场和企业自行解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政府在老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当老年产业受制于市场的不成熟、不完善而无法顺利形成良性互动式发展趋势时,由政府介入解开市场与企业间的“死结”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政府应针对不同性质的领域采取不同的对策。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和非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问题作了分类研究,并着重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提出了发展思路和可以采取的具体对策措施。     

基于旅游者视角的昆明——丽江铁路与丽江旅游的关系研究

于2011年1月正式开通的昆明一丽江铁路（以下简称昆一丽铁路）,一方面大大改善了丽江旅游业的可进入性,另一方面则大大减少了前往丽江旅游者的费用开支,从而促进了丽江旅游业进一步的繁荣发展。从旅游者的视角,就昆一丽铁路的开通对旅游者前往丽江旅游盼决策以及在丽江旅游经历产生的影响做出评价,旨在评价这一可进入性的增加对前往丽江旅游者的旅游决策及旅游经历的影响。另外,还验证了火车旅行对旅游者选择丽江作为其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性。     

试论土地构成与土地价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产权可进入市场流通,实行土地资产经营,对此人们已没有疑问。但土地是否有价值(劳动价值),如何确定土地价值与价格,在认识上大相径庭,由此产生种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深入研究土地价值问题,不仅对研究地租地价理论十分必要,而且对研究土地产权流转、土地市场的管理、土地金融等等土地经济问题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三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 对于土地价值这样一个基础理论问题,理论界有所谓无价值论、全价值论和土地价值二元论三种分     

论公私法划分与市场体制的演进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法治社会的建立和法制的完善则是一个在政府积极推进，社会与国家博弈以及社会交易等各种因素合力推进中逐步发展的制度演进过程。本文从比较西方公私法的划分以及在实践中的作用的角度，从法理学层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基础和制度安排作了初步探讨。     

谈单位负责人作为会计责任主体的职责

会计工作与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是企业搞好经济管理工作的立足点。论述了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以及单位负责人在本环节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论确立国有企业改革的利益主体二重性

确立国有企业的利益主体地位不能单纯地注重在所有制的性质上,而应立足于财产的占有方式。由国有企业产权运动历史发展的四个特征规定,在再生产的过程中,其本身必然地会发生财产主体的背离。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化是国有产权的异化,同时二重化的利益主体又是统一的,并对代表全民的国家利益主体进一步地规定。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性跟马克思提出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预测是一致的。     

自由与制度关系角度反思全球性金融危机

为了深入探究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对转型的中国经济以有益的启示,在自由与制度辨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金融自由化的本质是自由与制度结合的理论观点。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提出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假说,并以理论和实际数据验证这个假说。验证的结论是,此次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而非金融自由化制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