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收敛性研究

将环境污染、创新失败因素列为非期望产出指标,运用2006—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SBM—DEA模型对中国绿色创新效率及其区域差异进行测算,进而采用σ收敛模型、绝对β收敛模型、条件β收敛模型考察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收敛性。结果表明：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存在较大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均不存在明显的σ收敛,但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且影响收敛的显著性因素各不相同。     

福建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收敛性的实证分析

基于福建省1999-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据,从福建省58县市、9地市、五大区域三个层次上对农民人均纯收入进行了σ收敛检验、绝对β收敛检验、条件β收敛检验。结果表明:福建省58县市和五大区域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存在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9地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006年以后开始呈现出σ收敛趋势和绝对β收敛趋势;1999-2012年间福建省58县市、9地市、五大区域农民人均纯收入都存在条件β收敛。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的空间差异及收敛性研究北大核心

基于1995—2017年黄河流域9省区的面板数据,先利用US-SBM分析模型测得各省区绿色发展水平,再采用Dagum基尼系数、σ收敛及β收敛等分析方法考察流域绿色发展区域差异及差异演变的收敛特征。研究发现:(1)流域绿色发展总空间差异呈下降趋势。上游地区绿色发展区域内差异相对最大,中游相对最小;下游与上游、中游地区绿色发展区域间差异均较大,而上游、中游区域间差异相对要小;区域间差异是总差异产生的主要来源。(2)流域总体、上游及下游地区绿色发展差异演化趋势均不存在σ收敛特征,仅中游地区存在一定程度σ收敛;同时流域总体及其三个分区绿色发展均存在绝对β收敛与条件β收敛特征。     

中国省级区域人力资本的收敛性分析

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表明,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或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也是不发达区域赶超发达区域的重要条件。在我国实施区域协调发展的背景下,对我国人力资本的区域差异进行实证分析显得十分必要。通过σ-收敛和β-收敛检验了我国内地30个省份(为统计方便,将重庆归入四川)的人力资本增长情况,认为1990￣2004年我国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是绝对收敛的,这将有利于缩小我国的区域经济增长差距。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收敛性研究——基于三次产业的视角

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已经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为揭示造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运用经济增长的σ-收敛、绝对β-收敛、条件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等方法,检验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得出造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各区域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不一样;造成各区域三次产业升级和转换不同的原因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所享受的优惠政策不对等和开放程度差异。     

我国典型的区域发展模式及其经济收敛分析——基于2000-2012年我国七个典型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后,我国各地区努力探索适合本地经济发展的路径,由此各自形成了比较典型区域发展模式.本文以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广西、四川、内蒙古七个典型的区域作为研究对象,比较各区域的发展模式.研究结果显示,各区域在改革开放之初形成的产业比较优势一直延续到了当前.通过收敛分析发现七个区域间存在σ收敛和条件β收敛.在条件β收敛模型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港澳台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特色农业部门对以上七个区域的经济收敛具有促进作用;而对外贸易、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农村劳动力转移等因素进一步拉大上述区域间的差距.笔者把比较优势指标引入条件收敛后发现,假如以上区域墨守成规,依旧依靠传统的比较优势,会抑制区域间的经济收敛进度.     

排污强度的空间差异与收敛：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实证分析

笔者对2002年～2008年长三角地区排污强度的空间差异进行β收敛检验.研究表明,江、浙、沪三地的排污强度特征各异.绝对β收敛模型结果得出,长三角地区工业三废的排污强度均呈现显著的β收敛.条件β收敛模型分析显示,除了人均GDP增长率的提高有助于三类排污强度的空间收敛外,其余因素对排污强度收敛与否的作用不同,这体现出各城市产业、贸易和人口等因素的分化对各类污染物排污强度的不同影响.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分布动态、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基于数字经济理论内涵构建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测度,并采用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方法揭示数字经济发展的分布动态、区域差异及来源,利用变异系数和空间计量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发展的σ收敛和β收敛特征.研究发现:2011—2018年,中国区域数字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稳步提升;4大板块数字经济发展差异显著,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空间分布呈非均衡性和渐进演进态势,空间集聚特征明显;除东北部外,全国和其他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不存在明显的σ收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趋势,且发展水平较低的西部和东北部具有较高的收敛速度;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存在趋同,但收敛速度不同步.     

广东区域金融发展的收敛性分析

基于经济收敛理论,运用σ收敛、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检验方法,对广东区域金融发展的收敛性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1978-2008年,广东区域金融发展没有出现差距自动缩小的趋势,总体上不存在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格局,但存在条件β收敛趋势,而且山区各地市表现出俱乐部收敛的特征。因此,促进广东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途径是:第一,加快珠三角金融一体化步伐,增强其对全省的辐射能力;第二,促进东西两翼、山区与珠三角地区的金融资源整合和金融产业合作,加快落后地区金融改革与发展步伐;第三,建立互补有序、协调发展的金融资源配置体系,实现全省金融资源的高效运作和优化配置。     

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分析

本文研究了健康和教育人力资本对全国和地区人均经济增长率以及对地区经济收敛性的影响效应.通过对截面数据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发现:我国经济增长不存在绝对B收敛,但有显著的"俱乐部收敛"特征;初期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健康人力资本对产出的效应要高于教育人力资本;东中西部地区的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均有显著影响,健康人力资本在中西部地区影响显著,东部地区由于人口老龄化因素,健康人力资本影响不显著;西部地区经济收敛速度较快,且经济的协调发展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助于西部实现对东部地区经济的赶超.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行业异质性及收敛性测度

中国制造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全球价值链位置演化呈现收敛趋势。利用TiVA 数据库提供的数据,采用附加值贸易法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进行测度。结果发现,1995-2014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演化经历了3个阶段（GVC1.0、GVC2.0、GVC3.0）,在GVC1.0时期全球价值链位置不断下降,在GVC2.0时期全球价值链位置加速上升,在GVC3.0时期全球价值链位置稳步上升。构建全球价值链位置收敛计量检验模型,分别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绝对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演化存在绝对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但是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演化存在绝对β发散和条件β收敛。研究结论可为促进我国制造业不同行业迈向全球价值链更高位置提供新证据。     

中国制造业物质生产率与价值生产率变化及收敛趋势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国泰安数据库以及手动收集的上市公司销售量数据,运用ACF方法测算了2011—2019年期间企业的物质全要素生产率(TFPQ)和价值全要素生产率(TFPR),比较了两者的变化趋势以及收敛情况。结果显示,整体、分地区、分行业的TFPR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态势,而TFPQ基本表现出较平稳的增长,非国有企业和年轻企业TFPQ明显更大。制造业企业TFPR整体上存在绝对β收敛,且TFPR绝对β收敛的速度大于TFPQ。部分行业和地区的企业TFPQ不存在绝对β收敛但存在条件β收敛,行业、地区层面的企业TFPR基本都存在绝对β收敛。测算剔除价格因素的生产率TFPQ,并从行业、地区、企业性质等方面分别与TFPR对比分析,能对中国制造业技术效率变化进行更直观的审视,并有助于把握行业和地区间真实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增长,为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西方家庭债务变动的地区差异与敛散性分析:1995-2009

采用1995 -2009年美国、英国等7个国家家庭债务数据,从家庭债务规模与增长速度方面,考察了西方国家家庭债务变动的地区差异.家庭债务变动的收敛性研究结果表明,西方国家家庭债务从整体上存在σ收敛,债务的规模会趋于一致;家庭债务增长存在β绝对收敛,家庭债务规模偏小的国家增长速度较快;家庭可支配收入与储蓄是影响西方国家家庭债务变动的最主要因素,但是影响的方向可能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相对于美洲与亚洲,欧洲国家家庭债务变动的俱乐部收敛更加显著.     

农村居民区域收入收敛性实证分析——以江苏为例

使用1985~2005年江苏省农村居民收入统计数据,从三个层次上对江苏省农村居民区域收入进行了σ收敛、绝对β收敛以及条件β收敛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农村居民区域收入整体上不存在σ收敛,大多数时段江苏省农村居民区域收入存在着显著的绝对β收敛,江苏省农村居民区域收入三个层次都存在条件收敛。     

经济开放、市场分割与我国地区经济收敛研究

本文在经济收敛理论分析框架中加入市场分割和经济开放因素,使用纠偏虚拟变量最小二乘法对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收敛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东部地区存在绝对β收敛,中部地区不存在绝对β收敛,西部地区的绝对β收敛特征不明显,但是三个地区内部都存在明显的条件β收敛。市场分割对东部地区经济存在促进作用;当市场分割程度较低时,市场分割对西部地区经济存在促进作用,但达到一定临界点后,市场分割将会阻碍经济增长;市场分割对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经济开放对中部地区的经济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经济拉动作用较小。     

电力利用效率差异及收敛分析

能源效率方面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从电力的角度分析能源效率的差异和收敛。研究发现：我国东部电力利用效率普遍较高,中部其次,西部最低,且西部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电力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中,根据面板数据的PCSE估计的结果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与电力利用效率正相关,而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则与之负相关;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缩小会促使电力利用效率差距的缩小,而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的标准差缩小则会扩大电力利用效率的差距;只有东部地区存在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均存在条件β收敛,且东部的收敛速度最慢,而西部的收敛速度最快。     

区域创新能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收敛性的影响

文章检验了 2001-2019年中国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收敛的存在性,以及区域创新能力对其收敛性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如果不考虑空间相关性,采用普通面板模型,全国和四大区域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不存在显著的σ收敛,但都存在条件β收敛.东部和东北地区存在绝对β收敛.引入创新能力作为解释变量之后,全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β值呈变小趋势,说明区域创新能力加速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性;第二,考虑空间相关性,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后,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β值均继续变小;从全国来看,收敛速度有所下降,但仍显著;综合来看,创新能力使各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各自呈现出更显著的"俱乐部"收敛特征,有利于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     

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时空分异及空间收敛性分析——基于企业大数据的考察

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于推动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和质量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基于数字经济相关企业大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方法测算了2000—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分析了数字经济产业的时空分异格局及演化特征，进一步运用Dagum基尼系数法揭示其区域差异，并使用σ收敛模型和β收敛模型考察其收敛性。研究发现：(1)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规模呈“U”型发展趋势，全国数字经济产业呈现“城市群带动、沿海大集聚—内陆小集聚”的空间格局。集聚热点表现为“东强西弱，南热北冷”，各城市群呈现“多核心集聚”的空间格局，沿海城市群连片集聚，内陆城市群离散集聚。(2)全国层面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差异存在加速收窄特征，东中西部视角下，差异来源主要为区域间差距的贡献，南北方视角下，差异来源主要为区域内差距的贡献。除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近年来有所上升外，区域间差距总体趋于下降。(3)全国及各区域存在σ收敛、绝对与条件β收敛特征，且条件β收敛下各区域收敛速度更快，西部地区不存在σ收敛现象。     

农业环境效率的时空演变及收敛性：1978—2015

科学评价农业环境效率及其收敛性是研究农业环境效率的基础,有利于制定农业绿色发展的政策。通过构建Global超效率DEA模型测度了1978—2015年我国28个省份的农业环境效率,并对农业环境效率的时空演变和收敛性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978—2015年,我国农业环境效率总体偏低,但呈缓慢增长的态势;从空间来看,东部地区农业环境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我国农业环境效率不具有绝对收敛,但是具有条件收敛;分地区来看,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业环境效率不具有σ收敛,但是具有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东部地区农业环境效率则具有σ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不具有绝对β收敛。从条件β收敛的收敛速度来看,东部、中部、全国和西部的收敛速度依次减弱。     

空间收敛视角下中国城市土地开发强度演变特征

利用收敛模型对中国大陆30个省区2006—2016年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空间差异的演进特征进行定量刻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启示。结果表明:(1)无论是全国层面、区域层面,还是省域层面,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在研究期内总体上都呈上升趋势;(2)除东北地区外,全国层面和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的空间差异表现出σ收敛特征,σ系数在考察期内都呈波动下降趋势,区域间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的总体差异逐渐缩小。同时,全国层面和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的地区分布还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东北地区存在绝对β收敛,但不存在条件β收敛;(3)土地资源禀赋、人口规模、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固定资产投资是影响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的主要因素,但不同变量对不同区域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空间收敛过程的影响程度并不一致;(4)应该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作为确定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的重要参照,通过规划约束、市场引导等抑制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无序扩张。同时探索城市存量土地资源价值核算理论和方法,指导城市用地结构调整及新增建设用地空间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