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灾荒救济立法

民国时期的灾荒救济立法,一方面将传统灾荒救济活动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措施纳入立法的范畴,使之法律化、制度化;另一方面通过立法建立适应近代社会需要的新型灾荒救济制度。这两个方面的努力共同构成了民国时期灾荒救济立法的基本内容,从而推动了近代中国灾荒救济活动的法制化。     

我国传统社会灾荒救助概览

灾荒堪称我国传统农业社会面临最大风险,因此灾荒救助也成为我国传统社会救济体系中的最大条目。我国传统灾荒救助方式多样,善于发动社会各层次的力量,同时形成了处理灾荒灾害的一整套救济思路和理念,是我国传统社会留下的宝贵制度遗产,值得现代灾荒救助防治工作借鉴。     

我国传统社会灾荒救助概览

灾荒堪称我国传统农业社会面临最大风险,因此灾荒救助也成为我国传统社会救济体系中的最大条目.我国传统灾荒救助方式多样,善于发动社会各层次的力量,同时形成了处理灾荒灾害的一整套救济思路和理念,是我国传统社会留下的宝贵制度遗产,值得现代灾荒救助防治工作借鉴.     

张之洞辖区灾荒及其影响论略

晚清时期,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其中尤以光绪年间为重。张之洞为官时就处于这样一个时代。无论是其出任山西巡抚时期,还是督任两广、湖广时期,其辖区灾荒都极为严重。从人口方面讲,灾荒所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哀鸿遍野、走死流亡。从农业生产而言,灾荒所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灾荒导致被灾地区土地大量荒芜;二是老百姓的物质财富因之而遭到严重破坏;三是有些自然灾害发生的本身就是对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摧残。所有这些均给农业生产的恢复造成一定困难。传统工商业也遭到致命打击而一蹶不振。此外,灾荒还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等等。     

略论清代初期的名臣——陈鹏年

陈鹏年是康熙年间的一位著名循吏.他在任期间,兴除利弊,治理黄河,赈济灾荒,清正廉洁.死后,被雍正帝称为"鞠躬尽瘁,殁而后已之臣",成为封建官吏的楷模.     

再论我国粮食安全问题

由于1959～1961年三年灾荒时我国饿死过两三千万人，我们对粮食安全有特殊的担忧，这造成对粮食安全问题的深刻误解。加上某位Brown先生有意无意的引导，我国的粮食政策长期不能调整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不但导致几千亿元的经济损失，而且妨碍着农民转移进城，进入非农行业，以逐渐增加他们的收入。本文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讨论了国家的粮食安全，认为全世界的粮食供应是非常充沛的，我国买粮食只需出口创汇的1％都不到。保护粮食市场倒是我们应该重视的，一旦粮食市场被破坏，灾荒难免再次降临。     

试论巨灾保险的构建与防灾体系的重塑

本文在概述灾荒内涵与灾害分类的基础上,剖析洪(旱)灾、风灾、雪(雹)灾、地震、火灾等常规灾害的发生频率及其对人类生命、社会财富的破坏力,深入阐述保险业在实施社会防灾、减灾中所做的工作及历史性贡献,提出了构建巨灾保险、重塑防灾体系的基本思路与具体对策.     

先秦时期的救荒防灾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先秦时期处于社会形态的更替变动阶段,当时的统治者已对灾荒防治问题很重视.<周礼>把国家的救灾备荒工作概括为"荒政"范畴,后世救灾备荒一直沿用荒政概念.先秦荒政包容了广泛的政策思想,许多被后世奉为理论依据的救荒思想和政策,在先秦时已陆续提出和运用.有关荒政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救荒防灾工作仍有极大的启示.     

近代商会与天津慈善救济事业

近代华北地区灾荒频发,作为华北地区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的天津市,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大批难民。天津官方和民间组织对难民实施了一系列赈灾措施,进行了紧急的社会救助,对难民的衣食住等进行了安置。近代商会与官方通力合作,对灾民实施的一系列救济措施,发挥了一定的社会功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民的生存压力,使商会在社会慈善救济这一公共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先秦时期的救荒防灾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先秦时期处于社会形态的更替变动阶段，当时的统治者已对灾荒防治问题很重视。《周礼》把国家的救灾备荒工作概括为“荒政”范畴，后世救灾备荒一直沿用荒政概念。先秦荒政包容了广泛的政策思想，许多被后世奉为理论依据的救荒思想和政策，在先秦时已陆续提出和运用。在关荒政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救荒防灾工作仍有极大的启示。     

Food availability, food entitlements, and radicalism during the Chinese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 an econometric panel data analysis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investigate the socio-economic 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and ideological causes of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1961. The main hypothesis of this paper is that the radical policies implemented as part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resulted in agricultural output decline (i.e., availability issues), an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 ineffective food distribution policy affecting rural populations (i.e., accessibility issues).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the 1954–1966 period, stresses the effect of ill-advised economic policies in handling the famine. This analysis also confirms that the increase in mortality rates during the famine was caused by the simultaneous collapse in food availability and food accessibility in rural areas.     

传道与救世--李提摩太在“丁戊奇荒”中的赈灾活动评述

“丁戊奇荒”给中国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同时也给李提摩太顺利传教提供了契机，他素怀匡时济世的仁爱之心，积极参与救灾，募集赈银，献计献策，为自己和来华传教士群体赢得了信任和认可。李提摩太灾后更是与清政府互动博弈，圣俗协商，参与各种社会政治事务，寻求“救国良策”，促进了晚清社会变革和历史进程。     

北齐北周财政体系与货币政策初探

北齐北周租调征收,在沿袭北魏均田制基础上,各自具有一定的朝代特色。北齐注重户等差别,而北周重视丰荒调剂。北齐、北周俸禄各以食干制和食邑制为特色。北齐、北周均试图通过扩张的货币政策弥补财政亏空,结果造成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     

抗战时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缉私述论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初创时期,经历了重大灾荒与日伪严密的经济封锁,加之不法商人及日伪猖狂地进行各种走私活动,导致根据地重要物资的外流及财政收入的减少。为维持根据地军民的抗战经济力,根据地政权非常重视反走私斗争,通过强化缉私组织机构建设、建立健全缉私规章制度、构建高效廉洁的缉私队伍并开展群众性的反走私活动等一系列举措,有效地遏制了走私活动的泛滥,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从陶朱五字商训看阿尔迪的成功

以陶朱五字商训为主线,从五个方面分析了阿尔迪的经商原则,总结出了阿尔迪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天,企业经营理念和明确的行为准则;地,商家诚信;人,仁,商家对待内外部的态度和原则;神,开拓事业的勇气和魄力;鬼,经商的手法。     

论中国古代货币价值论的特点

通过对中国古代货币价值理论相对西方薄弱的特点、成因与影响进行分析,指出正是因为缺乏对货币价值问题的研讨,导致中国古代货币思想的关注点集中在较次要的方面,无法说明财富增长的动力和根源,也无法正确认识货币在商品交换中的重要作用.货币价值论的薄弱还导致中国古代货币思想与西方相比更多地关注国家财政,对商品市场研讨不足,从而未能形成较完整的理论思想体系.     

论股权结构、控制权激励与公司绩效

该文通过对2000年中期ROE（净资产收益率）大于10％与ROE为负值的两类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实证分析,得出了效较好的公司国有股比例相对偏低而绩效较差的公司则国有股比例相对偏高的结论。并指出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国有企业控制权激励机制失灵导致的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在这种情形下,仅仅靠提高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货币收益,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激励目标。     

汉语"把字句"基于最简方案的思考

从乔姆斯基的最简方案入手,分析现代汉语中的“把字句”的主要特征,试图把“把字句”的研究与其他相关句式的研究结合起来而取得研究的统一性。汉语“把”具有相同的最大投射,即Larson提出的动词短语嵌套。汉语中的“把字句”研究只有和其他的相关句式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地对“把字句”的方方面面的疑难问题有所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