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研究 ——基于股市、房市的博弈分析和实证检验

目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愈来愈严重,渐渐成为阻碍社会和谐发展的主要矛盾.基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视角的博弈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富人群体因具有信息优势且原始积累较多,与穷人群体获取收益的机会不等,加剧社会贫富差距;在收入初次分配上,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差距扩大都会使城乡的贫富差距扩大,而经营净收入差距扩大会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在收入再分配上,房市财富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效果比股市财富增加要大,而人力资本财富增加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抑制投机性炒房行为;加快中国股市实质性的改革,杜绝股市圈钱现象;继续"反腐"及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个人收入起征点,从而实现"提低、限高、扩中"政策预期效果,进而构建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和谐社会.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归因管见——兼论缩小差距之政府干预

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不能归因于改革和效率优先.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不是改革的结果,而是改革不完善的结果.公平并不是没有收入分配差距,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也不是效率优先的结果.只有不断深化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在效率优先基础上实现经济发展,通过政府的干预来实现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     

北京市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成因及对策

北京市收入分配存在初次分配过分亲资本、再分配税收调节失畅、第三次分配仍不健全等问题,带来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而一些制度性因素、政策性因素和发展阶段及首都因素是北京市收入分配存在问题的主要成因。解决北京市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需要从初次分配、再分配及第三次分配等环节入手。     

缩小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缩小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是社会安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是提高效率的必经环节,是经济进一步增长的要求.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政策制度的不公平、户籍制度、财政投入及公共设施建设二元分割的体制、农民自身的知识障碍等因素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不合理扩大.缩小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的思路是各级政府要重新审视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大取缔非法收入的力度;明确政府干预的范围;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营造尊重个人利益、倡导穷勤和富助的良好社会氛围;鼓励市场竞争,限制垄断收入,加大整顿行业过高收入力度和扩展中等收入阶层力度;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形成自动调节机制.     

缩小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缩小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是社会安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是提高效率的必经环节,是经济进一步增长的要求.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政策制度的不公平、户籍制度、财政投入及公共设施建设二元分割的体制、农民自身的知识障碍等因素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不合理扩大.缩小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的思路是：各级政府要重新审视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大取缔非法收入的力度;明确政府干预的范围;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营造尊重个人利益、倡导穷勤和富助的良好社会氛围;鼓励市场竞争,限制垄断收入,加大整顿行业过高收入力度和扩展中等收入阶层力度;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形成自动调节机制.     

我国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问题研究

本文以"贫困增长曲线"为理论基础,实证分析了1978-2006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否是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研究结果表明:1978-2006年间,无论对于城镇地区还是农村地区,经济增长都不是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只有1978-1985年间对于城镇地区而言,经济增长才是有利于穷人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主要原因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不断加深,从而部分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使得穷人从经济增长中的获益少于非穷人。     

收入分配制度的增长效应分析——以河北省为例

收入分配制度作为一项基本的经济制度,通过调节收入的绝对量和相对量来向收入所有者提供经济激励。而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又有正负两种效应。适当的收入差距是促进竞争提高效率的基础,同时过大的收入差距又存在"逆激励效应"。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和系统安排,要综合发挥初次分配、再分配和分配秩序的作用。     

从三次分配看中国分配问题的严重性

收入分配不公平已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和危及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在各级分配中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表现为:初次分配忽略制度和公平,再次分配调节力度不够,第三次分配制度缺失。因此,应采取相应的缩小收入差距的对策,诸如:提高劳动者工资、完善用工制度、建立工会组织等,从而实现全社会的和谐发展。     

完善我国分配制度的对策思考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分配制度依然存在着问题,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发展趋势,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分配制度加以完善。在生产领域,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完善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具体措施;在流通领域,建立要素贡献的科学评估机构,完善规范生产要素市场;在分配领域,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应得以重视：初次分配建立劳动者收入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的机制,再分配领域强化宏观收入调节。     

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兼议我国个人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平等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收入分配不平等不是促进而是阻碍经济增长。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已经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前景。应当树立以民为本的经济建设宗旨，促使区域经济平衡增长，调节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努力实现有利于公平的经济增长。     

陕西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实证分析

农村金融发展是推动农村经济增长、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数据表明：陕西农村金融发展。没有支持现行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假设，现行经济发展战略和金融制度导致的陕西金融发展在结构和功能上与我省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实际需求问不协调。优化农村金融制度安排，促进农村正规金融的适应性改革，引导农村民问金融的规范成长。健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重塑农村金融市场主体。方可实现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     

扩大消费的多维分析

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的、基本的立足点。扩大内需的主要方面是扩大消费,在后危机时代,扩大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摆脱危机的适时选择。要扩大消费,就必须分析决定和影响消费的诸多因素。其他条件或因素一定,扩大消费就必须增加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这就必须进行分配关系调整。此外,还要考虑市场因素和社会因素,以及合理安排好消费。如果这些因素及相关的问题解决或处理不好,增加收入给扩大消费带来的预期效应也不能实现或被冲减。     

安徽省税种结构变动的经济增长效应

根据安徽省1994年—2012年的样本数据,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理论模型,对税种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增值税占总税收比重的增加会降低人均生产总值,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农业各税占总税收比重的增加会提高人均生产总值,资源税的经济效应不显著。因此,应该进一步优化现行税制结构:有序推进"营改增",完善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享体制;提高所得税的比重,增强其收入再分配作用;加快推进资源税改革,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适度调节农业各税,培育农村大市场。     

居民收入增长的体制困境与经济分权改革

政府纵向分权体制中的经济增长激励与同级政府体系中的横向财政分权过渡,是导致我国居民收入比重过低的体制性因素。在政府的要素支配权过大、经济职能过多的背景下,中央政府难以消除地方政府产业偏好对劳动报酬份额的不利影响,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的政策实施空间受到限制。长期来看,要从根本上破解居民收入增长的体制困境,必须深化政府向市场的经济分权改革,使政府职能回归应有的"公共"属性。     

广东经济发展阶段与发展模式研究——基于四个维度的判断

准确判断广东当前所处经济发展阶段是科学制定广东未来发展战略的前提和基础.从市场经济体系完善程度、工业化进程、经济增长阶段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四个维度综合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广东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未来将努力建设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广东已处工业化后期最后阶段,将向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过渡;广东已基本完成"起飞"阶段,正进入高额大众消费时代;广东已达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将从"发展中经济"向"发达经济"转变.     

公共基础设施、产业区位与区域经济增长研究

本文沿袭空间经济学研究范式,对LS模型进行拓展后深入研究了改善公共基础设施对产业区位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当存在拥挤效应时,改善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公共基础设施的公共政策将经济从经济增长率高、产业集中度低和收入差异小的均衡推向经济增长率低、产业集中度高和收入差异大的均衡;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比改善公共基础设施更有效,因为改善区域公共基础设施进一步放大了市场失灵的负面效应,这说明促进技术扩散并降低拥挤成本效应的政策才是最优区域经济政策.     

提高农民收入扩大农村需求

我国农村市场目前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收入不高,购买力低下.加快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需求的根本途径.     

市场经济增长机制新论

通过揭示市场交换主客体供给与需求的双重属性,界定和阐述了包括企业和生产要素在内的供给成本、需求收入及利润或亏损;通过阐述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职能、公共产品和赋税,界定了社会市场成本(市场供给成本+赋税)、收入和利润,论证了法律和公民制约赋税限制了国家赋税收入利润率,即国家赋税收入/公共产品成本的比率,使其与社会市场收入/社会市场成本的利润率大体相当,从而导致企业和生产要素社会市场收入大于社会市场成本,获得社会市场利润,实现市场经济增长。     

技术变革、利润率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

基于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逻辑构建经济增长模型，论证技术变动和收入分配通过利润率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使用中国经济数据，估算相关劳动价值论指标，并通过回归分析验证以上理论。研究发现，有机构成提高导致利润率下降是中国前一个阶段经济增长放缓的重要因素。而通过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提高技术创新效率，可以实现劳动收入份额提高的同时，维持利润率水平和持续经济增长。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方向。     

自雇农民工的经济同化强于受雇农民工吗？——农民工自我雇佣的决定因素与高质量经济同化

新时代的新型城镇化对农民工市民化提出了高质量要求,农民工与城镇职工高质量的经济同化是其社会融合和心理融合的物质基础。利用CLDS2014和CLDS2016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人力资本较低、迁移时间较长、社会资本较多的农民工自我雇佣的可能性较大;自雇农民工相比受雇农民工具有明显的经济优势,较容易实现与城镇职工（平均水平）的经济同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力量;同时,由于职业间的收入差距大于户籍间的收入差距,促进农民工由受雇到自雇的职业转换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从高质量经济同化看：自雇农民工不但初始收入低于自雇城镇职工,且收入增速相对较慢,与自雇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扩大,难以实现高质量经济同化;而受雇农民工的初始收入虽然也低于受雇城镇职工,但收入增速相对较快,与受雇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缩小,具有经济同化的趋势。自雇农民工难以实现高质量经济同化,原因在于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社会资本质量不高以及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等导致其大多从事被动的生存型创业。为此,公共政策应通过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和社会资本质量以及完善劳动力市场体制机制等,鼓励农民工积极自主地进行机会型创业,并对自雇农民工和受雇农民工实行差别化的市民化促进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