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与地区经济增长

从20世纪80年代起,从"财政包干"到"分税制",财政分权改革始终贯穿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变革的全过程,且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财政分权改革直接改变了中央和地方对财政资源再配置的权力结构,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被逐步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发展本地经济的自主权,调动了地方政府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和探索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积极性,通过在地方层面上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改善经济增长绩效,最终影响了整个中国转型经济的路径和绩效.本文对此做了详细的说明.     

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税改革研究

2013年8月1日,营改增试点作为我国税制改革的重要部分推向了全国,此次改革会直接影响中央和地方财力的分配。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财权财力集中到了中央,而地方的财权事权关系却严重失衡。20年后,新一轮的分税制体制改革已刻不容缓。尤其是近几年来,地方因财政困难,地方政府通过土地买卖获得财政收入,造成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且大量发行地方债,地方政府甚至面临破产的风险。本文将从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入手,分析营改增后对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影响,并提出新一轮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思路。     

减贫视角下的财政分权改革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关于财政分权对减贫影响的研究基础上,结合云南省省情,运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对云南财政体制改革进行了初步探讨。研究发现:云南省与中央财政支出分权度越高则人均GDP增长越快;省以下财政自给率、收入分权度与贫困发生率之间也呈现负相关;经济增长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之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由此笔者从提升地方财政分权水平、财政自给率,以及加快配套体制改革等角度对云南省财政体制改革提出了具体建议。     

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研究

1994年,以分税制为主要内容的财税改革,通过部分让渡财政权,赋予了地方政府一定的财政自主权,较好释放了体制活力,带动我国财政收支规模的持续快速增长。本文在客观描述地方财政形成过程及现状基础上,分析了地方财政增长原因及其困境,提出了实现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分税制后地方政府财事权非对称性及约束激励机制变化研究

分税制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与分税制前相比变化呈"反向剪刀状",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逐渐减少,财力上移,但其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总支出比例不断增大,造成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地方政府必然转向另一种约束激励机制扩大财源.其根本原因是现有财税体制存在问题并且相关制度存在缺陷,不能将所有矛头均指向地方政府,应从根本上改革体制上的缺陷.     

现行财政体制的缺憾、改进及时机选择

财政体制是处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基本制度。我国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是在不触动原来既得利益格局、带有过渡性质的一种制度安排,与科学、规范、健全的财政体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财政体制问题是一切财政问题的核心。完善现行财政体制是有效解决城乡"二元"矛盾、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现行财政体制的"缺憾"分析,提出了改进建议及时机选择.     

国外地方税收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1.完善地方税制度是我国深化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国际经验表明,科学而规范的分税制财政体制,需要健全、完善的地方税为基础和支撑。我国现行分税制体制在有效增强中央财政在宏观调控中的主导作用、调动中央和地方积极性、促进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县际竞争、转移支付与县级财政债务决策——基于中部A县的个案研究

县际竞争、转移支付与县级财政举债决策存在相应的联动机制,进而影响县级财政发展质量。研究表明,中国式县际竞争做对了县域经济增长的激励,县级财政收支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但与GDP增长相关。而分税制以来中国式县际竞争日益凸显其财政的负外部性,县级政府举债是县际竞争与目前财政激励约束机制相结合的必然结果。转移支付并不总能对县级财政行为产生正向激励效应,反而加剧了县际竞争的激烈程度,过度举债是县级政府对转移支付激励的策略性选择。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立地方财政良性运行机制

建立地方财政良性运行机制,就是指地方财政体制、财政收支关系和财政管理不断进步的过程。从当前地方财政运行的实际情况出发,笔者认为建立地方财政良性运行机制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稳定的收入增长机制 1994年我国实行了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初步规范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调动了中央与地方两个积     

县级地方经济均衡发展的财政分权模式选择研究

自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政策在地方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财政分权在保增长的同时也拉大了区域间的收入差距,一些与财政分权体制相配套的辅助机制也没有建立起来,特别是省以下改革相对滞后,降低了财政分权体制的实施绩效。推进县级地方财政体制改革,理顺省以下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关系,建立合理而持续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不仅能提高经济效率,还可在提高社会福利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及政策启示：来自产业集群发达国家的经验

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使得集群政策开始成为各地区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成长的重要政策工具。来自国内外发达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实践中的大量证据表明,政府政策正在成为各地产业集群培育或发展的重要措施。本文将总结美国、意大利等国家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成功政策经验,提炼国外先进地区政府运用产业集群的政策启示,为我国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借鉴。     

风险视角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划分,取决于人类生活所同时面临的两种不同性质的风险。损失风险属于公共风险,归政府治理;机会风险属于私人风险,归市场治理。市场经济就是风险经济。市场机制就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市场主体自主地将自己的产权与他人进行交换的风险机制。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向市场注入风险机制,解决制度环境、市场主体、产权制度、行政垄断等问题。     

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关键在于这种代价能不能承受,值不值得承受。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一些看起来与经济问题无关的公共政策,如果细心分析总是可以发现其中的经济学逻辑。这一逻辑告诉我们,公共政策是通过比较其成本和收益而产生的,公共政策存在的理由在于它的社会成本小于以市场和企业自行解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政府在老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当老年产业受制于市场的不成熟、不完善而无法顺利形成良性互动式发展趋势时,由政府介入解开市场与企业间的“死结”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政府应针对不同性质的领域采取不同的对策。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和非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问题作了分类研究,并着重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提出了发展思路和可以采取的具体对策措施。     

基于旅游者视角的昆明——丽江铁路与丽江旅游的关系研究

于2011年1月正式开通的昆明一丽江铁路（以下简称昆一丽铁路）,一方面大大改善了丽江旅游业的可进入性,另一方面则大大减少了前往丽江旅游者的费用开支,从而促进了丽江旅游业进一步的繁荣发展。从旅游者的视角,就昆一丽铁路的开通对旅游者前往丽江旅游盼决策以及在丽江旅游经历产生的影响做出评价,旨在评价这一可进入性的增加对前往丽江旅游者的旅游决策及旅游经历的影响。另外,还验证了火车旅行对旅游者选择丽江作为其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性。     

试论土地构成与土地价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产权可进入市场流通,实行土地资产经营,对此人们已没有疑问。但土地是否有价值(劳动价值),如何确定土地价值与价格,在认识上大相径庭,由此产生种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深入研究土地价值问题,不仅对研究地租地价理论十分必要,而且对研究土地产权流转、土地市场的管理、土地金融等等土地经济问题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三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 对于土地价值这样一个基础理论问题,理论界有所谓无价值论、全价值论和土地价值二元论三种分     

论公私法划分与市场体制的演进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法治社会的建立和法制的完善则是一个在政府积极推进，社会与国家博弈以及社会交易等各种因素合力推进中逐步发展的制度演进过程。本文从比较西方公私法的划分以及在实践中的作用的角度，从法理学层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基础和制度安排作了初步探讨。     

谈单位负责人作为会计责任主体的职责

会计工作与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是企业搞好经济管理工作的立足点。论述了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以及单位负责人在本环节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论确立国有企业改革的利益主体二重性

确立国有企业的利益主体地位不能单纯地注重在所有制的性质上,而应立足于财产的占有方式。由国有企业产权运动历史发展的四个特征规定,在再生产的过程中,其本身必然地会发生财产主体的背离。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化是国有产权的异化,同时二重化的利益主体又是统一的,并对代表全民的国家利益主体进一步地规定。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性跟马克思提出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预测是一致的。     

自由与制度关系角度反思全球性金融危机

为了深入探究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对转型的中国经济以有益的启示,在自由与制度辨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金融自由化的本质是自由与制度结合的理论观点。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提出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假说,并以理论和实际数据验证这个假说。验证的结论是,此次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而非金融自由化制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