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管理制度研究综述

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本文从社会管理制度的角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性障碍,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管理制度分为以下三个方面,即新生代农民工退出农业的社会管理制度,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社会管理制度,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社会管理制度.在此基础上,将当前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因素进行分类汇总,找出其中的优点和不足.     

浅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排斥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老一代农民工的退出,新生代农民工开始进入到城市,他们逐渐成为城市中农民工的主体。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的进程中,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空间、社会网络等方面受到了城市居民的社会排斥,他们享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社会排斥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一大障碍。从社会排斥的视角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有助于我们更清楚的认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遇到的阻力,为国家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提供参考依据。     

中国新型城镇化中的农民工市民化探析

从物回归到人是新型城镇化的价值所在。文章立足中国农民工市民化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解析新型城镇化中农民工市民化的时代意蕴,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的价值意义以及当前的现状和困境。文章认为,应从认识、主体、社会环境和制度四个层面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体而言就是政府的管理理念要由物本观念向人本观念转变;尊重农民工的主体地位,维护农民工的权益,增强农民工主体意识;创造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良好的、宽容的社会环境;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农民工创造与城市居民平等的生存发展条件。     

农民工市民化的“逐步推进”及其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成本分担机制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是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是农民工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责任主体。本文首先设计了农民工市民化的"逐步推进"机制,主要从分城市、分农民工、分项目等逐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在明确农民工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成本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设计了不同层级的成本分担机制,包括:各级财政的成本分担机制;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成本分担机制;农民工的收入增长机制;公共服务的社会参与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机制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流动人口的主体,他们融入城市的愿望强烈,政府有必要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机制.文章从影响城市融入的关键因素出发,提出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机制的四个方面,即建立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机制、新生代农民工收入保障机制、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险机制和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服务机制.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机制的制度建设应由规章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最终目的是落实城市融入机制的制度规范,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必由之路。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紧抓3个关键,即始终坚持农民工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肯花时间、下成本、想办法,从而解决好农民工市民化"为了谁","谁来做","怎么做"等问题,促使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市民。     

从社会资本视角透析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

本文先通过对社会资本内涵的认识，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分析出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推进过程中所遇到的在信任、规范和社会网络等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而针对问题提出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制度、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以及加强政府部门的重视等对策来促进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     

新媒体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参与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农民工的主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渴望融入城市社会和进行社会参与,而且他们是伴随新媒体的发展成长起来的.本文从经济参与、政治参与、社交参与和文化参与四个方面分析新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参与的促进作用,以利于他们实现市民化的夙愿.     

社会遗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游离于农村和城市之间,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他们受到社会遗传影响和冲击最大.从社会遗传的环境载体上看,他们本应受到更多的城市社会遗传因素的影响,但是由于社会遗传的意义被人为地强化,传统社会身份的固化与滞留阻碍了他们的身份转变与心理认同,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过程困难重重.从社会遗传角度分析,政府、社会和企业应该为新生代农民工接受城市社会遗传提供有效的途径,推进他们的市民化进程.     

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的影响机理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适应新时代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农民工自身的市民化能力不足是制约当前市民化进程的主要因素。将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划分为三个层次,即城市进入、城市生存和城市融合。通过研究人力资本与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的影响机制及作用机理,提出新时代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的对策建议。     

试论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天花板效应”

近年来,我国每年有两亿左右的农民工进入城市打工或从事服务业,在这中间,第二代农民工逐渐占据了绝大部分,他们在成为农民工主体的同时,自身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一个主要的变化,就是和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更愿意留在城市成为市民,不愿回到农村成为农民。因此,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社会转型期面临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而在市民化过程中,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就面临一种“天花板效应”。     

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过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分析

在分析产业转移现状与转移产业中的农民工的基础上,研究了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认为产业转移对农民工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但也为市民化的全面实现提供了新机遇,转移产业的发展也需要农民工市民化。因此,需要通过产业转移全面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营造良好的产业承接环境、加快区域产业转移、增强中西部承担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的能力,协调区域人口流动、合理分担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加快政府制度改革与转变企业发展模式等。     

提升农民工主体地位的图书因素分析

农民工已成为城镇化中市民化的主体,但是大多数农民工身在城市中,却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原因在于农民工主体地位的弱化。文章从影响农民工主体地位的书籍出版现状出发,在分析图书出版存在的问题基础上,提出解决的对策和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本文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文化心理融入层面分析了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着重剖析了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并从制度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提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相关政策建议.     

转型期的农民工犯罪——基于文化冲突理论

在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城市犯罪人口中农民工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本文从文化冲突的角度看城市农民工犯罪问题，从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文化冲突来分析农民工犯罪问题。指出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是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犯罪的重要措施。     

市民化视阈下农民工社会救助问题研究

对于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来说,其日常生活中面临着较大的风险,容易陷入困境。因此,社会救助对于农民工来说意义重大。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因素限制,农民工在遭遇困境的时候很难得到城市社会救助。这主要有制度体系与法律方面、社会救助资金来源方面、农民工权利意识不强、社会救助主体单一方面四大问题。从这四个方面入手,提出相应解决策略来进一步完善农民工社会救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的文献述评

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对城市融入作了界定,分析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现状和影响因素。认为,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进程与农民工进城热度成反比,进展缓慢。制度、体制层面对农民工的歧视仍是影响其城市融入的决定性因素,非制度性因素的影响也阻碍了其城市融入的程度。所以,要推进流动人口在城市的融合,需要综合考虑,多维度解决问题。     

工人阶级化与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转化的两个问题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有更为积极的城市定居意愿。但要实现城市定居的意愿,必须实现两个转化:一是工人阶级化,真正成为工人群体;二是市民化,真正成为城市居民。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人阶级化还未完成,其主要表现是只完成了职业身份转变、未完成地位身份的转化,角色意识混乱及其缺乏工人阶级的权利享有;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还难以融入,其主要原因是受到制度隔离、市场压力和社会排斥三要素的阻碍。     

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四维系统构建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工程，主要包括重塑社会价值理念、推动制度创新、变革城市社会组织机制、重构个体网络支持系统，这四维系统之间相互支撑，共同构成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支持结构，加速其融入城市社会的进程。     

基于城市规模视角的农民工市民化差异研究

通过以地市和县城不同城市规模地区为例，构建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指标体系和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实证模型，发现县城和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和市民化意愿论证结果相一致，二者存在一定关联，提出对第二代农民工、低学历农民工、“四有”农民工实行有差别的分类市民化，通过就地就近市民化和异地市民化模式推进，对于其他行政等级地区亦可进行分类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