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的制造业集聚、扩散趋势——基于广东省的分析

本文以广东省为例分析泛珠三角区域一体化加速后制造业集聚与扩散趋势的变化以及地区专业化水平的变化.通过分析广东省与其周边省份以及广东省各地市的产业平均集中率和制造业中心值,本文发现广东省制造业集聚趋势在继续;而对地区相对专业化指数和地区间专业化指数、从行业的角度对产业空间基尼系数、SP指数以及各行业产值的省份(地市)集中度的分析,则进一步阐明了在制造业集聚和扩散的进程中制造业地区专业化的变化和集聚、扩散的具体行业及地理位置.     

福建省制造业空间集聚水平测度与评价

利用区位商、空间基尼系数和产业共同集聚指数对福建省制造业空间集聚水平进行测度和评价。结果表明：福建省9地市现已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区域中心城市的行业发展相对均衡,外围城市的行业发展相对集中。单一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与制造业共同集聚程度并不完全呈现一致性。传统的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两极化的空间集聚水平,而重化工业的集聚效应明显于扩散效应。最后,分别对基于资源禀赋、协作共生、规模经济和政府引导四种制造业集群的形成机理进行分析。     

2004-2008年福建省制造业空间结构及变化分析

基于2008年和2004年福建省制造业产值，以县域为基本研究单元，采用K均值聚类法对66个研究单元进行聚类、合并，根据制造业集聚程度将福建省划分为核心区、中间区和外围区3个区域；并测算制造业空间结构的集中度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对区域集中度变动的贡献率α和产业空间分布变动对制造业空间结构变化的贡献率β，结果表明：核心区制造业高集聚，但集中度呈下降趋势，中间区和外围区的制造业集中度有所上升，但相对缓慢；各产业类型的空间结构及变化均有较大的差异，集中度区域变动较为显著的产业主要有食品加工业、烟草加工业本地资源依赖型行业和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等外向度高的行业；本地资源依赖型的木草加工、饮料食品业和原有发展基础影响大的设备制造业等行业的变化是影响福建省制造业空间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     

转型期广州市服务业区位演变及布局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都市服务业发展迅速,并逐步成为主导产业,服务业在城市聚集、扩散导致的区位演变及空间格局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以广州为例,在采用服务业四分法基础上,运用1990、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及1996、2001年基本单位普查数据,分析了1990年以来广州市不同类型服务业就业和基本单位的区位演变、区位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在老城区集聚程度下降,新中心区集聚程度上升,总体上形成"双中心"格局;分配性服务业在老城区集聚明显下降,向新中心区及外围区扩散,布局逐步均衡化,但不同部门差异明显;消费性服务业从老城区逐步向外围区扩散,中心集聚仍较高,且有随人口均衡布局特征;社会性服务业在老城区集聚减弱,在新中心和外围区集聚增强,呈团块状或局部集聚.与国外相比,广州市服务业区位特征是"多中心集聚"区位.     

中国高技术制造业集聚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基于空间统计标准差椭圆方法的实证研究

采用空间统计标准差椭圆方法测度2004—2014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与5类细分行业集聚水平,采用GIS空间可视化技术分析高技术制造业集聚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结果显示:高技术制造业空间集聚特征明显,集聚中心从东部沿海向内陆方向移动,集聚范围不断扩展,集聚水平呈下降态势,但高技术制造业集聚水平始终高于制造业整体集聚水平;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的空间分布主要由非市场因素决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始终呈"沿海型"集聚分布;医药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集聚水平呈著提高;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集聚水平明显下降。最后,提出应从加强对高技术制造业转移与承接的引导、积极促进中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发展等方面,进一步促进中国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集中度变化特征及其区域效应分析

通过对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工业(制造业)企业500强的相关数据分析,揭示出中国制造业企业一般集中度和地理集中度的变化特征,总结了新时期中国制造业企业聚集的区域模式。研究发现:①中国制造业企业整体处于行业不断集中的趋势,但也出现过集中度下降的现象;②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不断向东部地区集聚,其内部集中与扩散现象并存;③可将中国制造业企业分布归入7大经济区域,并表现出与地区经济发展态势相对一致的特征。     

基于阶层线性模型的集聚经济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151个地级城市的制造业行业嵌套数据,运用阶层线性模型和集聚经济的间接估计方法,捕捉集聚经济行业维度不可观测的异质性,揭示集聚经济在行业与城市维度间的内在联系。实证结果表明:地方化经济在制造业中得到验证;行业层面的集聚经济不仅受行业自身特征的影响,而且深受行业所嵌套的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城市异质性显著影响行业集聚经济。     

中国高技术产业转移趋势时空分析

基于脱钩理论研究方法,借鉴其他学者构建的产业动态脱钩指数和区域产业集聚与扩散判定条件,对1995-2015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在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的转移趋势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995-2015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在四大区域间存在明显的产业集聚和产业扩散现象。其中,1995-2004年向东部地区集聚趋势明显;2005-2015年则由东部地区向外扩散,不断向中部和西部地区集聚趋势明显。可见,2004年是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与扩散的分水岭。自2013年始,我国东北地区高技术产业进入衰退期,部分行业出现向外绝对扩散趋势。     

中国装备制造业集聚水平与成因的实证分析

中国装备制造业中7个行业都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但存在相对于产值而言的就业和利润集聚程度偏低情况。分区位来看,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及周边地区是中国装备制造业整个行业的主要集聚地区,黄河、长江流域在内陆流经的地区是通用与专用设备制造业的主要集聚地区;东三省在通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方面具有一定的集聚特征。规模经济、垄断性力量、承接国外转移以及国家扶持政策对于装备制造业的集聚成因效果明显。     

中心-外围模型的错误和再求解-对克鲁格曼解法的质疑

本文对中心—外围模型的错误进行了研究,并运用角点均衡求解方法对模型进行了重新求解。结果显示,当制造业运输成本较高时,全部制造业集聚于中心地区;当运输成本较低时,经济系统均衡于对称专业化模式。这一结论与克鲁格曼的结论正好相反。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制造业运输成本是作为一种集聚力而出现的,只有当运输成本系数较高时,人们才会有动力聚集在一起,以减少相互之间的贸易和运输。随着该系数的下降,这种节约动机变得越来越微弱,并最终导致中心—外围结构瓦解。     

Ellison-Glaeser指数的修正方法及其应用——对中国制造业行业集聚的再测度

基于Ellison-Glaeser指数和Maurel-Sédillot指数,构建了用于测度中国制造业行业集聚程度的γa指数,将之与EG指数比较。利用γa指数测度两位数制造业行业和三位数制造业行业的集聚程度,并在省级层面阐明了其应用宽度。结果显示:在数据稳定性上,γa指数优于EG指数;除烟草制品业及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以外,1998—2013年中国其他制造业行业的集聚程度均呈上升趋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行业的集聚程度高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行业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行业;重污染制造业行业的集聚程度先升后降,表明其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变化更为敏感。     

中国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化的空间效应分析

改革30年来,中国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化推进速度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点,为更好地分析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化的空间效应,本文将1980-2011年制造业集聚过程与城市化地域变动分为三个不同阶段,运用面板数据计量检验三阶段两者之间的空间效应关系.研究表明,制造业集中度与城市化水平在经济增长的不同环境背景下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东部沿海作为全球制造业基地的吸引力正在减弱,制造业集聚度开始下降,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化之间的相关性由正转负,而中西部通过承接东部的制造业,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化的相关性由负转正.     

长三角国际大都市圈演绎路径探析

本文通过研究中心城市集聚扩散运动的规律，指出长三角国际大都市圈目前只是处在集聚扩散运动的早期阶段，其表现形式以集聚为主，扩散的主要形式是“政府直接管辖的行政区范围内的‘核心-边缘’扩散，以及以远郊县市建府为主体的强制性扩散”，扩散的空间范围有限，这是由上海这个核心城市的综合实力，都市圈发展阶段性规律以及运输成长等因素决定的。因此长三角区域外围城市政府当前的注意力不应该仅仅集中在如何接轨上海的实战上，本文为长三角各城市政府提出了要积极融入周边城市图发展的设想，为长三角各外围城市接轨上海提供新的战略思路。     

地区专业化、产业集中与经济集聚——对我国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为基本理论框架,对我国各省区专业化水平、制造业各行业的集中程度和整个制造业的集聚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993—2003年间我国各省份的专业化水平呈显著上升趋势,制造业大部分行业集中程度提高,整个制造业集聚程度上升。在制造业各行业集中程度和整个制造业集聚程度的测算中,引入SP指数,结果显示这一指标的引进是非常必要的。     

传递成本、空间非一体化与城市经济结构转变

将东部100个城市分为三个层级,分别测算各层级城市2003—2008年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的集聚程度,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逐渐向少数核心城市集聚,而制造业向外围城市扩散。基于Duranton-Puga模型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当总部服务的传递成本或生产部门运输成本较高时,厂商选择空间一体化;反之,当总部服务传递成本较低并且生产部门运输成本也较低时,厂商选择空间非一体化;大量厂商生产组织方式的选择进一步影响城市的就业格局及经济结构,不同类型城市经济表现出按功能集聚的特征。     

中国高技术制造业集聚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

采用空间统计标准差椭圆方法测度2004—2014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与5类细分行业集聚水平，采用GIS空间可视化技术分析高技术制造业集聚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结果显示：高技术制造业空间集聚特征明显，集聚中心从东部沿海向内陆方向移动，集聚范围不断扩展，集聚水平呈下降态势，但高技术制造业集聚水平始终高于制造业整体集聚水平；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的空间分布主要由非市场因素决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始终呈“沿海型”集聚分布；医药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集聚水平呈著提高；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集聚水平明显下降。最后，提出应从加强对高技术制造业转移与承接的引导、积极促进中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发展等方面，进一步促进中国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健康发展。     

集聚模式、变迁诱因与行业成长性 ——基于浙江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经济转型期下的传统制造业发展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尤其在一些行业集聚度高的区域,行业衰退造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对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因此,对集聚行业升级、衰退机制的研究是一个急需探讨的问题。本文论述了行业集聚特征、集聚模式与行业成长性之间的关系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对行业集聚模式变迁诱因展开进一步的探讨。通过浙江省14个制造业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集聚特征与行业成长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联系。另一方面,在行业集聚的变迁诱因中,技术变革、经济波动、政策效用、核心企业群以及要素成本都对行业集聚模式的转变起着重要的影响,决定着行业的发展轨迹。     

长三角一体化、区域房价差异与产业集聚——基于长三角地级市面板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长三角一体化的经济背景,将房地产价格引入中心-外围模型(即C-P模型),提出区域房价差异将降低制造业集聚水平,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同时基于长三角2007-2018年27个主要城市的相关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与中介效应分析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保持其他因素一定的条件下,相对房价的上升,将减少当地劳动力的流入而增加流出,从而抑制当地制造业集聚.另一方面,区域房价差异的扩大将提高制造业厂商的生产成本,缩减生产者的利润空间,促使制造企业向成本较低的经济边缘地带转移,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腾出空间,促进当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作为二者的"合力",其发展趋势与生产性服务业相一致,与区域房价差异呈正相关.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一体化对产业集聚存在直接影响.最后,本文运用规范分析的方法,基于长三角一体化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珠三角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分析

本文以珠江三角洲地区9个行政单元为样本,借鉴产业集聚的度量指标和模型,从地区和行业两个层面,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珠三角地区正逐渐形成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的格局;地区层面动态集聚与局部扩散并存,而行业层面的发展整体上呈现出由相对不均衡向相对均衡转变的态势。同时,珠三角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尚存在区域发展不均衡、地区专业化分工不足、行业发展层次较低、体制机制不够健全及高端人才储备不足等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应主要从加快促进与制造业等产业的融合发展、加快完善人力资源开发的管理创新体系和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等几个方面入手,进一步推进珠三角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     

首要城市主导产业扩散效应研究：基于京津冀城市群的实证

为拟合京津冀城市群中核心城市的扩散与回流效应，利用2005-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8个城市面板数据，构建以北京、天津为单核心或双核心的城市主导产业对外围城市关联产业以及高产值产业的扩散效应模型，分析得出3个结论：①首都对外围城市的回流效应导致外围城市产业发展低端化，并制约首都高端制造业发挥扩散效应；②首都与区域内中小型城市发展差距大，使第二大城市承接发展转移的中介功能得到提高，并通过与首要城市的连结促进承接发展转移的中介城市产业发展；③回流效应影响主导产业向外关联性拓展，导致外围城市产业发展仍需依托聚集经济，相同产业的大量集聚影响产业多样性，制约产业集群发展。基于此，建议通过提升外围城市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水平、加速主导产业升级以及强化第二大城市中介功能，提升城市间产业协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