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参与宏观调控的机制与手段选择

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是在我国特殊国情下的特殊选择,但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理论和实践都还在探索阶段,调控手段、路径选择、传导机制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应进一步完善土地配置的市场机制、耕地保护机制和土地利用规划机制.以土地规划、地租地价、土地供给量、土地收益分配等手段参与宏观调控.     

金融工具列报准则的改进

2012年我国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征求意见稿）》,2014年1月发布了《金融工具会计准则补充规定（征求意见稿）》,在了解修订背景以及国外对金融工具准则修订的基础上,归纳了本次修订对金融工具列报准则的改进。     

农村宅基地流转纠纷及其解决机制完善

农村宅基地流转纠纷主要有传统和新类型两大类,其特征表现为主体呈现多元化、纠纷原因复杂多样、争议内容广泛。农村宅基地流转纠纷解决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现行法律规定不完善,导致纠纷解决缺乏确切的指导规范;司法救济效率相对较低,无法解决夹杂在宅基地流转纠纷中的其他社会矛盾;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村房屋的强制登记制度尚未建立,行政部门不配合加剧纠纷处理难度。完善宅基地流转纠纷解决机制的对策：逐步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注重宅基地流转纠纷源头化解;完善宅基地流转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自然保护区社区群众参与机制探究——云南大理金光寺案例分析

目前国际上普遍认为,实施社区参与共管是一种能够积极解决自然保护区保护与发展之间突出矛盾的管理模式,是实现有效管理的途径。本文结合金光寺自然保护区的实际情况,探讨通过社区群众参与资源保护,发展社区经济,减轻对保护区的资源压力,从而促进保护区的管理工作的社区群众参与管理机制。     

基于农村土地整治的河南新型城镇化问题研究

随着中原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作为农业大省,河南的城镇化关乎中原经济区乃至中国城镇化进程。面对城镇化水平低、"三农"问题突出和经济基础较差等问题,探索一条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路子意义重大。实践表明,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切入点,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结合点,也是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的"三化"协调发展的重要平台和途径。总结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四种模式,分析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措施,对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激励农户参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机制探讨

在介绍农户参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意义的基础上,对农户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参与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从内部和外部分析影响集体林权改革的因素,建立以可持续的自我发展机制、参与式的工程运行机制和公平有效的配套保障机制为核心的激励农户参与集体林权改革的制度体系。     

论中国土地征收救济机制之构建——以比较法为视角

土地征收救济制度的基础是征收权之立法规制,尤以征收程序的设置最为关键,中国的征收程序条款设置存在缺陷应予完善;土地征收救济模式有法院主导型和议会主导型之分,中国的征收救济模式缺失,现实国情决定中国应选择议会主导型救济模式;土地征收救济方式表现为不同的具体诉讼形式,中国至少应赋予被征收人享有就征收补偿纠纷而提起民事诉讼的救济方式。     

我国土地资源资产管理主要问题及机制创新

在对国有土地资源资产的形成与机制简单分析的基础上,归纳现行土地资源资产管理中存在的五个主要问题,包括资产流失、市场腐败、恶性竞争、调控乏力等,并从产权制度、市场建设、行政改革等角度,分别对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提出土地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思路与方向,以完善我国土地资源资产管理。     

论建立耕地保护的土地管理新机制

研究目的:探讨国土资源参与宏观调控情况下,如何建立一种低成本、高效率、信息准确、资料更新及时的土地管理新机制。研究方法:实证法,比较研究法,逻辑分析法。研究结果:为保护和合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应该将土地管理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镇)规划管理区,建立一套以城市(镇)规划管理区为重点的耕地保护工作机制。在这种新工作机制下,几项重大土地管理工作,如新一轮土地利用大调查、土地统计制度、建设用地审批制度等,在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方面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指标利益冲突问题研究

研究目的：分析规划修编中,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之间在确定规划指标时利益冲突的成因和表现形式。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博弈分析法。研究结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土地利用追求目标上的差异是导致规划指标分解过程中产生冲突的主要原因。政府之间信息不对称是造成指标分解冲突的重要原因。研究结论：整合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实行参与式规划,做好规划修编过程中的上下结合,减少冲突,使得各项指标的确定能够有利于协调区域发展,并得到各地区的认同。     

农地金融制度应该缓行——对构建我国农地金融制度的思考

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农业生产的高风险性,随着农地金融制度的推行,农业保险的滞后、农村社会保障的缺失以及土地对中国农户的特殊性使得农业风险很容易转化为经济风险,进而转化为社会风险与伦理道德风险。因此,农地金融制度在目前的中国缺乏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