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内部控制质量与债务融资成本

以中国2007-2011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货币政策波动和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显著增加,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在货币政策紧缩时能有效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但这种效用仅发生在金融发展相对发达的地区,而在金融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这种效用不显著;并且在金融发展相对发达地区,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显著地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这种效应不显著。     

僵尸企业与货币政策降杠杆

近年来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持续攀升与结构性分化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僵尸企业杠杆率显著高于正常企业并居高不下,而正常企业中的非国有企业则出现显著的"降杠杆",且其杠杆率大幅下降的时段恰逢货币政策转向紧缩。本文尝试探讨僵尸企业是否干扰了货币政策传导,进而导致非金融企业降杠杆出现结构分化。研究发现: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节银行资金成本,实现货币政策意图,当僵尸企业以优惠利率从银行获得贷款时,为弥补资金成本,银行会提高正常企业的贷款利率("信贷成本转嫁效应"),导致正常企业融资被挤出;货币政策紧缩时,僵尸企业在企业中的比重越高,对正常企业贷款利率的转嫁效应越强,正常企业的融资成本更高,从而杠杆率越低。基于企业微观数据,实证分析验证了前述理论机制。因此,在"结构性去杠杆"聚焦于所有制差异的同时,更应注重僵尸企业处置,改善信贷资源分配效率,促进宏观调控政策精准发力。     

我国区域经济波动对货币政策效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研究表明,北部、东部和南部等经济较发达地区与总量经济发展能够保持较高同步性,西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则呈现较强的独立性特征;经济较发达地区与总量经济的关系呈现出在扩张期同步性较强、在紧缩期同步性较差的特点,紧缩期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影响更为显著;货币政策在不同地区效力不同,东部地区对利率政策具有较高的敏感性,资金推动仍是全国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货币政策、信贷资源配置与金融漏损——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上市公司的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数据,考察了不同货币政策下,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在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方面的差异性特征。研究结果发现,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由于信贷配给的存在,国有产权企业在获取银行贷款方面比私有产权企业更具优越性,私有产权企业为缓解融资窘境选择了更多的商业信用替代融资,这种不同产权性质企业间信贷资源配置的差异可能导致金融漏损的发生,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国有产权企业有更多的应收票据,而私有产权企业有更多的应付票据,这一方面从侧面进一步证实了金融漏损的存在,同时也反映了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商业信用模式的影响,趋紧的宏观经济环境加剧了供应链关系的紧张,企业间采用了交易成本更高的商业信用模式。本文的研究反映了我国信贷配给的存在对市场微观主体的影响以及金融漏损存在的客观性,从而有助于理解我国私有经济高速发展之谜。     

公司融资结构调整、部门异质性与中国信贷渠道的存在性

在理论总结与对中国经济环境分析的基础上,文章从两个新的视角对中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进行了重新探讨:一是特定货币政策环境下公司融资结构调整;二是产权异质性条件下的信贷配给。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独立信贷渠道的确存在,然而,其作用机制并非是基于像上市公司这样的企业的微观融资结构调整效应,而是经济中国有与非国有并存的产权异质性所导致的信贷配给效应。对于上市公司,独立信贷渠道的作用是微弱的,这一结果对于公司行业及规模是稳健的。实证结果同时显示,与通常的预期不同,在获取银行信贷方面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的国有投资受银行信贷变化影响更大。     

货币政策、关系资本与企业货币资金持有*--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4～2011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货币政策会显著影响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尤其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会更多地持有货币资金。同时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货币资金持有行为的影响会因企业关系资本而产生差异。国有产权企业相比于私有产权企业会更多地持有货币资金,并且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更为明显;相比于具有政治关系的私有产权企业,那些不具有政治关系的私有产权企业会更多地持有货币资金,并且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了企业现金持有的预防性动机理论、代理理论以及自由现金流理论。     

货币政策、过度投资与房地产企业风险承担

以2003—2013年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鉴Richardson的过度投资模型,对房地产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进行度量,实证检验了房地产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过度投资、中国的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以及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与其风险承担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行为,紧缩的货币政策能抑制其过度投资,而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助长其过度投资;在经济繁荣期,房地产企业的过度投资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不显著;在经济衰退期,过度投资会使其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提升,此时推出宽松的货币政策会使房地产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提升。     

货币政策及其稳定性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本文基于国内97家商业银行2009～2019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货币政策及其稳定性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1)政策利率降低和货币政策波动性增加都会导致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上升;(2)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资产规模越大、资本充足率越低、资产负债率越高的银行,在宽松货币政策下的风险承担行为相对更为激进;(3)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效应在不同的经济金融周期形势下具有非对称性,具体表现为,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在宽松货币环境、信贷扩张期和经济下行期的作用,要分别强于紧缩货币环境、信贷紧缩期和经济上行期;(4)在宽松货币政策条件下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导致更加激进的银行风险承担行为;(5)在宽松的货币政策条件下加强宏观审慎政策调控,可以显著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这说明基于“双支柱”的组合式调控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单一货币政策无法兼顾多重目标的不足。     

银根紧缩政策下房地产企业的融资创新

近几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内通货膨胀压力持续加大,流动性过剩问题趋于明显,为了确保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政府采取了紧缩银根的货币政策.作为资金密集型的房地产行业,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依赖较大,受到紧缩货币政策的影响.房地产企业融资难度有所加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充分发展现有的融资模式,并对房地产融资渠道进行扩展和创新,积极探索运用多种融资方式,来确保房地产企业的持续发展.     

货币政策、信贷歧视与公司现金持有竞争效应

宏观经济政策与行业竞争显著影响公司现金持有的经济后果,文章利用2008-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季度数据,结合货币政策和信贷歧视考察了公司现金持有的竞争效应。研究发现:(1)公司现金持有具有竞争效应,而且随着竞争对手融资约束和行业竞争的加剧,公司现金持有的竞争效应更加显著;(2)与宽松货币政策相比,公司现金持有的竞争效应在紧缩货币政策下更加明显;(3)与政府控制的公司相比,民营公司现金持有的竞争效应更强,而且在紧缩货币政策下两者差异更加显著;(4)为研发活动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是公司现金持有实现竞争效应的主要渠道。     

银行关系、政治关联与上市公司银行贷款的可获得性——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以2001—2011年我国2373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政治关联和银行关系对其银行贷款可获得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对于所有的上市企业而言,政治关联和银行关系均有助于增强其银行贷款的可获得性,但同时具有两种关系反而不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建立政治关联或银行关系均有利于其获得长期贷款,但对短期贷款的获得没有显著影响;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政治关联有利于其获得长期借款,银行关系能显著增强其获得短期贷款的能力。     

供应商-客户关系会影响企业的商业信用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供应商-客户关系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规模和期限的影响。结果表明：供应商集中度越高,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规模越小,融资期限越短;当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企业所在地的产品市场发育程度更高时,供应商集中度与商业信用融资规模、融资期限之间的相关关系显著弱化。本文从新的视角丰富了企业战略与商业信用研究领域的文献,也为我国进行信贷市场及产品市场建设提供了证据支持。     

Bank-lending channel and non-financial firms: evidence for Spain

During the 1990s, liquidity was relatively abundant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s mostly developed a relaxed monetary policy. While the bank lending channel view of the monetary policy would have suggested an increase in loans to firms in this context, the demand for bank corporate lending, however, slowed down, suggesting that monetary policy was not effective in this area. This article analyses how the financing behaviour of Spanish firms during 1992–2003 is related to their liquidity holdings and how this relationship may affec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bank lending channel. The empirical evidence provided suggests that firms holding high liquid assets may replace bank lending by other sources of financing. Hence, higher liquidity holdings allow firms to invest in attractive investment projects in the event of a tightening of monetary conditions.      

货币政策对金融生态的影响机理及实证检验——基于上市商业银行面板数据的分析

传统的货币理论忽视了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及金融生态的影响,文章从商业银行的微观视角出发研究了货币政策对金融生态的影响机理。理论层面,金融生态与货币政策制度供给、传导机制和有效性相互关联,货币政策则通过资产价格或估值机制、收入及现金流机制、追求收益机制、杠杆调整机制、道德风险机制和风险转移机制影响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实证层面,构建了货币政策影响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和风险承担的数理模型,选取国有和股份制两类共12家上市商业银行2008-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规模增加、风险承担意愿增强,有利于优化金融生态,反之则反是;国有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变化更敏感,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对金融生态更敏感。因此,在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中,需要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相互协调配合。     

经营困境、政治关系与银行贷款差异——基于持续经营不确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笔者以2002年~2005年获得非标审计意见上市公司为样本,以上市公司各年度银行贷款占资产总额比例以及贷款的自然对数作为银行贷款决策的替代变量,考察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对银行贷款决策的影响。多元回归分析发现,民营上市公司在持续经营不确定情况下,银行贷款决策更加严格,而国有上市公司没有因此受到明显影响,但持续经营不确定的国有上市公司债务违约现象比该类民营上市公司更严重。这说明政治关系、政府干预影响了银行向国有上市公司的贷款决策。     

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与融资便利性

本文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切入点，实证分析政治关联对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获取银行信贷融资及其期限结构的影响。以1996—2010年间在沪深两地上市的农业企业为样本，以董事长是否现在或曾经担任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来判断政治关联。检验结果发现，农业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与银行贷款数量显著正相关；政治关联所带来的融资便利性，更多表现为获取银行的短期贷款。研究表明，政治关联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能够作为非正式制度帮助农业企业获得银行信贷支持。     

中国上市公司高额现金持有行为溯因:融资约束理论抑或委托代理理论

对于公司高额现金持有行为的理论解释主要有委托代理理论和融资约束理论,文章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进行多角度考察与实证检验,发现高额现金持有公司具有盈利能力强、成长性好、股利支付少、高管持股低、代理成本小等诸多公司特征;通过融资约束分组检验发现,高融资约束公司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显著为正,融资约束使得上市公司具有较强的现金积累倾向与偏好。实证研究表明:与委托代理理论相比,融资约束理论更适用于解释中国上市公司的高额现金持有行为。     

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1 999—2 0 0 3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地区市场化程度对当地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越高,长期债务的比重越低。进一步分析发现,上述差异主要归因于政府对企业干预程度的不同。基于此,本文分析认为,当司法体系不能保证长期债务契约得以有效执行时,“政府关系”是一种重要的替代机制     

The role of banks in the Czech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mechanism

With this work, I aim to enrich the knowledge about the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mechanism in the Czech Republic with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impact of monetary policy on bank lending. Using a panel of quarterly time series for Czech commercial banks for the period 1996–2001, I study the overall effect of monetary policy changes on the growth rate of loan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pply of loans.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credit market's supply side allows us to make inferences on the operativeness of the credit channel (the bank lending channel and the broad credit channel) of the monetary transmission mechanism. I find that changes in monetary policy alter the growth rate of loans, with considerably stronger magnitude in the period 1999–2001 than in the period 1996–1998. From the analysis intended to captu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pply of loans, I conclude that the lending channel was operative in the period 1996–1998: I find cross‐sec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lending reactions to monetary policy shocks due to the degree of capitalization and to liquidity. For the subsequent period 1999–2001, the results also show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monetary policy due to bank size and its bank's proportion of classified loans. In the context of steadily decreasing interest rates, this can bolster the supposition of financial frictions between borrowers and lenders and hence, that of an operative broad credit channel.     

制度环境、审计质量与债务融资

本文具体考察了不同制度环境下的审计质量对中国上市公司长期债务融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质量审计有助于上市公司获取更多的长期债务融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上市公司中以及在金融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高质量审计对上市公司获取长期债务融资的作用有所减弱.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拓展了国内外学者对高质量审计作用的相关研究,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高质量审计在不同制度环境下所具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