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技术、制度与经济增长

资源、技术、制度三类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得到学术界越来越广泛的承认。从静态的角度，资源的数量取决于技术水平：一定技术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潜在最大产量，而制度则决定了这种潜在量转变为现实量的程度。从动态的角度，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是解决人类与自然紧张关系的两种手段，不存在谁一定决定谁的关系；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资源、技术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     

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理论评述与比较分析

从制度安排角度解释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焦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角度解释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辩证关系;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新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对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的关系又各有阐述.对上述理论围绕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关系进行了分析评述,并对两者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比较分析.     

我国会计制度变迁的动因分析

中国的会计制度变迁,有待研究和解释的问题非常多.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理解会计制度,对我国会计制度变迁的过程和环境进行分析,以发现影响会计制度变迁的因素.适应经济发展过程中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是会计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因;技术发展为会计制度变迁提供支持,会计技术发展决定了会计制度规范具体内容的变迁;不同时期和经济环境下,会计制度制定者对会计目标的理解就成为决定会计制度改革的依据;从博弈的角度看,我国会计制度变迁就是一个围绕保护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不断查缺补漏、制止企业机会主义的过程.     

制度变迁对云南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制度变迁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把制度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并将制度变迁效应从索洛余值中分离出来,分析制度变迁对云南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根据实证分析,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总影响为:在把制度变量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技术进步率从3.9125%下降到2.3045%,技术进步率下降的部分为1.608%。或者把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总影响看作是:在把制度变量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41.85%下降到24.65%,下降部分为17.2%。     

制度变迁与省区经济的非均衡增长

在决定经济增长的诸因素中,制度是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从制度安排、制度变迁的角度对我国省区经济的非均衡增长进行制度分析,说明要缩小省区经济增长差距,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致力于制度创新,推动经济的市场化进程。     

土地资源对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效应：理论与实证

运用动态最优化方法以及联立方程系统,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析土地资源对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效应。理论研究发现,在土地资源有限性约束下,技术进步与城市土地资源以及资本投入之间存在内在相互增长制约关系,并且此关系受到利率、土地－资本比、要素替代弹性等条件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土地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使用数量的多少与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量”的大小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的决定关系;土地资源作为一种发展要素,其使用数量的多少与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质”的高低之间存在一种负相关的表现关系。     

东部企业"西进"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体制和企业组织治理结构等制度决定了区域的资源配置能力,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是经济主体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利润”,考虑到制度转换的成本,制度变迁可能获得的潜在利润必须大于为获取利润而支付的成本。东部企业作为经济主体“西进”打破了西部地区原有的制度均衡,通过影响西部地区的非正式制度、市场制度、企业治理机制等,使一些在现有的结构安排下无法实现的“潜在利润”变成现实利润,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     

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本文首先分析了在增长模型中加入内生制度变量的局限性,然后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出发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构造了一个包含外生制度变量的经济增长模型,自该模型中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假设之下,在平衡增长路径上经济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和制度变迁率之和.另外本文对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进行了比较,并按照技术进步分类方法对制度变迁分类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物权法、中国传统文化和渐进式制度变迁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立法进程作为中国渐进式制度变迁的一个案例,本文从中国农耕社会的习俗、双重制度规则、传统价值观念和放任的小农经济等方面剖析我国制度变迁渐进性特征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从制度与文化的渊源关系出发,论证了正式制度变迁受到的惯例、习俗和价值观念这些非正式制度限制,从一个新的角度解释了不同国度和民族制度的差异性.     

大国制度变迁的特征及其作用

大国人口众多、土地辽阔,有更加复杂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大国的制度变迁具有内生性、渐进性以及巨大的国际影响力。从静态和提高效率的角度来看,制度变迁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从动态的角度看,制度变迁主要通过形成激励机制和推动技术创新来促进经济增长;从结构的角度看,制度变迁主要是通过黏合各种要素形成整体合力来促进经济增长。发展中大国应该以改革促进大国的制度创新,建立以市场机制为核心、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关键、以驱动科技创新为目标的市场经济体制。     

基于MTOI的产业自主创新分析框架

提高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迫切需要,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迫切需要,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迫切需要,也是应对金融危机的迫切需要。本文综合利用创新理论、制度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从系统论的角度,对产业自主创新中的重要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构建了融合“市场-技术-组织-制度”于一体的产业自主创新分析框架。     

我国经济增长中制度因素的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技术还是制度?学术界的争论由来已久,至今尚无定论。本文运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一些统计资料,通过计量研究,从经济增长中的诸因素中分离出来了制度因素,并测算了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得出的结论是: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而,制度因素应是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抛开制度条件而片面地强调科技的第一生产力作用很可能不会取得预期效果。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条件收敛分析——基于扩展Solow模型的实证研究

以Solow模型(1956)为基础,把人力资本和制度因素同时纳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构造了一个包含人力资本和制度因素的扩展Solow模型。运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方法,对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各省的经济增长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各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条件收敛(conditional convergence)特征,即在控制了各省间人口增长率、物质资本投资率、人力资本水平和制度因素差异后,可以观测到明显的经济增长收敛趋势。     

全要素生产率与湖南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运用传统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对湖南近十多年来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得出技术进步尤其知识存量的增加对湖南的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要素投入的贡献很大;除去这两个因素外的余下因素如制度变迁、人力资本的提高和产业转移对湖南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很大。湖南现实要素存量已大于均衡所需的要素存量,导致要素投入的不经济。由知识存量的增加所导致的技术进步中,单独的技术引进和研发对经济增长是负作用,而两者之间的交互项却是正作用,说明在技术引进的的基础上必须进行研发,才能达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对湖南来说,走“引进-吸收-提高”模式的技术进步是适宜的。     

人口新常态约束下特大城市的规模调控与转型升级

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变动极大,运用 Kernel 密度函数对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分布的分析表明,当前以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为特大城市的划分标准是合理的。从城市人口规模变动的动态历程来看,该变动主要受城市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中国主要特大城市实有人口规模变动的分析表明,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调控应因时因地而动,不能搞一刀切,而且人口调控政策重点应该从数量控制转向结构优化。特大城市转型升级面临着农民工供给短缺、大学毕业生相对过剩、老年和少儿非劳动力人口持续增长等人口新常态约束。在这种人口增长新常态背景下,特大城市应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促进政府制度创新和企业技术与管理创新是城市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     

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教育模式的改革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基于湖南的实证分析

本文尝试从实证的角度,以湖南为例,探讨在当前资源、环境约束的条件下,经济增长与教育投资、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并分析教育投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分析得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仍未摆脱依靠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偏低,亟待通过教育模式进一步改革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本文对国内外关于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了综述和简单的评论。从理论角度看,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对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阐释,认为进口贸易作为国际技术溢出渠道,能够间接地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从实证角度看,国内外关于进口贸易的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实证研究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进口贸易溢出效应的存在性检验、进口贸易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和进口贸易溢出效应的国别差异研究。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存在的,但受到进口渗透率、人力资本、贸易开放度、政府管制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     

制度变迁中的制度外行为

通过梳理关于中国改革30年经济增长原因的解释,认为改革启动后中国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的动力源于经济主体的制度外行为,并通过对经济理论中关于制度、行为主体行为的重新审视,尝试将制度外行为作为变量解释制度变迁的动力。     

1949-1957年中国产业结构转换的历史考察

1949～1957年是中国产业结构转换的转折期。从经济史学视角对这一时期产业政策导向演变以及产业结构变动的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转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中国政府选择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跨越式产业结构转换模式也带来了潜伏的危机。     

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和动态效应分析

本文把信息技术因素引入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构建了一种相对更加完善的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并利用2000～2010年中国及各省域的面板数据,着重分析了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和动态效应。结论表明: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在整体上始终对经济增长有密切且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门槛效应。各省域在利用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不存在高水平陷阱,但存在中低水平陷阱。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高水平地区的影响更大。整体而言,中国在利用信息技术促进经济增长领域仍存在较大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