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分野妻合流：西方供求理论的历史考察

在供给与需求的关系问题上，西方经济学界历来都存在着供给决定论与需求决定论的争论与对立。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中，二者的力量对比则有所不同。时而供给决定论占据主导地位，时而需求决定论成为主流。但是，尽管两种理论彼此对立，各执一端，最终还是合流归一，相互融合。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及启示

第二国际时期,以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实证化理解,将马克思主义解读成庸俗经济决定论,对无产阶级革命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等人对此展开了猛烈的批判。他们强调马克思和黑格尔思想的连续性,阐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批判了第二国际的庸俗经济决定论、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削减了实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侵蚀,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当今,经济决定论并没有消失,正在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其影响有增无减。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经济决定论的否定和颠覆。     

波普历史非决定论思想的证立逻辑及其批判

波普以证伪主义科学知识增长模式为逻辑支柱的历史非决定论思想是现代西方历史哲学中独具特色的一支。通过对猜测一反驳方法极端否定证实的逻辑学分析和对科学知识内在规律的科学揭示,深刻地批判了波普的历史非决定论思想,说明了历史决定论的深刻基础只能是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     

完整的产权激励:微观机制与宏观机制

完整的产权激励包括微观机制与宏观机制两个方面，西方现代产权理论倾向于微观与效率分析，产权和政府被处理为两个独立的要素，因而使得西方产权理论在解释经济增长和政府职能上存在着诸多困难。深入研究产权的宏观激励机制，剖析政府介入产权的价值与“适度”问题，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有着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试论产权激励的两个层面

产权激励包括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西方现代产权理论倾向于微观与效率分析,产权和政府被看作为两个独立的要素,因而使得西方产权理论在解释经济增长和政府职能上显得格外苍白无力.我们深入地研究产权的宏观激励机制,剖析政府介入产权的价值与"适度"问题,对中国这样的转型社会有着重大的理论指导及现实意义.     

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对传统增长理论的批判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经历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两个阶段,理论界对经济增长源泉的认识,也从积累决定论发展到技术决定论,再到目前的社会资本决定论。社会资本决定论认为,社会资本通过提高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利用潜力和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结构解析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考察,人们分析当代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结构时主要的理论资源是政治锦标赛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政治锦标赛理论是从地方政府官员面临的激励角度研究地方政府行为;委托代理理论是从委托代理关系的角度研究地方政府行为;公共选择理论是运用经济学理论解释地方政府行为。这三种理论资源提供的解析既相互区别又互为补充,为我们观察和分析当代中国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提供了比较完整的分析框架。同时,三种不同理论视角的分析也为人们带来了很多有价值的启示。     

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启示和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研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多年的发展,为理解增长过程、分析增长问题、制定增长政策提供了重要工具和理论基础。但对于面临深刻制度变革的中国,只有将以市场化为主旋律的制度变迁过程结合到增长理论中去,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并为中国的增长问题提供理论启示。以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制度性联接方式及其变化作为这一研究的切入点是合适的;在当前时期,打破三者之间的制度性联接,将三方面的改革隔离开来、独立进行,在制度变革中推进经济增长,才能真正提高经济的自运行能力。     

经济增长的源泉:资源禀赋、技术还是制度

关于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的探索，经济学界从来没有放松过。从传统经济学的资源禀赋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决定论；从斯密到索洛，再到诺斯，分别论述了经济增长源泉问题的某一个方面。根据三种理论的系统梳理，指出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是资源禀赋、技术创新和制度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不是某种单方面的因素。     

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经验述评

经济增长理论围绕着解释增长,分析发展的方向而不断演变。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兴起之后便逐步衰落,并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新的形式逐渐复兴。文章梳理了增长理论的演化,并讨论了作为当今经济增长理论热点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理论内涵,并对中国学者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中涉及的财政支出、财政分权等问题的进行分析,最后给出一些关于经济增长分析的看法。     

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还是常态--来自权力结构变迁的视角

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保持了高达9%以上的增长速度,其增速之快、维持时间之长、转型难度之高、赶超幅度之大都是人类历史所罕见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然而,中国经济在增长的起点、轨迹、主体、直接原因和增长所需的全球市场等方面又具有常态特征,与战后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相类似,也没什么特异于经济学教科书所揭示的增长规律。而现有的理论,无论是比较优势理论、地方政府竞争理论抑或市场化改革理论,都无法内在逻辑一致地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和存在的问题。本文的研究表明,权力结构理论才能解释中国解放后的经济成败。而基于权力结构的视角,从增长的源泉来看,中国更无特殊性：解放后到1978年,中国之所以出现诸多问题,根源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权力结构失衡;改革开放后,中国和其他走向经济成功的经济体一样,都是在保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同时,通过调整权力结构来推动改革和对外开放、进而释放出巨大的经济发展活力和取得显著的经济成就的。因此,基于权力结构理论的解释不仅能揭示中国经济成功之谜,也能回答其中蕴含的问题,还能解读中国体制变迁背后的逻辑。     

从生物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看性别研究与女性地位

关于性别研究和女性地位,在西方科学界有两大流派出现了争论。一是建立在生理基础上的生物决定论,认为性别角色是先天的,把性的自然差别归结为女性处于依附地位的原因,其根本是维护男权至上。一是建立在社会文化基础上的文化决定论,提出性别角色并非生理决定,是文化建构而成,女性受压迫是父权制文化监制的产物。在性别角色形成的过程中,无论是生物决定论还是文化决定论都有失偏颇。因为性别角色的形成是多元化的因素交互而成的。既有生理的、心理的原因,还受到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影响。     

探索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的新思路--评《金融改革与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回顾及反思》

20世纪70年代Mckinnon和Shaw提出金融深化理论以来,金融发展理论层出不穷,推动了许多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金融发展理论认为,经济成功的关键必须依赖金融体系的良好运行,但是中国在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目前的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和金融发展模式是否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这是一个值得     

经济增长的引擎：从唯物质资本到泛资本范畴

准确把握经济增长理论的三个阶段即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可以有两个维度。第一,理解要素边际报酬不变、递减到递增的演进趋势。第二,理解对经济增长引擎的不同解释,即从唯物质资本、外生技术到包含知识在内的泛资本范畴的变化。经济增长理论的这种演化也是对马克思关于人是生产中最能动要素的复归和发展。     

中国地方公共品供给的逻辑：一个文献综述

基于文献综述,中国地方公共品供给的逻辑可以归结为：市场化进程客观上要求重新界定市场行为与政府责任的边界,而政府履行责任的过程可以视同为提供公共品的过程;中国式分权使得绝大多数公共品供给卸责给下级政府来承担;地方政府激励约束决定了地方公共品供给数量、结构与效率。此逻辑为解释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市场与政府、中央与地方、增长与失衡、公平与发展这些重大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分析视角。     

索洛模型中政府税收的影响

正税收和经济增长一直存在紧密联系,索洛模型简单准确地解释了经济增长的事实。本文通过引入政府税收政策来分析索洛模型中税收对劳均产出的影响。经济增长离不开税收政策,政府税收的增减会通过生产者和消费者来影响经济增长。Smith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一国的劳动生产率,二是生产工人与其他人口的比例,其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劳动效率的提高依赖于劳动分工,而产生分工的必要条件则是资本积累,因此分工协作和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基于以上分析Smith认为,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     

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探略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人们的政治、精神生活。每一代人都必须在继承前一代人创造的物质条件和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来创造自己的历史。这证明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是正确的，人与自然界的相互选择的选择论是不能成立的。     

媒介的产生--技术决定论抑或文化决定论

技术决定论认为在传播领域的技术发展进程中,技术是决定性的因素,再加上伟大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力量.相反,通过对电影、电视产生过程的研究,温斯顿发现,技术固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新技术的出现更是由于社会生活中诸如政治、经济、金融、组织、文化等方方面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称此为"文化决定论".他视这种社会文化因素综合体为新技术产生的决定性因素.     

当前我国民族教育研究若干方法论倾向审思

民族地区的教育有其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与教育的共性或者普遍性是辩证统一的,不能忽视,也不能过分强调。当前我国民族教育研究有过分强调这种特殊性的倾向,表现在文化单因素决定论、文化相对主义和地理环境决定论等方面。只有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层面分析问题,坚持主位立场与客位立场相结合,正确理解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及其相对独立性,才能纠正当前民族教育研究中存在的不良倾向,保证我国民族教育的健康发展。     

脱贫与经济增长:"贵州新现象"探析——贵州云南两省的比较研究

经济增长通常意味着贫困率的下降,然而,对于增长很慢的经济体或经济增长没有带动贫困率降低的案例,这种假设似乎并不成立.中国两个较为贫困省份的数据展示了这样一个谜题:贵州省的经济增长缓慢但农村贫困率的下降较为显著,对这一现象不妨称之为"贵州新现象";与此同时,云南省经济高速增长但贫困率下降较为迟缓.根据相关考察和统计数据的分析,交通、流动人口、旅游业和矿产业四个因素是解释这个谜题的关键.这四个因素在两个省的不同分布和构造解释了它们经济增长与贫困率下降关系中的不平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