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化产业区建设的市场化取向与政策选择

专业化产业区是以企业集群为基础的地方产业集聚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专业化产业区在中国兴起并取得长足进展,尤其是专业化产业区在广东(俗称专业镇)与浙江(俗称快状经济)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成功,使地方政府对这种地方产业组织及其发展备加关注,并且力图以政府所掌握的资源对县域专业化产业区的生成与发展进行规划、培育与扶持。     

浙江专业化产业区发展趋势探讨

专业化产业区在浙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论是浦江的水晶业，温州的制鞋业，还是绍兴的化纤纺织业，他们在全国市场份额所占的比重和对本地的经济贡献，都是不容忽视的。专业化产业区的旺盛生命力促使浙江这个资源小省发展成了全国的经济大省。浙江经济的腾飞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对这种由产业集聚所生成的专业化产业区的高度关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产业集聚阶段，专业化产业区的特点和未来发展方向是不同的。但是浙江的专业化产业区则有很多的共同之处。     

产业集群的演进规律探析——以浙江省绍兴市为例

产业集群是指由众多自主独立企业,在某一特定领域内和一定地理位置上,通过集聚过程形成的相互依存的专业化产业区,是基于地缘关系、产业技术链、同业交往等关系,在竞争和合作中共同获得比较优势的产业联合体。地理上的群落是外在现象,内在的关联、交流、合作与竞争才是产业集群的本质。     

河北产业集聚状况及财政对策研究——基于经济要素供给和产业发展演进的分析

产业集聚是指相同产业及相关支撑产业、相互关联的不同产业,依据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关系,在一个特定经济区域内,高密度地聚集在一起的产业成长现象和经济运行过程。产业集聚的过程就是各类经济资源、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     

资源禀赋与专业化产业区生成

专业化产业区是以企业集群为基础的地方产业集聚现象。其生成主要缘于地域资源禀赋，即地方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与社会资源的互动关系与协同效应，是专业化产业区生成的初始条件与主导因素。由于各地地城资源禀赋特点不同，专业化产业区的生成条件与发展路径因此备具特色。     

浙江省专业化产业区存在问题与对策思考

本文针对浙江省专业化产业区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三条对策建议：一是促进企业并购,实施品牌战略,推动专业化产业区内企业向现代企业集团转变,实现企业组织与产业组织创新;二是积极培育要素市场,推进专业化产业区向高级化、现代化发展;三是提高专业市场功能创新与组织创新能力,形成对浙江省专业化产业区发展的强大支撑体系。     

产业集聚的理论渊源与研究进展

产业集聚是经济活动中最突出的空间特征和一个世界性的经济现象,成为了众多学科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在重点回顾贸易理论、产业区理论、区位理论以及发展经济学对产业集聚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对产业集聚的最新研究成果分别予以阐述。通过归纳总结产业集聚理论的演化发展,为产业集聚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提供理论基础。     

中国制造产业链集聚的生产率效应

发挥产业链集聚优势以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应对全球产业链重组和推进中国产业体系现代化的关键途径。本文利用2003—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投入产出表》的数据,在专业化和多样化空间集聚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上下游集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假说,构建了基于区位熵和投入产出关联的产业链集聚指标,并运用多种计量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结果发现：产业链上游、下游空间集聚能够显著促进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下游空间集聚的作用大于上游空间集聚,该结论在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产业市场集中度发挥了中介机制作用,而固定资产占比下降能够强化产业链空间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产业链空间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产业内在发展特点和外部成长环境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本文的研究从产业链集聚视角为推进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提供了政策启示。     

永康:五金产业集群亟待拓展提升

一、产业集群的地位和作用 产业集群,是指某一特定产业（相同产业或相关性很强的产业）的企业根据纵向专业化分工以及横向竞争和合作的关系,大量集聚于某一特定区域而形成的具有集聚效应的产业组织。产业集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载体,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产业集群的发展,大量企业的“云集”,同行业的企业利用地理接近性,促进专业化分工合作,行业内的信息流动、技术外溢和领域内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大大降低外部交易费用和成本,获得比较成本优势,有力地提升了区域经济的竞争力和凝聚力。     

空间集聚与产业网络的相关模型——以台商在东莞投资的电子制造业为例

空间集聚和产业网络是新产业区理论关注的两个核心概念,但对其关系进行严密论证的文献却很鲜见.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对其相关关系加以论证和对台商在东莞投资的电子制造业的问卷调查发现,相同或相关产业在某一地理区域的集聚的确能促进该地区产业网络密度、强度、互惠程度的提高,但对于产业网络对象多元化则影响不明显.     

欠发达农区村域经济对产业集聚区的响应机制研究——以河南省王胖庄为例

以河南省开封县黄龙产业集聚区相邻的王胖庄为研究区域,利用实地调研数据,采用统计方法和SPSS17．0软件计量分析,探讨了村域经济对产业集聚区的响应机制。①产业升级。农户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人数增多.同时,粮食作物逐渐转向经济作物。②职业转化。通过务工、自主创业以及外出务工回流的方式实现了村域人口在就业空间上的转移。③思想冲击。耕地的重要程度降低,从事非农产业的积极性提升,生活方式高级化,向往城市生活的愿望强烈。④分化加剧。面对外界刺激,农户逐渐分化为发展型,稳定型和衰退型。⑤农户对产业集聚区的响应程度与核心劳动力年龄、人均耕地面积呈负相关,与劳动力教育年限、劳动力数量呈正相关。     

中国重化工业发展的空间组织形态演化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工业化进入到重化工业发展阶段。随着重化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中国重化工业的空间组织形态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沿海集聚趋势,即中国重化工业的空间分布由20世纪90年代前的矿产地和传统工业城市布局转变为向沿海新兴城市的聚集。研究表明,降低进口原材料的交通运输成本和突破大规模工业用地的行政审批限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重化工业空间组织形态向沿海集聚的主要驱动因素。     

Clusters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mplications for industrial policy

Cases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r “clusters” arise in the presence of industry-specific and local externalities, also called Marshallian externalities. The standard argument is that such externalities may justify a policy of infant-industry protection to allow and encourage clusters to emerge. In this paper I explore this carefully, and show that different policy implications emerge under a more realistic modeling of clusters. In particular, rather than distorting prices to promote clusters in “advanced sectors” that may exhibit strong clustering possibilities, countries should focus instead on promoting clustering in current sectors, which have revealed to have the strongest comparative advantage. Import substitution is not a proper way to achieve this.     

产业集聚的区位效应及其对欠发达区域的启示

研究产业集聚,对于欠发达区域培育产业集群,对于缩小欠发达区域与发达区域的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经济区位理论,产业集聚是区域的区位条件与企业的区位因子藕合作用产生区位效应的结果,我国产业集聚的区位效应包括生产成本效应、衍生或孵化效应、交易成本效应、诱导效应和循环累积因果效应,与此相对应,产业集聚区域在资源禀赋、历史积淀、制度环境和交易条件等方面必然具备某种或某几种优势。从产业集聚的区位效应出发,欠发达区域培育产业集群关键在于确定集群区位和创造适宜的区位条件。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ustralia– UK Intra-Industry Trade

This paper tests industry-specific hypothese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intra-industry trade in the context of Australia-UK trade. In doing so it separates intra-industry trade (ITT) into ITT in horizontally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and ITT in vertically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It finds that the latter is the dominant former of ITT. Further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obustness of empirical results on testing industry-specific hypotheses to the choice of national (UK or Australian)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The assumption of uniform industrial structures across countries adopted in other studies is shown not to be justified.     

近代中国的产业集聚与扩散--基于20世纪30年代工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代中国工业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但是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区位分布也出现了由口岸及沿海集聚向内陆扩散的现象。文章利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工业调查数据,从区位优势与产业集聚效应的角度实证考察了近代产业集聚与扩散的原因。研究表明,不但贸易优势对地区工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而且产业集聚效应也是影响工业发展与区位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因为地区商品贸易的发展可以为工业提供资本积累并提高劳动者收入及地区购买力水平,所以发达的贸易可以成为地区工业发展的区位优势,并吸引企业的进入与集聚,从而促进工业发展。然而,产业的过度集聚也会降低工业的区位优势,促使产业向集聚区外扩散。文章的结论可以为当今中国合理引导产业转移与平衡发展带来启示。     

低碳约束对产业集聚的门槛效应分析

产业集聚作为重要的产业组织形式,其影响因素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重点,但鲜有学者直接研究低碳约束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基于2000-2012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利用门槛回归方法,从人均收入和人力资本两个角度,检验了低碳约束对产业集聚的门槛效应。收入门槛的检验结果表明,在中、低收入阶段,低碳约束抑制产业集聚,而在高收入阶段,低碳约束则显著促进地区产业集聚;人力资本门槛的检验结果表明,在高人力资本阶段,低碳约束能够显著带动地区产业集聚,在中低人力资本阶段则相反。     

我国制造业区域集聚程度决定因素的研究

本文分析了中国近年来(1998—2003)制造业行业集聚的趋势以及影响行业集聚的微观基础。研究表明样本期间中国制造业行业集聚呈上升态势。我们利用面板数据和动态估计过程模型,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现有实证研究文献中存在的一些可能造成结果偏差的缺陷。我们发现:地方保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制造业的区域集聚。同时,溢出效应、运输成本和自然禀赋也是影响行业集聚的重要因素。     

中国创新要素集聚能力的时空格局与动态演化

基于中国内地30个省级区域2002-2018年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基尼系数及空间分解、探索性空间分析、核密度估计、空间马尔可夫链和潜马尔可夫模型,将工业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作为创新主体,研究创新要素集聚能力的时空格局和动态演化规律。研究发现：①工业企业和高校创新要素集聚能力区域差距较小,科研机构创新要素集聚能力区域差距较大;②创新要素集聚能力区域差距来源于非邻区域,工业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创新要素集聚能力整体呈正向空间集聚,其空间分布呈现不同程度的极化现象;③在样本期,工业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创新要素集聚能力经历了高、中、低3个状态,创新要素集聚能力状态变迁呈现出路径依赖和空间依赖特征。     

区域融合、对外开放与产业集聚发展

区域融合与对外开放通过提高市场一体化水平、促进产业协调和转移升级等方式推动产业集聚。借助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2005-2015年面板数据，对区域融合与对外开放促进产业集聚的作用展开研究。结果表明：区域融合与对外开放均对长江经济带产业集聚产生了显著推动作用，在政府干预行为的支持下这一作用效果更为显著。二者对长江经济带不同地区产业集聚产生了不同的作用结果：在中、上游地区两者均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而下游地区在区域融合对其起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外开放表现出抑制作用。最后提出，各地区应当合理协调产业资源，因地制宜实施开放战略，利用产业政策更好地促进产业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