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企业社会责任的人权维度与路径建构

企业失范乃至严重侵权行为频现表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因其概念模糊、企业中心主义、非强制性等理论缺陷未能有效指导企业治理。在国际工商业与人权议程中诞生的企业人权义务概念,具有概念确定性与开放性、目的价值性和不可分割性、非自愿性和可救济性,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企业社会责任存在的理论问题;同时,企业人权义务具有可操作性,能够通过国家和企业的共同行动得以实现。国家应当培养尊重人权的企业文化、确保纵横两向的政策一致性、提供基于国家的救济途径;企业应当做到政策承诺、人权尽责和及时补救。     

论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人权悖论及调适

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人权理论和人权内容的划时代变革，推动了人们在自由观念、人权内容、权利意识、人权理论和人权法理等方面的发展，同时也衍生出很多人权悖论。随着科技进步和人们对科技认识的加深，人们对人权悖论的调适，也在不断深入进行。     

宪法人权条款的理性分析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纲领性的人权原则入宪，标志着我国人权保障开启了制度化的进程，为我国的人权问题从政治问题向法律问题的转化提供了宪法渠道。本文时我国人权价值论证方式、人权条款的设置模式、人权保障的修宪模式进行了理性剖析，我国的人权保障具有价值语证上的社会性强调、人权条款上的抽象化设置、修宪模式上的制度性演进等特点。     

人权:政治权还是发展权?——两份报告所折射出的中美人权争议

从1995年开始,美国国务院开始发布《人权实践的国家报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超出190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进行攻击。为了回应这些报告,中国决定通过关注美国的人权状况从而填补美国报告留下的空缺,中国的报告被正式命名为《美国人权报告》。两份报告不仅是国际政治、国家利益斗争的产物,而且清楚地折射出了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严重分歧,这些分歧就体现在对人权概念、人权实质的不同解读上。     

论人权视角下罪犯权利的保护

从来源上认识罪犯权利,是客观看待罪犯权利的前提。在历史上,罪犯权利是随着以法治、平等、自由为核心的近代法观念而成长起来的。"人权"理念促进了罪犯权利的发展,罪犯之所以享有权利,是基于法律规定和人权的确认。因此,从人权出发,罪犯权利的保护具有重要性。     

浅析国际人权条约在中国的适用问题

文章通过对人权的总体概述,以此表明人权保障的重要性。通过说明国际条约在国内适用的一般理论及实践的同时,以比利时、日本、美国为例,展示了国际人权条约在国内适用的特点。重点将国际人权条约在中国适用存在的问题予以阐述,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最后寄希望于中国在不断完善本国国内人权保障制度的同时,能够为人权赋予更多色彩,为人类发展目标做出更多贡献。     

西方人权标准与我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评[丹麦]托马瑟夫斯基的《人口政策中的人权问题》

在国际政治中 ,人权问题始终是普遍关注的话题 ,并在许多方面影响着政府决策和国家关系。冷战结束后 ,特别是近些年来 ,一些西方国家基于不同的价值观 ,借口人权问题经常干涉别国内政 ,并动辄以武力相威胁。少数西方国家 ,经常以所谓民主政治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宗教自由问题以及计划生育等问题对中国指手画脚 ,甚至以此作为在国际事务上要挟中国的砝码。因此 ,正确理解人权概念 ,准确把握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的人权价值观和人权标准 ,全面透视人权斗争背后的本质所在 ,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我们知道 ,基于中国国情所做出…     

对当前我国人权理论的实践研究和思考

本文以我国人权理论的实践研究和思考作为研究主题，首先，从西方人权思想的起源和西方人权学说的形成与发展两个方面对西方人权理论的历史沿革进行了概述，其次，对当前我国人权理论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对当前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最后，从思想前提、实践核心、现实基础和坚实表现四个角度对我国人权理论的实践进行了研究和思考。期望能够为相关专家学者有所裨益。     

直面人权——从死刑存废反思人权立法

我们倡导人权,就首先要正视现实中人权的真正状态。死刑废除十分明确的体现了人权对立法的作用,但是回看传统,审视文化,我们会发现人权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有着不同的生长样态。而立法必定最真实的反映着人权发展的现实,刑八修正案废除死刑的改变就更能体现这一点。     

浅议少数民族人权保障制度———以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为例

当今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使得人权这种上层建筑里的最高思想得到了愈来愈多的关注。人权问题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各国政府、地区尤为重视的一种现象。本文从人权的历史形成找到溯源，从而得出人权的概述以及迄今为止的发展，从根本上得出人权保障这一制度的理论所在依据，并得出人权未来发展的形势。中国人民并没有并西方国家所鼓吹的“人权”而吓到，相反的是更加坚定的走下去，曼加努力的为着少数民族的人权保障制度的创新以及完善做着更大的努力。笔者正是以中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为理论基础，通过历时近一年的时间进行实地调研，走访人民群众，联系相关政府部门，得到了最基层的、最结合实际的理论研究调研知识。更是结合国内外著名学者以及结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理论，切实的理解到了我国少数民族人权保障制度，并据此提出了一些关于少数民族人权保障制度方面的创新之处。     

国际投资法中的人权保护问题研究——以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为视角

现有的国际投资协定极少对人权问题作专门规定,而双边投资协定为投资者确立了很高的保护标准,这使得东道国居民人权与投资者财产权之间的冲突与矛盾难以避免。投资者—东道国投资仲裁庭的实践则将这种潜在的矛盾明朗化。仲裁庭在实践中热衷于保护投资者的财产权,对于东道国居民的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人权,一般以程序问题为由加以规避。这些矛盾与问题源于对"国际投资法的自足性"和"仲裁庭身份定位"这两个前提性理论问题认识的不清。为平衡东道国居民的人权保护与投资者财产权保护,须从对投资协定实体方面和投资仲裁的程序方面,对国际投资法进行完善。     

我国宪法确认基本人权原则具体内容之分析

基本人权原则是世界各国宪法所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宪法通过规定基本权利来确认基本人权原则。基本权利是由宪法规定的、在权利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是构成普通法律权利的基础。我国历部宪法对基本权利的规定各有其特点以及具体内容方面的缺陷,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研究我国宪法对基本人权原则具体内容的确认过程,对今后进一步完善基本人权立法、落实基本人权保障制度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     

简析国际贸易中的人权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贸易与人权的互动关系日益受到关注,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有各自的利益诉求,使得双方冲突加剧,特别是关于人权方面的问题已成为双方争执的焦点。为了使得双方能获得共赢的结果,加强合作,完善相关制度,提高争端解决机制的效率,是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     

跨国公司人权责任之救济路径--体系化反思、中国语境与劳工保护

跨国公司的人权责任日益为国内外所接受和倡导,但是此种理念如何与传统法律制度相融合,仍然面临许多问题,尤其是有效救济在国内讨论还不多见。以体系化视角,对公司人权责任的特殊性、构成要件、责任方式作了分析。并以中国劳工保护为进路,结合跨国公司在华人权侵害的代表性案例,试图通过解释学将跨国公司的人权责任纳入其社会责任范畴,以期在公司法框架内实现人权诉讼救济,并探讨了《外国侵权法令》等其他多元救济。     

公司股东股利分配请求权的思考

公司股东股利分配请求权虽然作为股东的一项权利确立下来,但立法的粗糙与实务操作的不规范,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理论研究的空缺等,严重影响了股东的这种物质性权利的实现。实际上,通过解析股利分配请求权的两种权利属性——期待权和既得权,该项股东权的分层次保护获得了依据;通过重构股利分配的公司利润基础以及利润分配方式等提供了该项股东权实现的充实基础;税收成本以及资本投资性质的研究角度使股利分配更具有可操作性;而法律责任机制的完善是最后一道保障。在此基础上,公司股东的股利分配请求权才获得了完整的意义。     

Shopping for Human Righ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Globalization, free trade, and individualization have opened up a worldwide marketplace for trading goods. The fair trade movement and other political consumerist endeavours view consumers as important active holders of responsibility for global welfare. Civil society and governments strive to teach consumers how political consumerism can be used as a push factor to change market capitalism. The market itself can also create an interest in political consumerism and, thereby, teach consumers about the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embedded in their shopping choices. When this happens, the market works as a pull factor for securing human rights. Questions can be raised about the significance of political consumers as a way to solve complex global problems. Political consumerism may be a fair-weather option that loses its attractiveness in times of downward private and corporate economic spirals. Parts of the fair trade movement believe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with sole reliance on voluntary consumer choice and using personal money and private capital to solve human rights problems by shopping them away. The exponential growth of voluntary codes of corporate conduct and labelling schemes has also created contradictory practices, incoherence in efforts, and superficial changes or what activists call “sweatwash.” Increasingly, many actors call on international law to create new standards that apply direct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on corporations.     

刑事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制度研究

在权利易受权力侵犯的刑事诉讼场域,建立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制度,是有权利必有救济理论、诉讼主体理论以及人性恶预设理论的必然要求。权利救济内容不完善、救济义务主体不中立以及重要权利救济方式的缺失,是当前我国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制度存在的主要弊端。我国应树立程序正义、救济为民的理念,在刑事诉讼中进一步完善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内容、设置相对中立的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义务主体以及增设财产保护令等。     

人力资源会计问题研究

随着知识经济和高薪技术革命浪潮的兴起,市场经济的竞争已从物质资源竞争转为人力资源的竞争,而人力资源会计作为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愈加引人关注。我国人力资源会计研究刚刚起步,在实践应用中尚存在运行环境不宽松、信息披漏有缺陷、人力资源会计经量不能准确体现资源价值及人力资本剩余权益没有得到合理分配等问题。加强人力资源会计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企业应改进人力资源计量方法,加强人力资源会计的实践研究,尽快提高会计技术水平。政府应建立健全人力资源市场和专业的人力资源评估机构,营造人力资源会计成长的良好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     

建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 促进收入公平分配

本文认为,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建立和谐社会是近年来我国政府追求的目标。收入由分配制度决定,而分配制度由产权制度决定,人力资本产权缺失是导致初次分配不公、居民劳动收入和要素收入偏低以及收入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文章提出,为实现收入公平分配,必须从企业现有产权制度入手,建立公平、公正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人力资本产权的建立能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真正结合,充分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激发劳动者的创新潜能,彻底解放生产力;能实现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发挥劳动者的自治能力和监督能力,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监督不力、效益低下等问题;能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和要素收入,增加中等收入阶层比例,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有利于建立公平、有效率、和谐的社会。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The United Nations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Human Rights, John Ruggie, has adopted a new framework for considering this issue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is framework in terms of its coherence, its consistency with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how it can be ‘operationalized’ (which is requir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In regard to the states legal obligation to protect human rights, it is considered whether this obligation is broader and deeper than is envisaged in the framework, especially if it can include the extra-territorial activities of corporations. The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to respect human rights is examined in terms of its conceptual and definitional problems, and the article also questions whether there will be sufficient legal remedies available to victims under the frame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