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对性别工资差距影响的研究

性别工资差距是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常见现象,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由于城市规模的扩张给劳动者带来了规模工资溢价,但不同劳动者获得城市规模工资溢价存在差异,那么,城市规模是否有助于缩小性别工资差距呢？基于最新的2017年中国247个城市的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构建两步回归计量模型来检验城市规模是否影响了性别工资差距。实证结果显示,233个城市中的男性劳动力拥有更高的薪资水平,但女性劳动力获得城市规模工资溢价比男性高,从增量上缩小了与男性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城市规模每增大1%,女性获得的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比男性高0.097%。可见,性别工资差距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减小。     

所有制与企业经济效率研究

本阐明了企业经济效率高低与所有制无关，而是与竞争的市场条件和清晰的产权制度有关。只要清晰地界定现有国有企业的产权，充分发展市场竞争条件，有一个高效率运作的政府，国有企业同样可以实现高效率地增长，如果片面地相信“私有化的神话”，那是不可能实现国有经济调整戍功的。在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不仅具有微观经济效率，而且具有非国有企业无法具有的宏观经济效率，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并不低于甚至高于私有经济。     

向企业建议一种新的工资方案

工资是目前企业的主要激励资源。近几年来，许多企业都从在企业里成功操作的工资方案改进中获益。作者从企业工资设计的原则、构成框架、工资内容的确认等方面阐述了新工资方案的组成设计，并对所体现的利益激励机制的方式进行理论论述。     

不同所有制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考察

不同所有制企业因产权性质差异而具有不同的技术创新激励。本文比较分析了我国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差异及其原因。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最强,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最弱,私营企业具有专利创新优势但其整体创新能力有待提高,外商投资企业创新投入少但在新产品和劳动生产率上拥有显著优势。产权性质差异是导致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差异的主要原因,外商投资企业依赖于母公司的技术转移是导致其创新投入少但拥有新产品优势的主要原因。为提升我国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应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优化私营企业的经营环境、激励跨国公司在我国建立研发基地。     

城市规模、收支剩余与农民工市民化再考察——基于生存工资Anker法的实证研究

面临错综复杂的就业形势和经济发展任务,有必要分层推进不同规模城市的农民工市民化,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2019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采用生存工资Anker法测算农民工的市民化经济门槛。研究发现：以典型的三口之家为例,城乡间和城市间的流动人口生存工资分别为3 240元、4 480元,有能力满足该标准的农民工比例为52.5%和42.6%;运用Biprobit模型识别有市民化需求的农民工,得到满足城市经济门槛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为35.5%;用Oaxaca-Blinder分解代际差异后,得到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分别为36.7%、33.1%,新生代农民工是市民化的主力;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提升,经济门槛也随之抬高,在超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最高,生存工资城乡差距高达3 000元,其他规模城市的经济门槛城乡差异仅为500～1 000元。基于此,需要科学核算农民工在不同城市规模的收支差异和市民化意愿,实现“想落尽落,应转尽转”,避免“能落不想落、想落不能落”的窘境。     

浅谈企业内部的工资分配

企业内部的工资分配必须遵循国家、集体和职工个人三者利益兼顾的原则，按劳分配原则，分配决策的民主与集中要结合原则等。设计工资分配方案应注意工资水平对外要有竞争性，工资分配要有公平性，工资水平要与企业的支付能力相适应等问题。在工资分配方案的设计过程中应做好岗位劳动测评等方面的工作，为确定职工个人工资标准打好基础，从而有效地调动各类人员的积极性。     

我国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经济效率的比较研究——基于规模效率、管理水平和技术创新视角

本文运用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法,通过对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与私营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的分析,从规模效率、管理水平和技术创新视角对我国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经济效率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在体制等因素的作用下使得规模效率要优于私营工业企业,部分区域私营工业出现规模相对过大的情况;二者的管理水平都不理想,均未能对企业经济效率的提升发挥持续稳定的贡献作用;私营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在整体上要强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在时间序列上比后者具有更好的稳定性。     

论企业资本与企业规模

企业大小的衡量指标要有其抽象几何图形的状态决定。多种指标衡量使企业有不确定性。以企业拥有总资本额较为科学。这就要求对资本要重新认识。     

灾害事件、规模与企业慈善捐助:中国背景

近年来,针对灾害事件的企业慈善行为研究是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热点问题。文章主要探讨在中国背景下,不同来源国（地区）的企业针对灾害事件的慈善捐助在数量上有无差异,以及国内企业的慈善捐助数量是否受企业财务状况的约束。通过研究收集到的283家国内企业和428家外资企业在5·12汶川地震后的捐助数据,结果发现：（1）不同来源国（地区）的企业在5·12地震后的捐助水平并无明显差异;（2）国内企业的捐助数量主要受到企业规模而非企业利润（ROA）的影响。     

投资者保护、集中的所有权与公司价值

在不同的国家中,对投资者保护的法律制度、法律执行质量和会计标准存在很大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股权集中是对投资者法律保护的替代。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与公司价值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集中的所有权有助于改善公司价值。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我国应该完善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提高执法质量和会计质量,促进股权的适度集中。     

股权结构、控制权的分配与公司价值

在集中的所有权条件下,控制股东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会有损于公司价值,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匹配则有助于公司价值实现最大化。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表明,第一大股东的股权比例与公司价值呈显著性U性关系;控制股东的股权性质与公司价值不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非控制大股东的股权比例与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大股东拥有的控制权与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薪酬差距、相对剥夺感知及企业绩效研究

文章通过在员工效用函数中加入相对剥夺权重函数以体现薪酬差距主观感受对于效用的影响,并建立反映劳资双方目标利益与最优决策的博弈模型,最终形成用以分析薪酬差距对于员工努力和企业绩效影响的整合模型。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可知,相对剥夺感知的存在将通过促进员工努力的方式提高企业产出,这表明因预先宣布薪酬差距所导致的员工相对剥夺感受对薪酬差距激励效果存在强化效果。     

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的联立实证研究

关于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研究,传统方法主要以不考虑内生性的OLS实证研究为主,近年来国内学者才逐渐运用联立方程模型研究内生性下的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股权结构具有内生性,但无论考虑内生性与否,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之间都呈显著正向线性关系;与股权制衡度相比,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更加显著。今后应进一步完善外部监督等公司治理机制,发挥外部股东的股权制衡作用,进而减少大股东侵害行为,提高公司价值。     

集群规模与公司业绩关系的研究综述

主要对国外学者关于集群规模与公司业绩的三种关系——正相关、负相关和非线性相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综述和理论阐释，并讨论了如何确定集群的最优规模。     

市场化改革同步性对企业生产率的动态影响

本文探讨了中国经济转型期各领域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互协调性对企业生产率的动态影响机制,并通过创新性构造一个市场化同步性指数,以中国工业企业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市场化改革的同步性对企业生产率的边际影响呈上升、平稳,再加速上升的非线性关系;拓展性分析还发现非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生产率的变化对市场化同步性更加敏感。本文的研究表明,在经济转型期,进一步协同推进市场化进程将更显著地促进企业加速提高生产率,为全面深化市场化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稳中求进的重要意义提供了新的微观依据。     

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和企业价值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利益趋同和掘壕自守假说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持股和企业价值(以托宾Q衡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建模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持股和企业价值之间里非单调关系,但由于各种原因,结果并不十分显著;同时经理人员持股并没有在企业价值决定中起主导的作用,甚至低于非经理人页持股的作用。这些结果与国内外研究结果都有一定的差异。     

银行业竞争与企业规模分布——基于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银行业竞争数据,实证检验银行业竞争对企业规模分布状态的影响。研究发现：样本期间内我国企业规模分布Pareto指数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表明企业规模分布越来越均匀;银行业竞争对不同规模等级企业的成长具有非均衡性影响,更加有利于中小企业成长,进而促使企业规模分布更加均匀。一系列检验均表明上述结论非常稳健,可优化我国企业规模分布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提供新的思路。     

转轨经济中的企业所有权与竞争--基于中国机械产业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研究

依据中国机械产业上市公司1999-2002年的有关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考察了产权、竞争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转轨经济中,股权结构和市场竞争都是影响公司绩效的重要因素,而且产权与市场竞争的相对重要性是“状态依存”型的。在转轨的初期和中期,产权改革似乎更重要,而在转轨的后期,建立和维护有效的市场竞争秩序则变得更为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