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增值税转型的思考

2009年1月1目起，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雅行增值税转型改革，这次改革是企业所得税“两税合并”税制改革以来的又一个新突破，是历史上单项税种改革减税幅度最大的重大税制改革，是当前金融风暴肆虐全球、严重冲击中国实体经济的大背景下出台的一项增值税转型政策，体现了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确保宏观经济稳定发展的要求。就增值税转型的背景、必要性、改革意义出发作一番思考，并就改革存在的风险提出相应建议。     

从增长极理论看我国的西部大开发实践

前言 自从国家为推动区域经济的平衡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后,许多专家学者都试图为此举出谋划策,但纵观有关的文献,大多数是从西部区域的整体发展的角度出发,从整个西部的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去谈西部开发,他们对西部大开发所作的贡献是必须给予肯定的。然而,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条必然规律。在西部的大开发中,我们不能忽视在整个西部中同样存在着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异。这就要求我们不但要全面推进,更重要的是要分类指导,重点突破,走一条让西部的部分人先发展,快发展,由先发展带动后发展,最终实…     

中国经济改革:逻辑与行动框架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面对这些问题,必须要加快中国经济改革。本文从四个角度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进行准确把脉,并分析了城镇化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行动框架,并设计了改革的原则、时间和组织形式,以期进一步推进中国的经济改革。     

FDI、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背景下,借助SVAR模型检验了FDI、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内在机制。实证表明:我国经济与环境延续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国际道路,FDI短期刺激经济增长显著,同时也恶化了环境,长期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但FDI的溢出效应有利于改善环境污染。为了理论与实践上平衡FDI、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提出了调整经济增长极、优化外资质量和结构等政策着力点。     

数字经济能否缓解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局面?

本文旨在测算2013—2019年中国省际层面的平衡充分发展水平，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面板分位数模型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平衡充分发展的影响效应，探索数字经济是否能够缓解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局面。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平衡充分发展有积极影响，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且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该影响在不断加强，说明数字经济能够改善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局面；相比较于东部地区和平衡充分发展高水平地区，数字经济在中西部地区和低水平地区的影响更大，说明数字经济对区域之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局面有一定的改善作用；空间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不仅能提升本地区的平衡充分发展水平，也同样有助于提高周边地区的平衡充分发展水平。因此，本文为数字经济改善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局面提供数据支撑和分析视角，也为探寻平衡充分发展的提升路径提供政策参考。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建议

<正>从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我国废除了单一货币政策,施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美国经济近年来逐渐衰退,美元不断的贬值,从而加大了人民币需要对美元不断贬值的压力。汇改10个月后突破8元(美元兑人民币),又过10个月突破7元。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至今,美欧等西方国家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并且美国在和我国的经贸关系中逆差较大,他们自认为出现逆差是由于我国不平衡、不公平贸易造成的,     

瑞士财政平衡体制改革及其启示

瑞士虽然是人口和领土规模较小的国家,但国内却是多元文化和多种语言并存。在这种条件下,维持社会公正和国家的政治统一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得益于二战后建立的财政平衡体制,瑞士并没有产生较大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别。2008年,瑞士对其财政平衡体制做了进一步的调整和改革。文章将以这次改革为主题,分析改革的原因、梳理改革的基本措施、探讨瑞士财政平衡体制有效运行的保障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反思瑞士财政平衡体制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新动向

日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基石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长期雇佣、年功序列和企业内工会制，一直延续到战后高度经济成长时期。但在日本迈入经济成热期后，由于没有经济增长的支持，企业破产增加、工作岗位减少、经济效益下降、劳动力流动加剧，这套制度已经不适用了。日本企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近年来，日本企业对传统的长期雇佣制、年功序列等进行了根本的改革，打破了长期雇佣的思想，提倡能力主义和竞争性地选拔人才，引进美国的职能资格制度，这些改革正在动摇和突破日本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对经济体制改革中几个问题的再探讨

<正> 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有了较快的进展,新事物、新经验层出不穷,但发展是不平衡的,出现了“农村促城市,集体促全民,基层单位促管理部门”的新情况。形势迫切要求我们将改革更快地向前推进。为此,在思想理论上必须有新的突破,特别是对那些涉及改革方向的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结合改革的实践作深入探讨。下面,我想就三个方面的问题,谈谈自己的初步看法。     

中国农地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需要进行产权改革。改革的方向是赋予农民更完整更持久的个人产权。但改革必须遵循渐进式道路。其原因是改革面临意识形态、人地矛盾、工业化城市化三大约束，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坚持渐进式道路，改革才能逐步突破约束边界，向深层次发展，并最终达到目标。     

国有制企业改革之我见

1995年,中国的改革进人了第十六个年头.过去的一年,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中国对财税、金融、外贸外汇、价格和企业体制改革进行了整体推进,但改革的进程很不均衡,企业体制改革的滞后已经成为矛盾的焦点.我国前十多年的改革.基本上采取“活一块、死一块”的改革战略,先让非国有制经济成分市场化.现在非国有制经济生气勃勃、充满活力,国有制企业却越搞越死,陷入困境.国有企业成为改革重点被现实地提了出来.国有制经济成分不进入市场经济,便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国有制企业得不到“来自竞争的繁荣”,整个经济也繁荣不起来.     

中国经济“渐进式”运行特征分析(1978～2008)

全面审视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可以看到经济改革、经济开放和经济发展沿着“目标—启动—规范“的路线图“渐进式“的运行过程。经济改革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先初步建立,后进一步完善,走出了一条建立和完善的“渐进式“改革道路;经济开放以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为目标,先地域开放,后领域开放,走出了一条从量的扩大到质的提高的“渐进式“开放道路;经济发展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目标,先“又快又好“地发展,后“又好又快“地发展,走出了一条先启动后规范的发展道路。     

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与投资银行的历史使命

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与投资银行的历史使命马广奇一、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和主旋律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经过十几年的艰苦探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２１世纪即将到来之际，经济改革进入了全新的关键阶段：由单向突破向整体推进过渡，由外...     

三中全会透露出的3个重要信号

第一．改革的信号。30年前中国的改革就是从农村起步，30年后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继续推进农村改革与发展，其重大的意义不在于农村改革的本身，而在于传递出来的信号。即党中央认为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必须再次抓住农村改革这个关键环节．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推进中国改革发展，表明了中国将会以30年前那一种昂扬的改革姿态来加快推进现阶段的改革。改革会一直向前。如今在中国改革处于关键时期，存在很多问题和争论的情况下，这样一个信号的传递尤为重要。30年前在农村突破．30年后研究部署现阶段的农村改革，就是要由此推动下一阶段的全面改革，     

“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下的中国 经济增长与不平衡结构特征

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诸多的结构问题。本文以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为基本假设条件，对高速增长和结构不平衡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中国经济不平衡增长方式是在国际产业转移和国内技术引进背景下形成的，并且要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就必须采取不平衡增长方式。在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下，高端部门对低端部门具有生产力和收入传递效应。在理论研究基础上，本文对高低端两部门的不平衡结构演变及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原有经济增长方式难以维系，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才能使得中国经济向更为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而结构转变的核心在于技术进步方式的转变，只有自主创新替代技术引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结构问题。     

实现区域协调要构建三大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其他各项事业也都有了长足发展，但受多种因素影响，区域发展呈现不平衡态势。本文针对我国区域不协调的现状及其特殊性，构建了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三大机制：经济协调机制、行政协调机制和制度政策协调机制。     

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移动的库兹涅茨曲线*——新时期收入分配改革的思路与意义

准确判断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客观评价中国各个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尤为重要。本文在统一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引入收入不平等因素，构建了一个人口数量、不平等和经济增长同时内生的理论模型，并利用CGSS数据构造收入不平等指标，使用中国省际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倒U型曲线将逐渐向左移动，即最优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降低。这一发现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个时期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均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最优选择。本文的结论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率，需要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逐渐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紧跟经济发展的步伐，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不断缩小收入不平等程度。     

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军民融合政策效果研究——基于事件研究法的实证分析

采用事件研究法检验2016—2018年间我国军民融合政策的股市效应，基于企业投资者对政策信号的响应，评价军民融合政策的短期效果。实证分析发现，军民融合政策的综合效果是负面的，但不显著；中央融委成立后，政策综合效果呈现出趋向正面的变化态势；无论从单项政策影响还是多项政策综合影响看，军工企业的响应最为消极，利益相关者在政策决策中影响力不平衡的政策、短期临时性政策效果是负面的。建议借鉴我国经济改革“先增量、后存量”的成功经验，补齐政策体系不完善的短板，为新开辟的军民融合发展领域提供政策支持；强化中央融委的委托者角色，利用反向激励原理强化监督功能和刚性约束，提升政策执行力；对投资者而言，新兴领域的军民融合极具投资价值。     

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政治经济学

本文探究了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政治经济学。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首先必须要服务于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其次，这种模式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不平衡，但不需要通过汇率来逆向调节或大幅度校正这种不平衡，削弱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再次，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要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要坚持自我，不搞亚元。对于“汇率操纵”之类的非议，理性对待。未来人民币要继续加大防御性汇率政策的力度，防止汇率出现大幅度的波动。     

中国经济内外不平衡问题分析

当前我国经济的内部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储蓄和投资的失衡以及投资和消费关系的不协调上。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是中国经济内外不平衡的突出特征。引起我国经济内外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通过宏观政策调整,可以将内外不平衡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但短期内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内外不平衡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因此,我们必须多管齐下,努力缓解我国经济内外不平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