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相对于投资,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小,如何提高消费以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转型期我国社会经济改革的重要问题.基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演变的基本特征,建立了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误差修正模型.经验分析结果显示,城乡居民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有正向拉动作用,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大.由于居民消费率持续偏低,要提高居民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必须建立提振我国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     

居民消费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增长是迅速的,但是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下降。真正转变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把依靠外需的经济增长转变为依靠内需,才能使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作用。利用江苏省1993-2012年的数据资料,从宏微观角度分析了收入增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劳动者报酬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正效应,其促进消费的长期影响明显高于短期影响;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对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于城镇居民。     

数字金融、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消费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研究如何促进农村地区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意义重大。本文选取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选取城乡收入差距作为中介变量探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间接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显著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的提升，同时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来间接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和中部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比西部和东北更明显。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贵州促进消费研究

消费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压舱石”,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十年来贵州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优化,但近年受新冠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意愿下降,传统消费热点领域增长乏力等问题日渐显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发展格局下,贵州在全力稳就业、提收入的基础上,积极挖掘居民消费潜力,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消费线上与线下融合,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增强经济发展韧劲和内生动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     

“新常态”下我国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当前我国经济"新常态"已成事实,在投资受限、出口跌幅大于预期之际,积极扩大内需,特别是加快形成主要依靠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已经成为共识。本文通过分析全国30个省市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考察了居民消费的空间相关性,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与Geoda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得出结论:一方面,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且作用较大;另一方面,西部地区居民整体消费水平较低,空间相关性较强,仍然存在较大的开发空间。最后,在我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提出一些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江苏消费主体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从消费主体角度,消费可分为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三个部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上述三个消费变量对总产出的冲击效应。选择江苏为研究对象,对总产出、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四个变量建立VAR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探究三个变量对总产出的冲击效应。结果显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对人均产出有微弱的负向冲击效应,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对人均总产出的拉动作用较为明显,政府消费对于经济拉动作用具有短平快的特点,但是难以持久。因此,应从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角度去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仅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同时应压缩政府消费,将宝贵的财政资金用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提高保障水平,并且继续不遗余力地提高城市化水平。     

把握数字消费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引发居民消费发生巨大变革,在消费主体、消费客体和消费环境方面,数字消费都呈现出典型的新特征。数字消费有助于提升消费需求、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促进供需匹配。应着力于消除城乡消费差距过大、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培育供需匹配创新动力和推进数字消费治理升级等多个方面,助推数字消费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需求的影响研究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基于国内国际形势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关系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决策。基于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建立空间自回归模型,从消费层面探讨数字普惠金融更有利于国内需求还是国际需求的问题,并进一步讨论区域效应和创新水平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显著降低了进口率,促进了国内消费需求,且这种促进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2）数字普惠金融对国内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在东、中、西部地区呈现显著差异,会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降低而减弱;（3）在影响途径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提高区域创新水平,进而有利于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     

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空间计量

空间计量模型实证人口年龄结构因素对居民消费影响,结果显示：城乡居民消费多存在显著空间正相关,随着经济发展,居民低消费支出聚集区域数量减少,且城镇变化大于农村,东北城镇发展快于西部城镇;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低而居民消费率高,经济发展受限;城乡少儿抚养比高而相邻地区居民消费支出低的地区居民消费支出低,养老不再成为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压力;当前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无显著空间相关,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消费率有正影响,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居民消费率有正影响。     

老龄化对民族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城乡差异的视角

在新古典消费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以民族地区城乡居民的消费作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估计方法,考察了老龄化和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并进行了城乡层面的比较。实证结果发现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在民族地区存在着显著的城乡差异:老龄化对民族地区城镇居民的消费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的是显著的负效应。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在于城乡老年人口收入来源的差异以及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导致老龄化的"消费效应"在城镇地区占据主导地位,而农村地区则是"储蓄效应"占据主导地位。     

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与经济增长的互动研究

家庭养老弱化和社会保障不足是民族地区农村存在的现实问题.鉴于民族地区农村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家庭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将继续发挥主要的养老功能.然而,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机制下高储蓄与高家庭教育投资并行,在为经济增长提供资金来源的同时造成当前农村居民消费不足从而削弱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家庭教育投资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人力资本积累的同时也对现期家庭居民生活造成压力.因此,从民族角度出发构建适合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与经济增长良性互动机制并提出相应对策,是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方面.     

新型城镇化促进扩大消费研究——基于县域新型城镇化视角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构成部分,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待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将有力促进城乡居民消费。在作用机制方面,以县域为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改善城乡居民收入结构,多渠道增加收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完善城乡产业结构,深度挖掘消费潜力;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改善居民消费心理等。在适应消费结构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城镇居民新的消费需求和提升农村居民消费能力,让县域城乡居民有消费能力的同时敢于扩大消费。     

陕西省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扩展线性模型(ELES)分析

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消费拉动是最根本的拉动。积极研究陕西省消费需求的相关问题,增强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对于保持陕西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根据1999--2008年陕西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数据,利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分析法,对陕西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现状及变动趋势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扩大陕西省居民消费需求、优化居民消费结构提出了建议。     

经济增速放缓对城乡居民的福利影响差异研究——以辽宁省14个地区为例

经济增速放缓往往导致居民消费增长率下降,进而给异质居民的福利带来差异化的不利影响。本文采用辽宁省1994—2007年不同层面数据系统量化经济增速下滑对异质居民的福利影响。研究表明,经济增速下滑的福利损失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地区差异以及地区内的城乡差异;无论是整体层面,还是地区层面,经济增速下滑给农村居民带来的福利损失都明显大于城镇居民。为减缓异质居民的福利损失并最终实现地区和城乡的和谐发展,政府制定政策时须考虑城乡差异、地区差异以及同一地区内的城乡差异,尤其需密切关注那些受经济增速下滑不利影响最大的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预期变化。     

消费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近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步增高,消费“马车”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消费新格局正逐步形成,既体现在增长速度上,更体现在消费和流通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显著增强。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政策面扩大就业以及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的推广等多种因素支撑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消费新热点和新趋势正在加快形成。为顺应消费新变化,未来“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建议从六个方面入手加快推动消费增长格局的形成。     

新常态下我国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研究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已到一个瓶颈,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一直以来未完全被激发,内需潜力很大,有待深挖。文章通过研究发现,目前最终消费支出占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最大,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驱动力;国内最终消费支出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驱动经济总量提高0.59个百分点;从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区域角度分析来看,经济发达程度与区域自发性消费支出的大小基本成正比,即地区经济越发达,本地区的自发性消费越大,而自发性消费支出越大,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驱动也越大。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促进消费增长的建议。     

论“民生为大”

现阶段制约居民消费需求持续增长的主要障碍,是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加上居民对未来收支预期的担忧,以及高低收入差距不断加大,农民收入增幅下滑,城乡消费断层加大,等等。各种因素的交织与合力作用,导致消费率持续下降,以投资为主要驱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使经济增长与消费增长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质是转变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为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确立居民消费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轴心地位,发展共享型经济。     

四川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与改善策略

国内消费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分析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并提出改进之策，是在目前既定的生产力水平和人口规模下，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数字经济时代居民消费模式跃迁与税收政策选择

消费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消费的转型升级更是成为驱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原动力.数字经济时代,居民消费呈现出数字化多元消费、差异化定制消费、体验式"新消费"和派生性延展消费等新型消费特征,极大地拓展了居民消费质量提升的空间.数字经济时代居民消费模式的改变对我国现行税制提出了挑战.基于税收促进居民消费质量提升的内在逻辑分析,结合国际税改趋势和我国现行税制改革重点,多维度提出促进居民消费质量升级的税收政策,稳定居民消费预期,延展居民数字消费空间,充分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制约

居民消费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居民收入的增长.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居民消费需求,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在目前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由于过大城乡收入差距造成的内需不足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十分不利.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刺激居民消费需求,以保证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