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对宁波市环境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1985-2008年间宁波市的6类环境污染指标。运用改进的熵值法计算出能够代表宁波市整体环境污染状况的环境污染指数,通过ADF和协整检验研究对外贸易、FDI对宁波市环境污染的长期动态影响。结果显示,进口贸易有利于宁波市环境质量的改善,FDI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宁波市的生态环境,而出口贸易则相当程度恶化了宁波市的环境,“污染避难所”假说在宁波市得到实证;出口贸易是环境污染加剧的重要变量。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区际溢出与我国环境污染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FDI和我国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投向污染密集产业严重破坏了我国的环境。说明FDI的流入在为我国带来资金和技术、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的区际溢出,存在"污染天堂"现象。同时,由于FDI主要流入我国东部地区,在全国范围内也存在环境污染的区域溢出效应,提高了全国的环境污染数量。     

FDI与环境污染:溢出效应还是污染效应?——基于异质性双边随机前沿模型的分析

基于2004—2016年我国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测度了FDI对环境的污染效应、溢出效应及其净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FDI的溢出效应降低了环境污染排放,污染效应加剧了污染排放,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FDI对环境污染的净效应为正值;(2)FDI对环境污染的净效应在不同年份、不同省份和不同地区均显著为负,但是FDI的污染净效应随着时间推移呈递减趋势;(3)通过不同FDI水平影响环境污染的作用进行分析发现,FDI加剧环境污染的净效应随FDI水平的增加而呈现递增趋势;(4)人力资本分组研究发现,FDI加剧环境污染的净效应随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呈现递减趋势。     

对外贸易、FDI与环境污染的动态关系——基于PVAR模型的研究

基于PVAR模型,采用我国近2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对外贸易、FDI和环境污染的动态关系,为提高分析结果的稳健性,采用工业三废为污染指标。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带动了环境污染,并有多期滞后影响;FDI对环境的直接影响较小,但通过带动对外贸易增长,间接增加了环境污染;近20年对外贸易和FDI对环境污染的总体效应较小,但污染排放具有较强惯性,当期排放会有多期影响,而且长期来看对FDI和对外贸易有一定抑制作用。     

长三角区域FDI引进质量与环境污染的关系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FDI)引进质量与长三角区域环境污染的相关程度,首先对FDI引进质量进行计量,其结果为自变量、六种污染物为因变量和影响环境的指标为控制变量,以此构建FDI引进质量与环境污染理论分析框架。其次基于2003—2016年长三角区域面板数据,采用固定和随机效应回归模型,对样本组进行定性分析。最后得出以外资平均规模、技术水平和出口拉动表述的FDI引进质量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FDI引进质量对环境污染有改善效应,支持"污染光环"假说。基于分析结果探讨性提出FDI引进质量对长三角区域环境污染的改善建议:把控FDI项目审批,鼓励多元化外资,引导外资流向等。     

FDI、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背景下,借助SVAR模型检验了FDI、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内在机制。实证表明:我国经济与环境延续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国际道路,FDI短期刺激经济增长显著,同时也恶化了环境,长期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但FDI的溢出效应有利于改善环境污染。为了理论与实践上平衡FDI、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提出了调整经济增长极、优化外资质量和结构等政策着力点。     

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库兹涅茨曲线分析

本文利用综合的经济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及环境污染指数研究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及全国范围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和社会发展与环境污染均呈"N型"曲线关系。同时也验证了"污染天堂"在我国的存在。因此,通过FDI促进技术革新,加快转变生产方式,促使企业由生产污染密集型产品向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加大环保力度,以避免"N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第二个拐点的出现。     

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基于面板数据联立方程分析

以2001—2010年中国969个城市为研究对象,用2006—2010年数据探讨环境管制是否有效抑制外资进入与污染排放。结果发现:(1)FDI能带给中国经济成长的同时,也带来环境污染,"污染避难所假说"成立。(2)人均GDP与环境污染存在倒U型的"库兹涅茨曲线"。(3)产业结构会加剧污染的产生。(4)当地工业总产值过高,使得污染严重,会使得外资转移到西部与中部低GDP区继续去污染。环境管制虽抑制了FDI进入投资,却无法使污染达到减少的效果。     

FDI对广西出口贸易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6-2016的样本数据,从出口贸易规模、结构及FDI?对出口贸易的贡献率三个方面实证分析、论证FDI对广西出口贸易的影响,得出结论:FDI对广西出口贸易规模不仅有正面的促进作用,更是优化了广西出口贸易的结构.最后,针对广西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     

污染产业转移视角下FDI环境外部性的跨界效应

通过FDI方式的污染产业转移会产生环境负外部性,在空间上存在跨界效应.这体现在承接污染产业会直接带来环境污染,从而引起居民福利的大量损失,而且还会因为自然因素导致跨界污染.目前,FDI的环境影响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但有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许多地方政府为吸引FDI而进行的环境竞争,对这种跨界效应会起到相当的放大作用.因而需要采取调整政府人员业绩考核机制、鼓励地方政府增加环境投资、中西部地区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划要求制定分类的FDI环境管理政策、实行跨区域联合治理等措施,尽可能减少甚至消除FDI环境外部性的跨界效应.     

环境规制阻碍了FDI企业进入中国吗? ——基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中介效应的研究

本文在系统梳理环境规制与FDI择址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以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份为样本,利用混合估计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比较分析了区域环境规制强度对FDI企业进入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FDI企业进入负相关.在此基础上,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分析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在环境规制对FDI企业进入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短期内日益增强的环境规制不仅能够直接抑制FDI企业进入,而且还能够通过迫使企业加大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而间接抑制FDI企业进入.但是,长期内日益增强的环境规制并没有挤压企业的研发资金,对FDI企业进入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不仅从侧面检验了"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是否成立,而且还为中国下一步推进污染防治工作和制定相关的外资利用政策提供参考.     

“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的实证检验

"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发展中国家如果自愿实施较低环境标准,则将成为世界污染的集中地.本文通过建立FDI与环境标准的关系模型得出,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在统计上虽然显著但是程度很小,中国并末成为世界"污染避难所".     

FDI、人均收入与环境效应

本文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对FDI的环境效应进行了整体分析,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对FDI、人均收入和环境污染进行了区域分析。结果表明:FDI对环境产生了负的规模效应、负的结构效应和正的技术效应,但FDI对区域间的环境污染程度则有不同表现——东部地区污染程度加重,中部和西部则相反。而且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我国整体上环境污染程度趋于好转。对此本文提出了要提高引资质量和引资标准,调整FDI投向,加强环境管制,转变政府引资思路的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会影响东道主国的环境状况吗?——来自中国1990～2006年省级水平的证据

应用1990～2006年中国省级水平的数据,采用面板数据的分析方法,检验了FDI与环境污染状况之间的关系。与"污染天堂假说"不同的是,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我国环境状况更多的是好的影响,而相反国内投资对环境状况却有使之恶化的不利因素。同时,还发现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和企业规模对该地区的污染排放量有显著影响。     

我国贸易开放、FDI与环境效应

文章以工业SO_2的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为污染指标,采用我国1993—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以修正的ACT模型实证分析了贸易开放、FDI对环境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规模效应大于技术效应,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成立;(2)污染避难所假说和要素禀赋假说在我国得到验证,前者对环境有消极影响,后者对环境有积极影响,贸易开放总体增加了环境污染,但综合影响较小;(3)FDI对我国环境具有较小的积极影响。     

双向FDI协调发展、绿色创新与环境规制——基于绿色创新中介效应研究

利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0—2020年数据，在中介效应中考虑调节效应，以绿色创新为中介变量、环境规制为调节变量，探究了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在不考虑环境规制时，双向FDI协调发展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存在直接效应；双向FDI协调发展具有通过绿色创新抑制环境污染的部分中介效应，但是在沿海与非沿海地区中介效应具有异质性。考虑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发现环境规制对双向FDI协调发展抑制环境污染的调节作用明显，同时环境规制会影响绿色创新对环境污染的作用，而对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基本没有影响。因此，应该因地制宜进行环境规制，发挥双向FDI协调发展抑制环境污染的作用。继续扩大沿海地区双向FDI协调发展的同时，改善非沿海地区营商环境，扩大FDI规模，促进绿色创新对双向FDI协调发展抑制环境污染的中介效应。     

FDI对东道国环境污染影响的度量

全球化进程中,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十分巨大,但是关于FDI对东道国环境污染影响的研究却起步较晚,对于东道国政府的调控政策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基于此,本文选用我国开放较早的地区之一--深圳市作为研究对象,该地区外资占比较高,对于我国其他地区引进外资政策具有较大的指导作用.为了准确地度量FDI的污染效应,本文通过建立联立方程,在对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进行分解的基础上,分析FDI对于五个主要环境污染指标产生的影响.论文研究的结果为政府在环境监管以及引导外资产业流向提供了政策依据.     

中国省域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

首先采用熵权法对我国大陆31个省市2001—2016年的环境污染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其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在此基础上使用Moran指数和地理集中度指数分析FDI和环境污染的空间分布和地理分布,结果表明:FDI、环境污染在空间分布上均具有空间自相关性;并且FDI与环境污染有强正相关关系,FDI集聚度高的地区,污染集聚也高。使用空间计量模型(SEM,SLM)进一步分析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发现:FDI集聚与污染集聚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FDI在地理上的集聚对当地或邻近省域环境污染具有负效应,此外,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具有负效应,提升就业者平均教育年限、完善地区基础设施、加强经济对外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     

基于EKC假说的西部内陆地区FDI环境效应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西部内陆地区的FDI规模正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化和"一带一路"的建设日益增强,由此产生的环境影响不容忽视。文章以西部内陆地区的甘肃省为例,立足甘肃省FDI发展与环境污染现状,基于EKC假说建立FDI环境效应测度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FDI与工业"三废"污染物之间关系呈波动的"倒U型",甘肃省环境污染水平在"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随着FDI的增加出现了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但环境压力和风险依然存在。最后,根据实证结论,提出提高引资质量的对策建议。     

FDI对中国城市环境污染影响效应研究——基于分位数和GWR回归模型

伴随FDI规模扩大和环境保护意识日益提高,FDI对城市环境影响效应问题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基于我国209个地级以上城市污染物排放量和FDI数据,通过构建分位数和GWR模型进行分析,实证研究城市FDI对环境污染物排放的作用关系,揭示了各影响因素在不同城市的空间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污染排放显著负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的增加;人均GDP对污染排放正相关且符合库兹涅茨曲线。在污染排放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城市,FDI对环境污染排放的影响有所不同,最后根据所得结论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