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帮扶项目的减贫成效及其对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启示——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北大核心

在后扶贫时代，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关键。本文基于2014—2020年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3个贫困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数据，构建“反事实对照”测量并比较精准扶贫时期有无帮扶项目情境下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动态变化，解析了不同类别帮扶项目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发现，2014—2020年样本地区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快速下降。与无帮扶项目情境相比，有帮扶项目情境下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下降更快，且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并未使当年样本农户贫困脆弱性出现较大波动。实证结果表明，直接增收类、提升生产性基础设施水平类、提升人力资本类和易地扶贫搬迁四类发展型项目，以及非直接增收的保障类项目均通过直接或者间接提升农户生计资本显著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同时，各类项目的影响也因致贫原因不同存在异质性。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可能增加因病或因残致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但非直接增收的保障类项目对降低该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有更好作用。提升人力资本类项目对缺技术致贫家庭有更好的效果。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了后扶贫时代建立贫困“事前”预警机制并采取针对性措施防止规模性返贫的政策建议。     

中国农村贫困的程度、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2006年进行的一项全国抽样调查,以被调查的农村住户为单位,考察了现阶段衣村贫困的规模、发生率、类型、程度,农村贫困住户的主要经济社会特征以及农村贫困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农村贫困的调查发生率仍然较高,农村贫困的深度、强度和对扶贫投入力度的要求都有所上升,但按国定贫困线计算,农村扶贫压力仍在国家能力的承受范围之内。在家庭人力资本、物质性经济资源、结构性社会地位以及关系性社会处境等方面,农村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在多数情况下存在明显差异。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短缺、物质资源不足、社会结构制约和社会排斥等问题,可以部分地或不同程度地解释贫困的成因。最后,本文提出,农村反贫困战略应当重点解决持久性的贫困。     

农户家庭人力资本减贫效应实证研究：基于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

全面脱贫之后,我国扶贫重点目标变为解决相对贫困,缓解贫困脆弱性。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四期数据,分析对比教育、经验与健康等人力资本在消除绝对贫困、减少相对贫困、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方面的效果,实证分析农户非农就业在相关路径中产生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教育、经验与健康等人力资本均有利于促进农户减贫,防止返贫;对农户减贫边际作用最大的人力资本是经验,其次为教育;在教育与经验促进农户家庭减贫的过程中,非农就业起到了中介作用;在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占比中,教育降低农户家庭返贫风险的中介效应最大,其次为经验。因此,未来仍可通过提高农户家庭人力资本有效防止农村居民返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乡村振兴战略下连片特困地区劳动力流动减贫效应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双重视角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问题作为我国脱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如何精准识别连片特困地区绝对贫困农户和测度农户多维贫困状况,是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条件。本文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秦巴山区为例,基于陕西、甘肃和四川3省1316个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户收入贫困及多维贫困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劳动力流动比例每提升1单位,农户家庭陷入收入贫困的概率显著降低23.2%,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显著增加8.4%,表明劳动力流动会显著缓解农户收入贫困,但也会加剧农户多维贫困的发生;(2)在控制变量中,户主年龄、人口规模和户主婚姻对农户收入贫困有显著影响;户主婚姻、人口规模、抚养负担和医疗条件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影响。建议重点改善秦巴山区农户人居生活环境,提高基本生活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减缓农户多维贫困的发生。     

自然灾害如何影响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际,如何巩固脱贫成果成为未来反贫困工作的核心。而自然灾害的冲击,是其重要的风险因素。本文首先在理论上详细探究了自然灾害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机理,其次基于2010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FGLS和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自然灾害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结果显示,自然灾害显著地增加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从农户个体和家庭特征的异质性分析来看,政府补贴、多元经营、高受教育程度能够减轻自然灾害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在更换贫困线及脆弱线标准后结论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家庭收入因素是自然灾害影响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农户健康、交通运输因素次之。最后,依据研究结论,本文建议要重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监测,加大保险力度及完善路面交通体系,并倡导农户开展多元经营、提升人力资本。     

农户贫困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省20个县(市、区)的农户微观层面数据

本文基于福建省的实地调研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从户主特征、家庭状况、社区特征等3个方面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家庭类型、是否参加非农化活动、是否参加专业技能培训、人均拥有园地面积等对农户贫困具有显著性影响。而大多数社区特征变量对农户贫困不具有显著性,显示农户贫困已不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征,生计层面的微观因素是影响农户致贫的决定性因素。     

西藏贫困的脆弱性和多维性*——以昌都、日喀则为例

［目的］贫困是伴随人类发展社会进程所出现的世界性问题,农村贫困更是困扰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难题。定量评估农村贫困的多维性和脆弱性特征,不仅有助于理解贫困本身的复杂性,而且能为制定针对性的扶贫对策提供有力支持。［方法］以西藏典型贫困区昌都和日喀则为例,采用入户调查方法获取一手研究数据,对贫困户多维性和脆弱性进行定量测度和评价。［结果］研究区贫困类型可以划分为人力资本缺乏型、基础设施缺乏型、金融资本—基础设施兼缺型、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兼缺型、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兼缺型、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缺乏型、生计途径缺乏型; 研究样本脆弱性指数最大值为097,最小值为-023,平均值为036,不同家庭结构和生计策略下贫困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不同家庭结构下影响贫困脆弱性的最显著因素是家庭收支和贷款,不同生计策略下影响贫困脆弱性的最显著因素是生计多样性、抚养比、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支; 样本户由单一维度引起的贫困现象较少,主要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引起的多维贫困,生计策略以多样型生计策略为主。［结论］研究结论对理解西藏典型农村地区的贫困特征及其精准脱贫实践具有参考价值。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原承包地经营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民乐县集中安置模式的实证分析

原承包地的妥善处置事关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生计问题,也关系到易地扶贫搬迁的成败,以民乐县3个乡镇282户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调查数据为研究基础,运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探讨搬迁贫困农户原承包地经营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搬迁农户原承包地经营选择遵循利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的理论逻辑,符合成本收益理论;(2)搬迁农户原承包地经营意愿呈现区域差异化,总体上而言,58.2%的搬迁贫困农户不愿意经营原承包地;(3)搬迁农户原承包地经营意愿受农户个体及家庭特征、承包地资源禀赋特征、非农就业能力和风险的影响显著;(4)区域资源异质化下,影响搬迁农户原承包地经营意愿的因素不同。     

新疆连片特困地区少数民族农户贫困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问题是我国新时期扶贫攻坚的难点和重点。深入剖析该区域少数民族农户致贫因素,为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供参考。[方法]基于实地调研数据,利用Logistic模型,从户主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环境特征等3个方面对新疆连片特困地区少数民族农户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结果]户主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中熟练说国语人口所占比重、兼业情况、是否参与农业合作组织、家庭成员是否残疾或重大疾病、人均耕地面积、是否通公共交通车均对贫困产生了重要影响,与预期一致;户主年龄、农户家庭中劳动力所占比重、未成年人口所占比重、离县城的距离、有无自然灾害对贫困的影响均没有通过统计上的显著性检验,与预期假设不符,主要是"一户一策"的精准脱贫政策及惠农工程起到了重要作用。[结论]未来应从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实现对贫困人口精准识别精准帮扶两个方面提高片区的脱贫成效。     

库区农户的多维贫困及致贫机理分析

本文基于丹江口库区抽样调查数据,从库区农户的当前消费水平、长期资本积累和可持续性发展水平三个角度分析了库区农户的贫困状况,并进一步探讨不同家庭和外部环境特征对库区农户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迁移对库区农户造成了巨大冲击,并且这一冲击的影响对不同搬迁时间的农户存在很大差别,农户对新事物的态度和其社会资本对他们是否陷入贫困有重要影响,政府对外部环境的改造政策和救助式扶贫对农户的经济发展并没有产生明显的积极效果。     

农户退耕意愿影响因素的贫困尺度差异分析——基于新疆阿克苏地区的调研数据

以新疆阿克苏地区为例,应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对比分析贫困农户与非贫困农户的退耕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为强化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的精准扶贫效用提供信息支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林业生产经营技能、退耕补偿满意度等是影响农户退耕意愿的重要因素,且不存在显著的贫困尺度差异;第二,亲戚中是否有乡(村)干部、同村人的退耕效果、退耕风险感知、退耕预期收入等对贫困农户与非贫困农户退耕意愿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应规范并强化乡(村)干部的引导作用,建立退耕还林的典型经验推介机制,提升退耕农户的林业生产能力与非农就业技能,以切实增强工程区贫困农户的退耕意愿,有效凸显退耕还林工程的扶贫减贫效用。     

开发扶贫瞄准机制的调整与完善

长期以来国家将扶贫目标瞄准为县,再调整为乡镇、村。以村作为瞄准目标使开发扶贫目标更具有针对性。问题在于村庄内贫富差距同样是巨大的,在贵州省的一些村内部农户之间的基尼系数达到0.74,组内则高达0.78,远远大于0.4的警戒线;依托开发扶贫项目进行目标瞄准,项目覆盖的贫困人口过低;开发扶贫项目瞄准与贫困村庄、贫困农户的需求偏离。应对开发扶贫瞄准机制进行调整,瞄准村庄与瞄准农户相结合,制定目标规划,强化责任机制,突出扶贫重点,明确扶贫环节,建立完善扶贫项目评审机制,确保项目瞄准科学性与公正性。     

农民合作社、贫困脆弱性与贫困阻断北大核心

全面脱贫后,防止返贫将成为我国下一阶段扶贫工作关注的重点。而农民合作社作为解决农村贫困的有效工具,科学评估其能否降低农村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从而有效阻断贫困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CLDS)三期微观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及三重差分(DDD)的方法检验加入农民合作社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期测度其在未来阻断农村家庭贫困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加入农民合作社能够显著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而有效阻断贫困;并且户主受教育时间越长以及农村距离市场越近,农民合作社降低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效应越大。此外,不同类型的合作社以及不同地区的合作社影响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效应也具有异质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农民合作社通过增加农户收入、增加农户对社会的信任度以及提供隐性担保等方式来降低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从而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     

基于地缘性贫困的农村扶贫政策分析——以湘西八个贫困县为例

本文通过对湘西八个贫困县及其下辖乡村扶贫开发调查和定点贫困调研,描述了农村剩余贫困人口分布的地缘性及其生计阻碍因素;分析了1986年以来的农村扶贫开发政策,分析了扶贫资源瞄准和使用偏离地缘性贫困群体、扶贫工作重点集中于就地开发建设物质资本及就业援助政策缺失的问题及其后果;依循可持续生计理论框架探寻了扶贫政策取向,提出国家扶贫资源和项目必须瞄准地缘性分布的贫困群体,以人力资源投资开发为扶贫开发的重心,把就业援助政策作为扶贫政策体系建设的重点。     

农户多维贫困及致贫机理研究——以甘肃省840份农户为例

贫困是人的可行能力在收入或消费、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获取信息和技术的机会等多个维度被剥削的现象,多维贫困指数反映了贫困人口或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及承受的剥削强度。借鉴Alkire and Foeter开发的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并以此方法为基础设计调查问卷,采用分层随机抽样选取甘肃省13个村子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利用对甘肃省部分农户家庭的实地调研数据,从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社会关系5个维度对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测算与分解。结果表明,1~5个维度的多维贫困指数分别为28.8%、21.7%、16.3%、7.6%和1.1%;甘肃省农户家庭的"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削的情况严重,贫困发生率高,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均高于其它省份或地区。从农户所处贫困的维度状况梳理出了甘肃省农户致贫的机理:受教育水平不足导致的"能力贫困"导致家庭普遍陷入多维贫困和低收入均衡水平,其贡献率随着贫困维度增加而递减,对绝对贫困的贡献较小;而收入和健康的贫困贡献率随着贫困维度的增加而上升,在绝对贫困家庭中,家庭成员不理想的健康状态,尤其是主要劳动力残疾或患有重大疾病使得家庭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未来政府扶贫政策制定和执行应根据致贫维度状况进行有效瞄准,更加关注农户遭受的"能力贫困"困境,提高扶贫效率。     

精准扶贫政策与边缘贫困群体政治信任--基于断点回归的证据

维持农户基层政治信任稳态,是促进精准扶贫政策有效实施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下治理有效目标的重要基础。本文利用2017年6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1140户农户样本数据,通过断点回归模型重点考察了精准扶贫政策对边缘贫困群体基层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精准扶贫政策的悬崖效应对边缘贫困群体与基层组织间的政治信任稳态造成了一定冲击。具体来看,边缘贫困群体受到精准扶贫政策排斥,其基层政治信任相较于建档立卡农户降低了2.32;同时,基于边缘贫困群体在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其基层政治信任相较于高收入建档立卡农户降低了0.76。因此,为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完善乡村治理新体系,需要严格执行现行贫困标准,调整精准扶贫政策的保障结构,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及外部机会提供等方式,为大量发展能力薄弱的边缘贫困群体提供良好的发展机会和福利保障。     

区域贫困农户生计能力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以重庆市16个区县为例

[目的]通过分析区域贫困农户生计能力与生态环境间的关系,拓宽贫困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的视角与方法,为研究区扶贫和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方法]基于重庆市16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县贫困农户调查数据,采用综合评价法从县域尺度上评价区域贫困农户生计能力,借助象限图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划分区域贫困农户生计能力与生态环境水平关系类型。[结果]研究区共有13个区县贫困农户的分项生计资源表现为缺乏状态,其中5个区县表现出多项生计资源缺乏的状态,评价结果可为今后的贫困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补短板"提供导向依据; 16个区县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较高,属于中度协调类型,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各区县耦合协调度大致呈左偏态分布;仅3个区县的相互关系为协调发展类,其余13个为过渡类和失调衰退类,多数区县当前在处理贫困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方面暂无有效的双赢模式。[结论]根据贫困农户生计能力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空间分异特点,在今后的扶贫工作中制定差异化的政策和措施予以提升两者协同关系。     

产业扶贫降低了贫困农户的脆弱性吗

促进农村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帮助贫困群众就地就业是实现稳步脱贫最为直接的手段.本文基于辽宁省阜新市建档立卡的既往贫困户调查数据,利用VEP方法对研究对象脱贫后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评估产业扶贫政策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对产业扶贫效果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户脆弱发生率与贫困发生率差距较大,部分农户有返贫的风险;整...     

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来自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目的]科学评估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4期追踪数据,运用VEP法测算了我国农户的贫困脆弱性,然后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果及中介效应机制。[结果]（1）近年来我国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显著降低,中西部地区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比东部地区高;（2）精准扶贫政策显著降低了农户贫困脆弱性,政策效应明显,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效果愈发显著;（3）实证估计结果通过了连续型DID法与PSMDID法的稳健性检验;（4）异质性分析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脆弱性的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比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对贫困户脆弱性的影响大于对非贫困户脆弱性的影响;（5）中介效应机制分析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社会资本的方式降低其贫困脆弱性。[结论]在贫困状况较为严重的地区,应保持帮扶政策持续稳定,降低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在识别贫困户和制定扶贫政策时,需关注未来可能陷入贫困的农户,提升其应对外界风险冲击的能力,同时应注重发挥各种社会组织与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形成多方面减贫合力。     

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效率提升与农户相对贫困缓解——基于城乡比较视角

缓解相对贫困是未来中国扶贫工作的重点,尤以农户相对贫困为甚。本文基于分工理论,探讨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河南省2750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采用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结果表明: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对农户相对贫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有利于缓解农户相对贫困;同时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通过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劳动力配置效率和要素交易效率,缓解农户相对贫困。可见,构建农户相对贫困的长效治理机制,应充分调动农户参与分工的积极性,进一步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优化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扶持政策,激励农户由封闭化小农生产转向开放化现代经营,使其获得持续增收的动力,缓解农户相对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