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以县为主"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思考

“以县为主”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是将农村义务教育纳入公共财政体系的重大转折点，但是管理主体与经费投入主体的一致性制约了“以县为主”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有效性。完善“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应实行管理主体与经费投入主体分离，县级政府作为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主体承担管理责任，县级以上政府作为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主体承担经费投入责任，同时应加强对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预算管理，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合法有效使用。     

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经济学分析

劳动力素质低下是农村经济贫困的重要根源,要改变农村“知识贫困”的面貌,必须从农村义务教育抓起,而教育投入问题始终是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发展中的主要制约因素。本文用现代公共财政论对农村基础教育这一社会服务化产品进行了公共财政定位,针对现行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最后得出结论:农村义务教育主要是政府的责任,应当由政府财政支出作为保证。只有采取措施,完善政策,切实强化中央及地方各级财政的支持和投入力度,中国农村基础教育才会改变目前的弱势状况,出现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区域公平背景下我国财政对教育支持的绩效变迁及路径再完善——基于泰尔指数及其分解的视角

财政对教育支持的区域公平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题中之义,是和谐社会中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特别是从实行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和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体制以来,我国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发展状况大为改观,教育的“知识效应”和“非知识效应”得到进一步体现。本文立足区域公平的背景,利用统计学中的差距分析工具泰尔指数,对近年来我国财政对教育支持的绩效进行动态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费税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财政制度的重构

费税改革后实行“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增强政府义务教育投入的充足性。但受不规范财政体制的约束,体制调整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义务教育财政困难和缩小地区间投入差异,经验分析也支持了这一结论。在规范财政体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摆脱农村义务教育财政困境出路在于义务教育财政独立,按照效率、公平和便于管理的原则细划各级政府的财政责任,并使其制度化、法律化和规范化。     

农村义务教育与财政体制转轨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过去"以乡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已逐渐向"以县为主"的新体制转化。转轨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措施解决:提高财政性教育支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事权和财权统一、明确划分各级财政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支出比例、建立财政资金引导下的多渠道、多角度来源机制、优化管理农村义务教育资金。     

中国农村贫困线调整的契机与扶贫政策——以贫困指标为依据

基于对2002年贫困线调整前后贫困指标变化的分析,找寻中国农村贫困线调整的契机,并且根据长期性贫困的变化,分析贫困线调整前后贫困模式的变化,确定边缘化贫困群体。研究发现,当某贫困线的贫困率低于5%、贫困人口规模在3500万左右时,存在提高贫困线的契机。新贫困线下的贫困率可以达到13%、贫困人口规模可以达到10000万。同时,提高贫困线之后,可以根据贫困线调整前的数据计算长期性贫困,将处于长期性贫困的人口视为边缘化贫困,针对边缘化贫困实施以社会救助为主的扶贫政策,提高政策针对性。     

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体制的对策研究

由于县级财政的种种困境和区域经济、县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财政制度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经费短缺问题,这就要求中央政府成为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主体。构建"以中央为主"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应加强义务教育的法规建设,建立科学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监管力度。     

论"社会排斥"与农村"新贫困"

近年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趋于缓慢,农村"新贫困"现象严重.本文分析了中国农村新贫困特点,运用"社会排斥"理论着重分析了农村返贫致贫的制度性原因,在于农民经济、政治、社会权利缺失.     

对现行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体制的反思

2001年6月确立的农村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投入体制，其本质是使农村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首次由农民分散负担转移为基层政府投入为主。以县为主体制虽可以暂时缓解农村税费改革中义务教育投入的突出矛盾，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义务教育问题。从长远角度分析，必须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即应明确确立以中央、省级为主的体制。     

"三农"问题解决出路在于扩大农村人力资本存量

当前“三农”问题现状主要表现在城乡差距拉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农村教育投资不足和一些地区失学与贫困的恶性循环等方面。“三农”问题解决出路在于增加教育、培训等投资，扩大人力资本存量，可以通过中央财政承包农村基础教育投资、开展多种形式培训活动、实行计划生育和完善农村医疗体系等措施来实现。     

对义务教育阶段捐资助学问题的思考

政府拨款是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但不是唯一来源.大力倡导"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今天,社会和个人的捐资助学也是改善义务教育阶段办学条件的一条途径.政府和学校要在"德治"条件下鼓励社会与个人捐资助学,同时又必须遵循"法治"原则,规范捐赠和受赠行为,以避免"乱收费"的误解与责难.     

贫困县何以摘帽——脱贫攻坚中的央地关系与干部激励

脱贫攻坚战中，一种新的央地关系与干部激励模式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央将项目与资金的审批权下放到县，给予贫困县充分的资金分配和使用权，解决了原来"事权"和"财力"错配的问题。保持贫困县党政正职稳定的特殊官员管理方法，将贫困县主政官员从常规政治锦标赛中退出，并进入一场以贫困县退出摘帽为目标的"脱贫攻坚资格赛"。在这场资格赛中，中央通过脱贫成效考核挂钩晋升等方式充分调动了官员的积极性，此外，中央还引入了贫困县退出第三方评估等方式解决了委托代理模式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种针对特殊任务的特殊国家治理模式充分调动了地方官员的积极性、有效提高了目标治理的效率，再次丰富了中国治理的内涵。     

财政投入与义务教育均等化——东中西三大区域的比较分析

选取浙江、安徽、贵州三个省份的义务教育资源投入作为样本,分析比较了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教育不均等状况。结论指出,中西部预算内教育经费所占财政支出比重虽低于东部地区,但教育经费增长率远高于东部地区,教育经费所占比重在逐年提高,缩小了区域间财政投入的差距,体现了教育资源投入均等化的趋势;但生均层面数据显示,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差距在不断扩大,与义务教育均等化的目标渐行渐远。财力不足与分配结构是中西部义务教育均等化的主要问题。为此,中央政府应改变原有义务教育由地方政府承担的财政分配体制,负担起地方政府部分教育支出,进行适当的财政转移支付,将有助于我国义务教育均等化的早日实现,实现我国教育公平与效率的真正统一。     

西方发达国家义务教育经费分担经验借鉴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主要由中央政府或高层级地方政府承担,日常行政办公经费及校舍建设维修资金大多以低层级的地方政府为主来承担,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行政管理主体与财政投资主体并不一致.根据中国的国情,应提高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政府层级,由中央及省级政府分担更多的义务教育经费.     

财政分权与义务教育财政管理体制问题探析

我国是成功实施财政分权化的国家之一。作为公共财政框架部分之一的义务教育也实行了分权化管理,义务教育办学的责任主要地落在了县、乡两级地方政府身上。而我国庞大的义务教育事业由县、乡甚至村脆弱的财力来承担,可谓“杯水车薪”：一些农村地区和贫困山区学龄儿童无学可上,无书可读等现象屡见不鲜。可见过度分权化的义务教育财政管理体制是制约当今中国义务教育发展的症结所在。     

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制度改革探析

近年来,中央政府要求流入地政府承担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责任的强制性制度安排,使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流入地政府为减少负担往往采取卸责行为,导致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仍然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因此,需要积极推动相关制度的改革.     

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等化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当前我国义务教育处于非均衡发展状态,不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群体之间仍旧存在义务教育的失衡,甚至同一地区的校际间也存在比较突出的差异。促进城乡义务教育的均等化不仅是教育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也是落实人才强国战略的现实路径。从国际经验来看,日本、南非、美国和英国等国家根据区域和城乡义务教育发展差距,规定了具有区别性的标准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对落后地区实施倾斜性投入政策,促使城乡义务教育总体上趋于均等化发展态势。剖析这些国家的发展经验,对于我国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制度经济学:一个创新性公共财政实践——以浙江瑞安“教育助学凭证制度“为例

基础教育发展由"非均衡"到"均衡"转型的重要瓶颈,是教育城乡差距过大问题。政府干预及其相应制度扭曲,是造成当前城乡教育发展不均以及经费统筹与使用效益不高的根本原因。政府有责任对城乡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构建一种自由与公平的教育制度博弈平台和制度博弈机制。瑞安实施的"教育助学凭证"作为一种创新性公共财政制度安排,给国家从根本上解决县域贫困生弱势群体以及流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资助问题,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