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有限供给、人口转变与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

本文从结构转化视角分析"刘易斯拐点"和人口转变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通过对跨国面板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比率对资本形成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力与资本的有效结合是人口红利得以发挥和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总抚养比提高不利于资本积累,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中国经验数据分析显示:经济结构转化,劳动力跨部门转移,是中国经济得以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高投资率是该增长模式的必然结果;"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消失,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使新增劳动力明显减少;如果继续保持较高的资本形成率,资本进一步深化,将使资本边际报酬率快速递减,现有的高投资增长模式难以维持,中国经济将逐步进入低速增长阶段.     

制度、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

本文建立包含制度因素的生产函数,通过动态规划和比较静态分析,讨论了制度、人均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过研究发现,制度质量不同,资本的边际产品随人均资本积累变化的趋势不同.而且制度会通过影响人均资本产出弹性而影响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不同.而且本文证明了最优税率随制度质量提高而变高.最后,经济增长的稳定状态也取决于制度质量,制度质量越高,均衡状态时的人均消费越大,所需人均资本投入越小.     

生产要素内部投入结构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以生产要素内部投入结构对边际产出弹性的影响为基础,构建了包含生产要素内部投入结构的科布一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运用1997～2009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及三者的内部投入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除了技术进步的推动之外,主要依赖于投资的带动。总体上来看,劳动对于经济增长的整体推动作用不强,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表现为负,但近些年其作用逐步提高。研究结果还表明,加大对第一产业的投资力度,继续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和高等教育事业,是提高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本边际产出弹性的有效途径。     

分配战略取向与中国经济增长绩效

本文的理论模型从分配战略取向的角度分析了高积累轻消费战略和积累消费共同促进战略下的经济增长的定量比较关系，构造积累率增长率和消费率增长率之差与GDP增长率的增长率水平VAR，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和方差分解等证明：不同战略取向下的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消费品部门和工业品部门的资本边际产出的比较，积累消费比例变化的波动将影响经济增长的波动，说明分配战略目标应是在促进积累和促进消费之间合理加权。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机制研究

本文研究新古典收敛机制和技术扩散收敛机制对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其基本观点是: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省都存在资本边际产出递减;劳均资本不存在收敛性,TFP在1978～1991年期间存在绝对收敛,在1992年之后也不存在收敛性,因此,新古典收敛机制和技术扩散收敛机制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现实中并没有自动发挥作用;劳均资本积累和TFP增长的变动趋势共同解释了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相比较而言,前者的作用更为重要,未来若干年内区域经济增长的总体态势在很大程度上仍将由各地区劳均资本的变动趋势决定。     

中国低生育率水平的形成及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生育率下降与经济快速成长的过程,同时,这一时期又执行了严格的生育政策。本文主要就这些事实做出两个方面的经验分析:其一,经济增长和生育政策在生育率变动过程中的作用如何?其二,低生育率水平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计量经济分析结果表明,生育政策的边际效果渐趋下降,而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依然明显。同时,生育率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已开始显现。因此,人口发展政策不可能继续保持单一和纯粹的目标,充分考虑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变化对长期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将是人口政策调整的重要要求。     

劳动质量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劳动质量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黄清龙引言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产出总量的增加。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但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发生作用能影响增长率变动的主要因素有：劳动投入量、资本和技术进步。单纯依靠劳动力和资本数量上的增加而使经济增长，这即...     

改革以来中国的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一些发现及其解释

为了考察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变动的长期因素,本文计算了改革以来中国的实际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动模式,我们发现,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一个清晰的发散变动模式,这个发散模式所提供的一个重要信息是,在中国,资本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对经济增长的变动不太敏感的。这不仅反映出政府的力量在资本形成中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意味着“资本深化”的加速可能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设备投资与经济开放

从传统的Solow增长模型的视角看,资本积累与政府政策对于经济的长期增长都是无效的.但是从内生增长理论的视角看,资本积累(特别是设备投资)和经济开放程度都是长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决定因素.长期以来,中国保持高速持续发展的策略主要集中于在市场化进程和贸易开放进程中鼓励投资,以及最近实行的鼓励出口,这一策略允许从更为发达的国家进口研发密集型的机器设备.在这个背景下,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讨设备投资与出口是否如内生增长理论模型所言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效应,或者相反,如传统的增长模型所言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解释力.除此之外,我们还检验了设备投资、出口和产出在长期和短期的本质联系.在方法上,我们采用了协整VAR模型.我们的发现为设备投资和出口都是导致中国过去数十年中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观点提供了证据.     

人力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后发优势与经济增长——基于国家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学术界一般认为人力资本边际收益是递增的。本文利用一般动态模型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国别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刚好相反:人力资本边际收益是递减的。从长期来看,世界的人力资本边际收益呈递减趋势;从国别比较来看,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边际收益高于发达国家。而且从国家层面来看,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人力资本存量低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而人力资本存量高的国家经济增长较慢。人力资本从穷国流向富国而不是相反,这是因为富国的总量劳动生产率高所带来的高工资所致,这并不意味着富国的人力资本边际收益比穷国更高。     

中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研究：1990-2012

全要素生产率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工具,文章通过使用与前人不同的方法计算出1990-2012年中国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发现中国经济历年来主要靠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拉动,但是2009年以后第三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开始超越第二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因素。此外,文章计算出三次产业资本边际产出比重,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应当调整投资在产业间的分配以提高资本效率。最后,通过产业结构与三次产业就业关系的研究发现,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增加能够促进第三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消费跨期替代弹性与中国经济增长收敛速度的模拟——基于拉姆齐模型的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实证分析

论文基于拉姆齐模型分析框架 ,以中国消费跨期替代弹性测算结果为依据 ,模拟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速度。其测算结果显示 ,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收敛性 ,且逐年微降并趋于稳定。其数值可用于中国经济增长实证研究中对资本路径与产出路径的模拟。     

基于投资质量视角诠释中国高投资率之谜

中国投资率长期居高不下的特征不仅与各国经济发展历程格格不入，而且与投资理论相悖。本文在提出中国高投资率之谜和对现有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投资转化率和资本折旧率两个反映投资质量的变量对资本存量和投资率水平的影响，从投资质量视角解释中国高投资率之谜。分析表明：中国的投资质量低体现在投资决策失误、工程质量差和中间费用高等方面，从而导致较高的资产折旧率和较低的投资转化率；高投资率对资本积累的贡献率不高，中国资本依然稀缺，资本的边际报酬率难以进入递减期。解决中国高投资率的根本途径是提高投资质量。     

交通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许多发展经济学家论证了基础设施建设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本文收集中国28个省份1985—2006年的面板数据验证交通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本文得到的结论是交通运输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其短期和长期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023和0．062。这也就是说交通运输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从短期来看将会导致经济增长0．023个百分点,从长期来看将会导致经济增长0．062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异常关系分析

高经济增长却伴随着低能源消费，中国这一特有经济现象引起了一些国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怀疑。本文先从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和节能率方面分析了这一现象，然后利用数据探讨了其原因：能源浪费严重，节能潜力大，经济体制改革，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以及能源结构的优化等等，证实了中国这几年的低能源消费带来了高经济增长并不是虚构的。最后提出了优化能源消费的一些建议。     

世界经济新格局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前景

中国各行业企业资本边际收益率普遍下降,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下行已成为必然趋势。实际上,这标志着中国在完成基本工业化后开始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这也是国际发达经济体和东亚新兴经济体都遵循的发展规律。面对经济增长的趋势性变化,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大量超发货币只会加剧信贷泡沫、增加企业尝债能力的系统性风险。当前经济的核心问题在于宏观税赋过高和企业盈利能力不足,因此,最重要的财政政策应该是实施总量减税而不仅是结构性减税,尤其是对中小企业减税减赋,才能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消费比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金融摩擦下利率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当前我国正面临经济增长放缓、流动性趋紧、利率居高不下的复杂局面,如何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以维护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增长是重要的课题。文章构建包含金融摩擦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并选用1980—201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认为,利率变化对储蓄的影响是正向的,对投资的影响在2000年前后由正转负,与经济增长长期负相关,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利率的经济增长弹性呈增大趋势。未来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点,在短期应稳健审慎推进存款利率上限放开,在长期应优化金融市场结构畅通利率微观传导机制。     

中国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投资规模

本文选取了中国2000-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探讨了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和质量,以及投资规模和效率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和投资规模具有正向的影响,而对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代表的经济增长质量和以产出与投资比为代表的投资效率具有负相关关系,表明中国金融发展贡献仍有提升空间,依据实证结果提出有依据的政策建议,即保持金融发展速度同时重视质量的改善。     

冷战后的美国经济增长预测

1990年美苏冷战结束,美国经济进入和平转向时期,布什政府推行缩减预算赤字的政策,旨在降低通货膨胀率和利率,刺激投资和活跃房地产。根据美国几家权威预测机构的资料,可以估算出1990～1994年美国经济的潜在产出年增长率将为2～3%,而且不会发生通货膨胀恶化的现象。出于政策计划的考虑,潜在产出增长预测的有效期一般为5年,因为它既能包括目前经济政策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可预测的影响,又能将其他不确定因素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本文试对美国经济增长预测和其可信程度进行分析。     

包含经济制度变量的中国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扩展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建立了包含物质资本、劳动力、人文资本、产业结构以及制度变量的计量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考察,最后提出了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