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个性化定价行为的反垄断规制--从大数据杀熟展开

人工智能时代,数据规模显著扩张,算法能力持续优化。科技实力雄厚、市场力量强大的经营者凭借大数据与算法工具的紧密结合,收集和分析能够反映消费者特征和行为的相关信息,以无限接近消费者购买能力和支付意愿上限的方式对消费者实施个性化定价。个性化定价行为涉及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上实施差别化待遇,可能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价格歧视行为。但与以往反垄断实施重点关注的排他性价格歧视不同,个性化定价突出表现为直接针对终端消费者实施的剥削性价格歧视,且在具体情形下呈现出不同的限制竞争效果,引发消费者选择能力与选择范围的双重限制。鉴于此,个性化定价行为的反垄断规制需要准确识别涉案行为,综合判断竞争效果,慎重选择福利标准。对于同时降低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的个性化定价行为,可认定其具有限制竞争效果且不具备正当理由,从而构成违法价格歧视;对于降低消费者剩余却提高社会总福利的个性化定价行为,如果选择消费者福利标准则可认定其构成违法价格歧视,如果选择社会总福利标准则可认定其具备正当理由;对于同时提高消费者剩余与社会总福利的个性化定价行为,因涉及消费者之间的剩余转移,对其竞争效果的评价仍待反垄断实施予以明确。     

转换成本与电信业务歧视性资费套餐的经济效应

中国电信资费的市场化定价促进了差别化资费套餐大量涌现,电信运营商业务资费套餐是典型的寡头三级价格歧视定价.在电信市场,差别化电信资费成为寡头企业之间争夺市场的一种重要交叉竞争方式,它促进了市场价格竞争并提高了社会福利,但较高的用户转换成本则弱化了市场价格竞争强度和企业降价压力.重构电信行业监管政策,应将监管重心转向以反垄断为核心,着力解决用户高转换成本问题,维护和促进电信市场竞争.     

不公平定价反垄断规制的核心问题——以高通案为视角

正支配企业的不公平定价是剥削型滥用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被多数国家反垄断法明确禁止,美国等少数国家是不公平定价反垄断规制的例外。本文以高通反垄断调查为视角,总结剥削型与排他型滥用行为的分类与意义,梳理不公平定价的评估方案,包括:资本收益率分析法、销售利润率分析法、价格比较法、综合评估法,评析对单独的不公平定     

囤积居奇的反垄断问题解析

当前,对企业囤积居奇行为的规制在我国遭遇了法律适应的问题,文章认为应依据《反垄断法》对企业囤积居奇行为进行规制。根据行动企业针对的目标市场不同可以将囤积居奇行为分成掠夺性囤积居奇和提高竞争对手成本性囤积居奇两种类型,对两者进行经济学分析可以得到两类囤积居奇行为对市场竞争及消费者福利所产生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在对企业囤积居奇行为进行反垄断规制的实践中需遵循合理原则,依从四步骤对企业囤积居奇行为进行判定。     

欧美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问题研究

美国和欧盟作为反垄断立法发达的国家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制有了较为成熟的经验。主要体现在对支配地位的界定、对滥用行为构成要素的分析和对超高定价、掠夺定价、价格歧视、搭售、拒绝交易等行为的具体认定上。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并结合中国特有国情,对我国反垄断立法和实践具有重大意义。     

全球贸易竞争对美国反垄断政策的影响

反垄断政策是美国政府最重要的经济政策之一。在贸易全球化时代,有观点认为,反垄断政策不利于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甚至认为应当将反垄断政策置于贸易政策之下。但美国政府接受了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的理论,坚持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有助于美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形成的观点,反对将反垄断政策作为贸易政策的工具,并在政策取向上一方面对反垄断政策进行调整,使反垄断政策有助于推动企业创新;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反垄断领域中的国际合作,为美国企业创造更加平等的竞争环境。     

我国房地产企业的合谋行为与反垄断政策

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区域性寡头垄断结构,使房地产企业的合谋不仅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而且成为一种常态。这是房地产市场竞争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从博弈论视角剖析了房地产企业合谋行为存在的理论依据,并进一步讨论了反垄断政策,以规范房地产企业市场行为,培育有序竞争的房地产市场。     

反垄断问题中市场支配地位的研究——基于高通案例的分析

正市场竞争是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消费者福利提高的重要动力。为了维护市场的竞争秩序,2008年《反垄断法》生效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多家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进行了查处。在反垄断执法中,拥有市场支配地位是经营者存在滥用其支配地位行为的前提。对于     

美国暨主要国家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法律规制

美国仅对那些大型的具有持续市场影响力的企业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进行反垄断法律规制。必须明确的是,经营者取得支配地位本身并不一定导致违法,法律并不制止经营者采取合法的手段取得市场优势地位,同时具有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如果损害的仅仅是他的竞争对手的利益,本身也不是坏事,由此正好可以促进和维护市场的竞争,只有在经营者采取非法手段故意谋取市场支配地位或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对竞争格局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反垄断法才会介入进行规制,故反垄断执法的重点在于规制损害市场竞争格局的行为。     

论反垄断法对滥用知识产权垄断行为的规制

知识产权是一种合法的垄断权,但如果知识产权人滥用其权利,同样会损害市场竞争,这类行为同样需要反垄断法对其规制.本文剖析了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的必然性及规制的对象,结合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立法经验,提出我国规制知识产权非法垄断的立法建议.     

目前经济运行中企业定价行为变态的分析

我国企业定价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开展。随着新经济体制的启动,由企业自身来制定产品价格的前景是广阔的。但是,鉴于目前新旧体制转轨和对一些经济问题本质的认识模糊,企业定价行为在实践中受到一种非正常机制的调节而明显地趋于短期化,经济风浪的承受能力较为脆弱,企业定价目标、策略的选择仍带有浓厚的政府直接控制意图。面对国内经济环境的变革和国际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这种变态行为的阻碍力量会显得日益明显。为此,在目前经济运行中,如何使企业定价行为正常化,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浅论目前我国暂不宜出台《反垄断法》

由于反垄断和实现企业规模经济是相冲突的;反垄断法中的反行政垄断并无必要;我国有《反不正当竞争法》已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市场竞争行为。故在我国市场经济刚刚起步之际,没有必要单独制定《反垄断法》。     

超级互联网平台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规制

初创企业的成立与发展,给超级互联网平台带来了潜在的竞争威胁,为了维护市场竞争优势地位,超级互联网平台会采用扼杀式并购的手段,去消除初创平台的潜在竞争与创新可能性。基于系统化和规模化并购初创企业带来的累积效应,扼杀式并购对市场竞争秩序、行业创新、消费者权益等方面造成损害,对该行为进行反垄断规制已经成为共识。但由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单一、反竞争效果难以评估和证明、事后监管措施缺位等问题的存在,对扼杀式并购存在反垄断规制上的困境,需要结合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平台企业竞争的特点与扼杀式并购行为的特殊性,寻求路径优化措施。     

价格歧视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研究

价格歧视是指经营者在提供相同商品或服务时不合理地实施差别价格的行为.基于对垄断行为复杂性的认识,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经验,我国反垄断法确定了对垄断行为进行合理分析的原则,以判断经营者实施的行为是否属于反垄断规制中的垄断行为,进而明确该行为是否具有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效果.我国反垄断法的很多规范都不是对一种行为作简单的“是”“非”判断,而是进行理性的效果分析.合理原则充分体现了反垄断法的复杂性和灵活性.因此,在反价格垄断执法过程中,要坚持合理分析原则,对经营者实施的某项具体行为不能简单地判定其是否构成价格垄断行为,要综合考虑其他因素,最终确定是否应当对其进行反垄断规制.     

关于外资并购反垄断的若干问题探析

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通过市场竞争得以实现的,但它同时也导致了资本的集中,资本的集中如果没有得到法律的合理规制,发展到一定阶段即形成垄断。因此,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制定了反垄断法或其他相关法律,用以约束并购行为,使其符合法律的规定,否则并购行为将会遭到阻止。同时,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也将进行适当的干预、限制和改变这些垄断的情形。本文从我国反垄断立法体制、市场准入制度以及反垄断审查制度三个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的观点与建议。     

消费者权利及其功能——以反垄断法为视角

消费者权利是一种制约和平衡的制度。消费者的权利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以安全权为中心,其依据在于生存权。他们只是一般民事权利,不具有反垄断法上的意义。另一种是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包括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实质是消费者的自由权。在反垄断法中,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属于强制性规定,而垄断者的义务属于禁止性规定。如果消费者认为他们被卡特尔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所损害时,可以提起私人的反垄断诉讼。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除了具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作用外,还可以制约、限制垄断者通过限制竞争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行为妨害市场竞争,维护竞争机制。     

行业协会的反垄断规制研究

行业协会因其自身属性而天然地与市场竞争具有关联,是市场竞争中一类特殊的主体,其健康运行则能够促进市场平等自由竞争,而如对其行为缺少规制也可能因会员利益而参与实施市场垄断行为,对市场竞争产生较大破坏。本文以反垄断为视角,试图分析行业协会可能具有的促进竞争和实施垄断正反两方面的作用,研究对行业协会进行有效的反垄断规制,兴利除弊发挥其积极作用,并提出具体的完善建议。     

浅谈反垄断中的价格歧视问题

滥用支配地位的行为类型有很多,价格歧视就是其中之一,传统反垄断法对该行为是持有严厉的态度。如果支配企业从事价格歧视,就必然会产生排斥竞争的效果,甚至还有一些滥用行为出现,这些行为均是反垄断法所禁止的。审查反垄断行为时,要以价格歧视的构成要件作为基础来对其定性。这些行为之后再对该行为的竞争产生的厉害关系进行分析,在这一基础上来判断是否该禁止。价格歧视问题的存在不单是相关立法不完善,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我国在反垄断执法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反垄断法的出现正是保证充分竞争的前提。所以,我国在反垄断领域应该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以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文章从价格歧视行为的概念及基本的分析步骤入手,针对价格歧视对相关市场界定的影响及构成价格歧视行为的主要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提出了反垄断执法给我国的启示,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些有力依据。     

对超高定价行为的反垄断规制——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超高定价是反垄断法中最具争议的议题之一.对美、欧、韩、中的几起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对超高定价行为的反垄断规制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即竞争状态下的“自由放任”模式和不利消费者情形下的“规制”模式,两者各有其合理性.中国秉承消费者福利优先理念,基于本身竞争文化、市场环境等因素考量,选择“规制”模式,值得肯定.但需要注意的是,为了避免破坏市场价格机制、造成执法错误,对超高定价的反垄断规制必须采取审慎态度,即在充分论证市场存在较高进入障碍、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及行业监管不力的前提下进行.同时,可通过优先选择性适用经营者承诺制度、优化超高定价行为的认定方法及加强与行业协会监管部门的合作等措施,以提高执法效率.     

平台经济背景下企业的垄断形成与规制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平台经济领域产生的企业垄断规制问题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由于平台经济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衍生出的企业垄断行为在大数据和算法的“庇护”下,使得监管与反垄断执法面临极大挑战。本文就平台经济的企业垄断行为形成及反垄断规制进行分析,针对性的提出反垄断规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