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溢价决策中的锚定效应研究

Kahneman(2003)在总结决策者的非理性特征时,发现除了过度自信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非理性特征——锚定效应。已有研究只考察了并购溢价决策中高管过度自信的非理性因素,尚未考察锚定效应的非理性因素。本文旨在考察并购溢价决策中的锚定效应。文章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4—2011年的并购事件样本,结果发现:并购溢价决策虽然受到理性因素的支配,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锚定效应。具体来说,如果决策情景中仅存在内在锚,不存在外在锚,那么并购溢价决策会呈现内在锚效应;如果决策情景中仅存在外在锚,不存在内在锚,那么并购溢价决策会呈现外在锚效应;如果决策情景中同时存在内在锚和外在锚,那么并购溢价决策中仍然会呈现出内在锚效应,但外在锚效应会减弱或消失。如果并购聘请了咨询顾问,那么并购溢价决策中的锚定效应会有所缓解。     

投资者保护、定向增发和财富转移

本文研究良好的投资保护环境能否抑制上市公司的财富转移行为,以2006-2010年进行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我们发现地区投资保护程度越高,大股东借助定向增发折价进行财富转移的程度越低。这一研究不仅为我国定向增发中所存在的财富转移提供了佐证,而且对理解宏观投资保护水平对企业微观行为的影响,构建完善的定向增发监管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上市公司定向增发问题研究

近年来,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相关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目前相关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定向增发的动因研究、定向增发公告效应的研究、定向增发对长期绩效的影响以及定向增发大股东行为研究等方面。     

大股东投机行为、市场择机与定向增发公告效应研究

本文以中国证券市场2006~2012年成功进行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大股东投机行为及其对定向增发公告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大股东投机行为对中小投资者存在导向性效应,大股东投机行为与中小股东投机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定向增发中存在严重的大股东发行时机选择现象,大股东通过操控中小股东的非理性情绪进行利益输送,且利益输送主要来源于中小股东非理性情绪推动的价格上涨而非增发股票发行价格折扣;大股东利益输送程度在牛市环境下远比熊市环境下严重,经营效益差的增发企业远比经营效益好的增发企业严重。     

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方式选择:配股、公开增发新股、定向增发新股?

配股、公开增发新股和定向增发新股是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主要方式。定向增发新股融资引入了机构投资者,可以强化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从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上市公司的业绩;并且,相对于配股、公开增发新股而言,定向增发新股融资的手续更简单,门槛更低,因此,定向增发新股融资是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最佳选择。运用中国证券市场的数据,对配股、公开增发新股和定向增发新股的宣告效应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定向增发新股的宣告效应要好于配股、公开增发新股。     

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锚定效应研究

本文以2006-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企业绿色支出度量企业参与绿色治理，探讨企业参与绿色治理过程中存在锚定效应的内在逻辑。结果发现，仅有内在锚时，企业参与绿色治理存在显著的内在锚效应，即焦点企业之前的绿色支出越多，则当前的绿色支出越多；仅有外在锚时，企业参与绿色治理存在显著的外在锚效应，即联结企业之前的绿色支出越多，则焦点企业当前的绿色支出越多；当内在锚和外在锚同时存在时，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内在锚效应仍然存在，而外在锚效应会减弱甚至消失，即焦点企业之前的绿色支出对当前的绿色支出存在正向影响，而联结企业之前的绿色支出对当前的绿色支出无显著影响。异质性研究发现，在现金能力强的企业、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中，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锚定效应更为显著。扩展性研究发现，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锚定效应并未提升企业的经济绩效和绿色治理绩效。本文的结论对公司参与绿色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启示。     

定向增发中的利益输送问题探讨

定向增发已经成为上市公司权益再融资的重要手段,但是定向增发的过程中广泛存在着利益输送行为,向大股东输送利益,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文通过分析在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过程中的利益输送问题,研究定向增发过程中利益输送形式,探讨如何有效监管增发过程中的利益输送行为.     

定向增发与公开增发新股融资股东财富效应的实证研究

公开增发新股和定向增发新股是上市公司增发新股融资的两种方式。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公开增发新股后1～3年股东获得的长期超额收益率均为负,而定向增发新股后两年股东获得的长期超额收益率均为正,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宣告公开增发新股股东获得负的股东财富效应,而宣告定向增发新股股东能获得正的股东财富效应。从保护投资者长期利益的视角看,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证券管理部门推出的定向增发新股融资方式和上市公司青睐定向增发新股融资方式具备其适时性和合理性。     

效率促进还是掏空——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的效应研究

大股东认购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股份,理论上存在效率促进和掏空两种动机。本文实证发现,大股东认购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股份的比率和市场公告效应显著正相关。这一正向市场公告效应是由大股东资产认购而不是股份增持或现金融资造成的。进一步的研究通过定向增发完成后一年股票收益率和公司会计绩效变动,为大股东资产认购参与定向增发具有显著的效率促进效应提供了实证证据。这一研究为企业集团通过内部资产重组从而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支持,同时也对定向增发宣告效应提出了新的解释。     

上市公司股权融资规模决策研究——基于治理机制与时机选择的视角

本文以上市公司控制性股东收益最大化为决策目标,理论和实证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公开增发和配股融资规模决策的治理机制与时机选择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由于股权融资的市场约束和监管机制不完善,上市公司在进行股权融资规模决策时,具有大规模融资扩张的内在冲动,同时上市公司会充分利用股权价格的市场定价进行融资量和融资额的决策,以实现控制性股东收益最大化;但与公开增发融资方式相比,配股融资的市场时机选择效应较弱.     

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及政策启示：来自产业集群发达国家的经验

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使得集群政策开始成为各地区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成长的重要政策工具。来自国内外发达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实践中的大量证据表明,政府政策正在成为各地产业集群培育或发展的重要措施。本文将总结美国、意大利等国家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成功政策经验,提炼国外先进地区政府运用产业集群的政策启示,为我国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借鉴。     

风险视角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划分,取决于人类生活所同时面临的两种不同性质的风险。损失风险属于公共风险,归政府治理;机会风险属于私人风险,归市场治理。市场经济就是风险经济。市场机制就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市场主体自主地将自己的产权与他人进行交换的风险机制。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向市场注入风险机制,解决制度环境、市场主体、产权制度、行政垄断等问题。     

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关键在于这种代价能不能承受,值不值得承受。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一些看起来与经济问题无关的公共政策,如果细心分析总是可以发现其中的经济学逻辑。这一逻辑告诉我们,公共政策是通过比较其成本和收益而产生的,公共政策存在的理由在于它的社会成本小于以市场和企业自行解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政府在老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当老年产业受制于市场的不成熟、不完善而无法顺利形成良性互动式发展趋势时,由政府介入解开市场与企业间的“死结”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政府应针对不同性质的领域采取不同的对策。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和非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问题作了分类研究,并着重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提出了发展思路和可以采取的具体对策措施。     

基于旅游者视角的昆明——丽江铁路与丽江旅游的关系研究

于2011年1月正式开通的昆明一丽江铁路（以下简称昆一丽铁路）,一方面大大改善了丽江旅游业的可进入性,另一方面则大大减少了前往丽江旅游者的费用开支,从而促进了丽江旅游业进一步的繁荣发展。从旅游者的视角,就昆一丽铁路的开通对旅游者前往丽江旅游盼决策以及在丽江旅游经历产生的影响做出评价,旨在评价这一可进入性的增加对前往丽江旅游者的旅游决策及旅游经历的影响。另外,还验证了火车旅行对旅游者选择丽江作为其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性。     

试论土地构成与土地价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产权可进入市场流通,实行土地资产经营,对此人们已没有疑问。但土地是否有价值(劳动价值),如何确定土地价值与价格,在认识上大相径庭,由此产生种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深入研究土地价值问题,不仅对研究地租地价理论十分必要,而且对研究土地产权流转、土地市场的管理、土地金融等等土地经济问题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三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 对于土地价值这样一个基础理论问题,理论界有所谓无价值论、全价值论和土地价值二元论三种分     

论公私法划分与市场体制的演进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法治社会的建立和法制的完善则是一个在政府积极推进，社会与国家博弈以及社会交易等各种因素合力推进中逐步发展的制度演进过程。本文从比较西方公私法的划分以及在实践中的作用的角度，从法理学层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基础和制度安排作了初步探讨。     

谈单位负责人作为会计责任主体的职责

会计工作与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是企业搞好经济管理工作的立足点。论述了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以及单位负责人在本环节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论确立国有企业改革的利益主体二重性

确立国有企业的利益主体地位不能单纯地注重在所有制的性质上,而应立足于财产的占有方式。由国有企业产权运动历史发展的四个特征规定,在再生产的过程中,其本身必然地会发生财产主体的背离。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化是国有产权的异化,同时二重化的利益主体又是统一的,并对代表全民的国家利益主体进一步地规定。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性跟马克思提出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预测是一致的。     

自由与制度关系角度反思全球性金融危机

为了深入探究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对转型的中国经济以有益的启示,在自由与制度辨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金融自由化的本质是自由与制度结合的理论观点。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提出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假说,并以理论和实际数据验证这个假说。验证的结论是,此次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而非金融自由化制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