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政府体制创新研究

我国地方政府体制在改革大潮中取得了许多创新性成就,但也面临着权力运行无序、决策制度短缺、公共治理转型滞后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既有制度供给不足的原因,也有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局限;实现地方政府体制创新应从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重构地方政府结构、转变地方政府职能等方面入手.     

现行体制下我国“土地财政”问题的解决

在财政分税制、土地征用制、土地融资制和政绩考核制等各种体制的作用下，我国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局面在最近十几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造成了农民利益受损和城市畸形发展。但是，我国的现实国情不允许“土地财政”长期存在，所以在科学发展中探索“土地财政”在现有体制下的解决之道便是文章讨论的主要问题。     

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体制和制度创新

城镇化是我国走向现化化的必由之路．加速其进程是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当前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依然滞后．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系列体制和制度障碍．要加快城镇化进程．就必须进行体制和制度创新。     

中国财政体制演进中的路径依赖和制度创新

财政体制是处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基本制度,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具体体现。建国后我国的财政体制伴随着经济体制的变迁经历了四个阶段：统收统支财政体制阶段、财政包干体制阶段、分税制财政体制阶段、公共财政体制阶段,每一次财政体制发展阶段的调整既蕴涵着新制度的创新,又有旧制度的保留,财政体制在渐近式制度变迁的推进过程中产生了路径依赖。要破解财政体制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问题,完善现行公共财政体制,体制创新是必由之路。其基本思路是：推进财政制度的宪政变革,建立与完善本国的宪政体制,建构＂有限＂兼＂有效＂的现代政府;因地制宜实施政府层级改革,在区分经济发达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基础上,对政府架构进行变革;＂财政职能-财政体制-财政管理＂的改革三位一体协调共进,只有三者相互协调,才能保证财政体制改革的效果更加有效。     

我国票据市场发育的制度性障碍及其变迁路径的选择

一、我国票据市场发育的相对滞后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票据市场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如果仅从时间序列分析,这一发展过程的速度并不能算慢:以1995年《票据法》的颁布为起点,我国商业银行办理票据承兑年均增幅超过     

我国中小企业初创期的成长约束与治理制度创新

通过我国中小企业初创期的现状分析,本文认为我国中小企业初创期面临着严重的成长约束,主要表现在资金约束、信息约束、人才约束、行业选择约束、政策约束和社会化服务约束等六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政府政策层面提出了中小企业初创期治理制度创新的基本构想融资服务政策、引导技术创新政策、市场开拓政策、改善社会化服务政策.     

政府主导、思想诱致与金融学术创新——转轨以来我国金融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我国金融经过近30年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但改革的成败却尚无定论。迄今为止的金融改革一直都受政府行为的深刻主导，但已越来越受到金融思想、价值体系甚至意识形态等因素的促进或者阻碍，从而面临发展的“节点”。我国金融进一步发展的动力需要依靠包括政府在内的全社会的思维和观念更加民主、理性、务实．要依靠更广泛、更深刻的金融学术创新。     

论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基于实现农民土地权益的视角

实现农民土地权益是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的落脚点。现有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在实现农民土地权益方面已取得了较好的绩效,但在新形势下又显不足。要通过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在更高水准上实现农民土地权益。增强家庭承包经营制的稳定性、公平性、效率性,稳妥推进土地流转机制创新,建立健全有利于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农业经营的长效机制。     

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分析

我国地方政府通过制度创新促进了我国的市场化改革,降低了权力中心进行制度创新的风险和成本,进而提高了其制度安排的质量和效益.这种在宪法秩序、意识形态以及知识存量约束下的创新行为,存在着决策成本、规范成本以及风险成本,同时还会产生地区经济的发展、自身利益的强化和权力中心的认可三种收益.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实现制度创新的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     

我国地方政府良性竞争的制度重构——近年研究核心观点解读

对地方政府竞争的研究一直以来被视为解读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项独特课题,众多学者以不同的视角对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一特殊命题给予了相对全面地解读,使之成为经济理论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分税制改革之后,规制我国地方政府竞争依然存在的负面效应,实现其长久的良性竞争则需要一系列正式制度给予保证。     

制度约束下的市场主体行为分析——针对"限塑令"的分析

"限塑令"作为一项制度安排,涉及多方市场主体:政府、生产者、商家及广大消费者.政府成本与社会福利的比较,决定了制度效率.在制度约束下,替代品成本的高低关系到违规的可能,而商家的竞争,使限塑面临挑战.购物袋的有偿使用,是通过抑制消费需求来控制供给,成本的转稼造成消费者剩余的损失,消费者的逆向选择行为必然与促进资源综合利用,保护生态环境的政府本意相冲突.因此,限塑作为一种制度约束,需要市场主体的共同认同,才能更好发挥作用.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体制与机制创新的思路

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确保党对企业的正确领导,就要求企业党组织不断创新,正视思想政治工作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工作和机制.     

不同视角下制度创新路径的比较——一个关于制度创新路径的文献综述

制度创新路径就是新制度的形成路径,即制度供给方式。原有制度创新理论在制度创新路径认识上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导致了制度供给方式的单一性。对于制度创新路径的认识不应只停留在某一个层面,而应该从多个视角去审视。从制度创新主体、制度创新方式、制度创新背景、制度创新速度等多个视角去分析,无疑会拓展制度创新路径,增加制度供给方式。     

土地购置行为影响企业创新吗?——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近来年,中国工业企业呈现出购置土地和金融资产的“脱实向虚”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研发创新行为。本文利用200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创新专利研究数据及土地出让交易数据,利用PSM-DID模型,从土地购置行为和购置额度两方面探究工业企业土地购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企业土地购置行为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且这一促进作用呈倒“U”型趋势;工业企业购置工业用地行为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购置商住用地行为则显著抑制企业创新。本文研究还发现,工业企业适度的土地购置会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财务风险,扩大企业研发投入而促进企业创新,高额的土地购置则会加剧企业融资约束和财务风险,从而挤占企业创新资金而抑制企业创新。本研究为政府合理监管工业企业购置土地行为提供依据,有助于引导工业企业合理协调“土地购置”和“研发创新”的关系。     

“昆山之路”的制度创新意义——评《探索·创新——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实践》

昆山开发区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背景。在这个制度框架下,体制创新使昆山率先获得制度创新的优先进入权,推动了机制创新和环境创新,为昆山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新出版的《探索·创新》这样一本论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昆山之路”为什么会成功的解释,它展示了清晰的制度-演进的思想脉络和丰富的实证资料。通过昆山开发区的案例,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什么会成功的原因,特别是让我们重新认识到地方政府在我国市场化进程中的特殊作用。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该书具有重要的实证价值,对推动我国进一步的市场化进程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内创新行为模式与创新动力的获得路径探析

在大量实地观测和深入调查工作基础上,本文探究了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内可能的一般创新行为模式及创新动力的生成机制问题。研究发现,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内基于不同分工形态和相互依存状态的企业网络类型差异,影响了网络内微观创新动力的获得能力,技术不确定性和制度不确定的交互作用加剧了这种影响力的复杂性。主核心企业领导型企业网络对于现阶段我国多数地方产业集群内创新动力的获得具有独特的推动作用和现实意义。构建与主核心企业领导型企业网络相匹配的内外创新分工合作网络,是改变我国地方集群内普遍“集体创新动力缺失”现象的必然选择。     

区域发展导向型体制的制度创新效应——基于熊彼特式制度创新路径分析

运用青木昌彦的熊彼特式制度创新理论重新梳理我国区域发展导向型体制下转轨经济的制度创新路径,把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观作为各级政府博弈所遵从的"共享信念",把"政策引致性扭曲"作为博弈战略选择,证明了中国区域发展导向型体制下的制度创新自发遵从了熊彼特式制度创新路径。进一步对制度创新的经济增长与福利效应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依据熊彼特式制度创新理论提出进一步完善区域发展导向型体制的政策建议。     

跨区域调水的制度创新分析——兼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受水区制度创新

文章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分析跨区域调水制度创新问题,指出了造成水资源短缺的制度原因,并说明调水不能彻底解决受水区发展与可持续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并可能使区域之间产生新的问题,然后运用博弈论和制度经济学说明制度变迁的方向,提出了制度供给途径,并针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受水区进行制度创新.     

我国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但哪些建设项目应当纳入公共利益范畴缺乏明确规定,这种土地征用制度上的抽象性及范围和目的的模糊性为地方政府任意解释“公共利益”的概念进而滥用征地权提供了法律空子,也为房地产商炒地、圈地、乱占滥用农地扫除了制度上的障碍。不少地方政府征用土地并非是用于公共利益,而是出于商业目的,土地征用权的行使超过了公共利益边界,造成土地征用范围过宽,耕地锐减,农地非农化的趋势几乎失控。当前,我国正在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从国外发展的经验看,正是耕地减少最快的时期。现阶段,我国农地征用中的问题总的来说不是征地不够而导致经济发展受阻的问题,而是土地征用的过多和过滥以及不恰当使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