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与WTO改革前景

国际经贸规则演变遵循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辩证法，但也是主权国家代表本国利益群体进行利益多方博弈的结果。国际经贸规则经历了从货物贸易阶段以消除关税壁垒或非关税壁垒的边境措施阶段，演变为价值链贸易阶段和数字贸易阶段的以规制融合为主消除边境内政策壁垒阶段。目前，国际经贸规则正在区域层面和WTO多边层面进行重构。本文首先从资本逻辑驱动的全球化与民族国家逻辑驱动的全球化探讨国际经贸规则演变规律，其次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层面探讨当前国际经贸规则发展趋势与重构特征；再次从区域经贸规则重构分析世界多边贸易体制改革方向，以便更全面把握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方向，为我国对外开放及参与全球和区域经济治理提供决策参考。     

新发展阶段服务业“走出去”:路径、挑战与对策

近年来，国际经贸规则面临重新洗牌，全球化分工总体增长趋势放缓，但全球贸易中服务贸易占比却逐年增加，在此背景下，推动我国服务业“走出去”深层次参与全球化分工成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本文重点梳理了我国服务业“走出去”的具体路径，包括服务业跟随上下游客户“走出去”、制造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主动向产业链两端延伸、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直接为国外用户提供跨境服务、通过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走出去”等。同时，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服务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一些新的国际政治和技术壁垒，以及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等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并加快我国服务业融入国际市场，我国应积极发展跨国数字贸易、以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产业协同“走出去”、利用市场规模优势积极参与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的谈判和制定并争取更多主导权和话语权、增强风险意识和安全意识、进一步提高国家软实力等。     

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发展逻辑、测度及实施路径——基于全球高标准经贸规则视角

全球经贸规则体系呈现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新趋势，以贸易投资便利化为核心的制度型开放改革正在渐进式推进。本文在论述贸易投资便利化的理论发展逻辑基础上，首次基于高标准经贸规则视角，构建并测度了2013—2021年全球126个经济体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指数，并探讨了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影响因素和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我国贸易投资便利化综合水平的全球排名由第48位提升至第35位，现处于第二梯队，但服务贸易便利化与争端解决便利化未进入全球50强；从影响因素看，数字贸易便利化的贡献率最高，交通物流便利化的改革创新动力不足，而以知识产权保护、争端解决、政府服务与效率为核心的制度环境的贡献率亟待提高；从经济效应看，贸易投资便利化能有效促进货物贸易规模、服务贸易规模和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增长，是提升“外循环”质量的重要引擎。本研究为我国全面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有序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理论依据。     

自贸试验区主动对接国际经贸新规则研究

我国自贸试验区创新的核心是"制度创新"。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新规则,既源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带来的外部压力,也源于国内外经济竞争形势转变引起的内在需求。我国自贸试验区在政府职能转变、投资管理制度、贸易监管、金融开放创新等领域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形成了一系列改革创新成果,但同时仍存在一定差距。基于此,对自贸试验区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新规则提出对策建议。     

面对"入世"挑战的"管理均衡"对策

中国加入WTO将面临两方面的严峻挑战：一种是某些国家实行以“管理贸易”为主要特点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另一种是借WTO的有关规则,推行以服务贸易为主要特点的贸易自由化。“管理均衡”就是兼顾这两方面挑战所作的积极对策。该对策是在研究“纳什均衡”和“马歇尔-勒纳条件”的基本上提出来的,根据国际经贸态势和中国经贸发展现状可以具体演化为“取中”的策略。运用这种均衡策略,可以使我国在国际经贸“大三角”的竞争中避开激烈对抗的矛盾体系,将国内外一些对抗因素整合为“力偶”,推动我国经贸发展的“螺旋”型上升态势。     

全球数字贸易市场的特征与演进分析

数字贸易依托互联网的开放性、数字性、虚拟性、平台性、高效性、便捷性,不断向传统贸易领域延伸、扩展、融合,数字贸易将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最基本、最重要的贸易方式。数字贸易市场随着数字贸易的开展而形成,随着数字贸易标的、规模、结构的扩大与变化而表现出演进趋势。理解并把握数字贸易市场的特征与演进动因、趋势,有利于我国更好的参与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推动我国数字贸易健康可持续发展。     

美国政府多边经贸政策行动分析及未来走向

美国国内政局变化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发展和走向会产生深刻影响。通过研究分析特朗普政府在世贸组织、二十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采取的政策行动,认为特朗普政府调整多边经贸政策,是由于美国经济实力相对衰落,对世贸组织等多边机构的控制力下降,同时也是国际经贸格局改变、多边贸易体制公共产品属性增强的必然结果。随着拜登政府上台,世贸组织在美国贸易政策议程中的地位将有所提升,修复特朗普政府对世贸组织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修复并增强与其盟友在经贸领域的关系,引领重塑对美国有利的规则体系,将是拜登政府多边经贸政策的核心。世贸组织改革与美国贸易政策议程之间的互动,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世贸组织改革的命运,也将从很大程度上塑造美国未来的贸易政策。     

试析中国面临的国际经贸摩擦及应对措施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所遭遇的国际经贸摩擦越来越多,经贸摩擦数量的迅速增加,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我国对外开放中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国际经贸摩擦问题,认真分析国际经贸摩擦产生的原因,从而更好地采取措施去应对国际经贸摩擦,以加快我国经济发展。     

中国应对国际经贸摩擦之思考

进人21世纪,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所遭遇的国际经贸摩擦越来越多,经贸摩擦数量的迅速增加,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我国对外开放中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国际经贸摩擦问题,采取措施积极应对摩擦,以加快我国经济发展。     

浅谈中国贸易保护政策如何应对金融危机

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面对日益恶化的国际经贸环境,如何保持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增长,已是政府和学者迫切关心的问题。文章从当前金融危机下的贸易保护政策入手,探析其实施原因、特点及对我国各国贸易保护政策对我国出口贸易的挑战,针对我国实际情况提出应对的措施。     

我国应对国际经贸新规则的策略研究

目前,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试图通过一系列贸易谈判重构国际经贸规则。新规则倡导的高标准和高门槛为我国提供一定发展机遇,也带来了巨大挑战。面对国际经贸规则的演变趋势,我国应充分利用自贸区平台,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同时,应加强战略谋划,积极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全方位参与规则重塑,增强在国际经贸新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全球贸易治理中多边主义、诸边主义和大区域主义的比较与选择

在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谈判进展缓慢的背景下,全球贸易治理出现了大区域主义和诸边主义流行的趋势。大区域主义是欧美国家为占据新的"规则优势"、掌控全球贸易治理主导权而极力推行的,它并不是多边贸易体系的补充,而是消极的侵蚀。我国已成为世界贸易第一大国,维护WTO多边主义是我国的首要选择。但挽救WTO危机并建立和谐的全球贸易体系是一个长期过程。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我国应在WTO体系内大力推进诸边主义,以实现挽救危机和推进规则制定的目的。     

高标准国际规制下的我国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影响机制、风险研判和应对措施

以竞争中性、劳工与环境标准、知识产权等为核心内容的USMCA、CPTPP和EPA国际区域贸易协定,与强调商品和要素流动“边境开放”规则的WTO协定相比,是实现开放重心从“边境上”向“边境内”延伸拓展的高标准国际规制。本文通过分析USMCA、CPTPP和EPA国际区域规制的内容特征,发现国际规制的高标准集中体现在区域内贸易保护程度更高、跨境准入效率更高和科技创新制度更加完善。高标准国际规制可通过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的溢出效应制约我国参与国际循环的规模和质量,增加国内制造业断链风险。通过对制造业不同行业断链风险的分析研判,发现劳动套利型行业断链风险较高,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断链风险适中,内需型行业断链风险较低。我国制度型开放实施路径,应围绕应对高标准国际规制下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风险进行,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和活力。     

国际“经贸三角”的宏微观分析

在国际经贸问题研究中,经常碰到经济发展“三角”的概念,它不是以交换为标志的贸易三角形,而是用来表达多边经贸关系发展趋向与动力形式,就其实质来说,它还是对经典的“2×2”贸易理论前提的一种补充和发展。认识和掌握“经贸三角”的内在作用机理及其变换方式,有助于我们纵观大局,同时细致入微地处理一些较为复杂的国际经贸问题。 一、“经贸三角”的宏观形式及其内涵     

国际经贸规则竞争视角下广东提升外经贸竞争力的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国际经贸规则竞争加剧,区域贸易协议协定及美国打压中国高科技产业供应链等对广东外经贸带来诸多不利."十四五"及未来一段时期,广东应当以增强国际经贸规则竞争力为重点,积极融入国际经贸组织,推进数字化提升和创新链升级,携手港澳抢占国际经贸新规则竞争的制高点,保障供应链安全,完善营商环境,从政策开放转向制度开...     

双循环的贸易分工逻辑与经济效益

本文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通过建立一个内生和外生比较优势并存的理论模型,以超边际分析方法探讨了双循环贸易结构的形成机制及其经济效益,并结合中国经验展开实证分析。理论研究表明,交易效率持续提高是引起一国贸易分工结构从“封闭式结构”向“以国际循环为主结构”演进,再过渡到“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结构”的核心驱动力量;技术进步和人口规模扩大在推动传统贸易结构向双循环贸易结构跃迁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贸易分工演进将显著提高人均真实收入、优化要素配置、拓宽市场容量。稳健的实证检验证实了上述命题。进一步分析发现,由交易效率提升诱发的分工演进在推动贸易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存在非线性效应。本文的结论和发现为科学认识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     

国际贸易新规则:重构的关键期

正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贸易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并且随之出现了更为复杂的贸易关系。为应对国际贸易的结构性变革,许多新议题摆上贸易议程,预示着国际贸易规则正在酝酿重大变革。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了全球经贸规则调整与重构的步伐。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正在通过自贸协定、诸边协议等路径,全力主导新一代全球经贸规则的制定权,以引领未来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走向。一、一场新的国际贸易     

关于国际经贸专业教学模式及人才培养方法的思考

中国经济发展不断融入世界体系对国际经贸人才的培养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作为经贸人才培养主力的高等院校，更加需要时刻关注经贸领域的新趋势，在课程体系、教学方法等方面不断改革创新，围绕社会经济发展对经贸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更新课程体系，不断改进人才培养模式，更好地满足社会对高层次创新经贸人才的需求。     

后危机时期中俄经贸新趋势分析与对策研究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俄两国经贸合作曾出现了倒退。随着国际金融危机进入了后危机时期,中俄两国经贸迅速升温,出现了新的趋势。通过对中俄两国经贸研究,发现中俄贸易将出现以下的发展趋势：较大规模的增长、贸易结构出现调整和中俄相互投资地位提升。针对中俄经贸新趋势,我国应巩固两国原有贸易基础,抓住机遇大力促进两国贸易合作与发展,积极应对两国间贸易的结构调整,加速推进中俄投资便利化。     

国际服务贸易规则演变新趋势与我国的对策

随着新智能、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应用,与跨境数据流动相关的服务贸易规则成为国际服务贸易领域的新议题,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呈现出高标准、自由化的新趋势。发达经济体期望通过对服务贸易规则的重构,来巩固其在全球服务贸易领域的主导地位。我国应采取措施,在提升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的同时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积极参与并引领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