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

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既然如此,一国人民如何看待"当家作主"的含义、一国体制如何落实"当家作主"就至关重要。本文从理论上区分了两类民主: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依据实证材料,本文提出三个论点:第一,中国人民期待一种不同形式的民主,即实质性民主,而不是形式上的民主。这是民主的需求方。第二,中国已在理论和实践发展出一种不同的类型的民主,即代表型民主,而不是代议型民主。这是民主的供给方。第三,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基本上符合中国人民对民主的期待,使得中国现在的体制在老百姓心中享有较高的正当性。     

论中国民主进程中的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

民主是人类的普遍追求,选举是民主的重要内容。协商民主的出发点是破解选举民主的困境,弥补选举民主的缺陷。这是一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少数民族和社会各界的代表,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组织形式,经常就国家的大政方针进行民主协商的制度。中国必须把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结合,才能在政治稳定、社会和谐中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大发展。     

惟予民言方和谐

什么是民主？我们简单的答覆是：人民有说话的机会，有听到一切言论和消息的机会，有用和平方式自由选举生活途径的机会，有用和平方式选举政府和政策的机会一而且这些机会，不待将来，此时此地，便可得着，便可利用——这就是脚踏实地的起码民主。假使这种起码的民主尚且办不到，却明唱玄虚的高调，暗用武断的方法，那决不是民主，而是民主的蟊贼。[编者按]     

民主化、治理和政府能力

在政体转型的过程中，民主体制究竟是增强还是削弱了政府能力？针对这个问题，作者深入分析了民主化、治理和政府能力之间的相互关系。经过分析，作者认为民主化并不是决定政治单位属性的有效途径。但是一旦非民主手段开启了民主化进程，那么民主规则就会在政府能力的塑造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论提高执政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

必须适应新的历史要求,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从＂政策治国＂转变为依法执政。提高执政党领导人民群众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把握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客观规律。积极探索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的结合点。其具体形式就是,在发展民主的进程中注意处理好党内民主与国家民主的关系,政治发展与维护稳定的关系,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关系。     

走出“民主”迷信

中国人想要民主,但中国老百姓想要的民主,可能更符合孔孟的民本思想,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尽管他们用“民主”这个词来形容他们的理想。人民是以不同的标准在评价政府。而这种评价并非简单的选举就可以满足。我们在作制度设计的时候。要发展什么样的民主？怎样的制度设计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     

民主制度的责任视角:一个基本模型

竞争性民主是现代民主制度的主要实现方式。政治竞争的一些内在特征,包括选民"选择"行为特点、信息不对称以及候选人事前承诺不可置信等问题常常导致无效竞争。保证民主选举中竞争有效运行的关键在于存在保证竞选人在当选后的任期中会努力实现自己承诺的责任机制,从而提高事前承诺的可置信程度。文章通过一个简单的正式模型展示了这一点,进而尝试从选举机制、评价机制与声誉机制等方面初步探讨构建审责机制的可能路径。     

离开威权主义后的演进路径

本文对威权政体进行了新的分类,以此研究政体类型对非民主政体的存续或消亡的影响,以及不同的威权主义政体对民主发展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的威权主义政体所面对的民主发展倾向是不同的。因此,威权主义的不同本质应当成为民主的关键前提之一。有限的多党政体是迈向民主体制的主要方式。事实上,这种政体类型已经成为威权主义迈向民主未来的最常见形式：一党体制或军事体制,都有可能先转化为有限的多党政体,再进一步迈向成熟的民主政体。     

民主及民主的质量

民主被认为是一种相对于家族统治、军人独裁、寡头治理的政治体系和制度安排,它通常与限任制度、选举制度、协商制度以及政策辩论相联系。随着教育的普及,公共领域的扩大,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民主体制和实践在各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应用。但是,由于各国历史基础、传统观念、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力量对比的不同,民主实践不仅在各国采用不完全相同的方式,而且,其绩效也有很大不同。在有些国家,民主运行良好,而且"正效应"显著,显示了"好民主"的特征;而在有些国家的特定时段,民主不仅运行不畅,而且还显示了"病态"特征和"负效应"。这就促成了有关"民主质量"的讨论。文章认为,一种理想的民主政治应该在法治进步、经济发展、政治自由、人才选拔、公民参与、社会福利、政府效能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并具有优良表现。因此,法治水平、经济发展、政治自由、绩优选拔、公民参与、社会福利、政府效能应该成为评价和测量民主质量的七个方面。     

共识民主理论有“共识”吗?——对利普哈特研究方法的学术批评

国内学术界在介绍国外重要理论时有时缺少批判性考察,共识民主理论即是一例。利普哈特提出的共识民主理论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比较政治领域的学术研究,而且还影响了一些国家的政体转型和宪法设计,该理论因此被视为最近数十年国际民主理论界最重要的进展之一。然而,这一理论却存在很多问题。文章试图以《民主的模式》为主要对象,在借鉴国际学术界前沿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研究方法,从概念界定、研究设计、经验证据与因果机制四个具体方面入手,对共识民主理论进行系统的检讨和反思。文章认为,特别是对于高度分裂的社会来说,用共识民主理论来指导政体转型和宪法设计将会带来误导性。     

发展城市社区民主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深远影响

城市社区民主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石。作为社会转型期一种富有鲜明特色的民主形式,城市社区民主的发展将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整体产生深远影响,因其有利于带动高层民主、有利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形成日益成熟的社会直接参与机制、有利于培育合格的民主主体、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     

网络政治视野中的民主建设

加强民主建设,不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方向。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的特性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领域。网络已成为公民参政议政的一个重要平台,成为政府了解民意的一个重要渠道。网络正在改变中国。     

失而复得的民主利器:抽选

“抽选”即以随机抽取的方式选拔代表或官员,原本是古代雅典民主的最重要特征之一,罗马共和国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共和国也曾在其政治生活中广泛运用抽选,以防止政治权力被少数豪强把持.一直到18世纪末,西方思想家几乎一致认为,抽选是民主制的特征,而选举是寡头制或贵族制的特征.然而,从19世纪开始,抽选与民主绵延两千多年的关系被割断了,取而代之的是选举变成了民主的标志.由于在以选举为特征的代议制民主下,政治权力实际上仍然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近年来,本已失传的抽选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在世界各地对新型民主的探索中,出现了一系列抽选的实践.     

党的领导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制度特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新中国,国体是前提和基础,只有首先明确国体即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政权性质才能确定。国体高于政体,政体是国体的制度延伸和实践路径。中国共产党从不歆羡西方形式民主之虚名,而是注重密切联系群众,人人起来负责,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全过程实质民主。制度决定一个国家的走向,社会主义制度扎根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具有强劲的生命力。较之于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越性在于“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进而全面动员全体人民以国家主人翁的身份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公民意识教育与民主政治建设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所有国家，政府不过是人民教养程度的另外一种表现而已。这揭示了公民意识教育和公民素质与政治建设的关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这表明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把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深化民主政治理念作为执政党的重要任务，这是党对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的重大贡献，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增强全社会每一个人的公民意识，当前已经成为进一步扩大人民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     

东亚民主的质量:测量与比较

本文是对东亚第三波民主化以来的七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主质量进行的一项测量研究。在测量维度的选择上,借用了莱文和莫琳娜对拉美国家民主质量测量的最新方法,并针对东亚民主化的特征和数据的可操作性做了一定程度的调整,最终使用选举质量、政治参与、责任性、回应性和文武关系作为测量的主要维度,并给出了我们对于东亚民主质量的测量结果。     

参与机制对党内民主建设的价值考量

党内民主作为一种民主形式,与广大党员积极参与是不可分割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是党内民主的根本制度,其本质就是一种党内参与机制;完善党内选举制度的方式就是让广大党员行使参与权利;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是党内民主的最终归宿,其实现途径就是党内参与机制;扩大党务公开透明是党内民主的表现形式,其目的就是通畅党内参与渠道;党内监督制度是党内民主的重要功能,其制约作用需要通过参与机制来发挥。     

选举、民主与社会服务

理论上认为,民主影响社会服务的机制在于,竞争性的选举对政治家会产生激励作用,使他们提供基础广泛的公共产品。但是,定量研究发现,在采取一定的措施后,民主在教育与健康方面增加了开支,却对其产出影响很小,或者没什么影响。要想取得更好的结果,资金以及平等与高效的分配,包括制度性的改革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案例研究又表明,民主政治提供给政治家进行改革的激励还很不够,有时甚至是消极的。民主对社会服务的影响远比这些理论概括更为复杂。     

党内民主在中国地方的试点

文章对近年来尤其是十六大以来地方党内民主改革试点进行了分类梳理和全面总结,阐述了地方党内民主改革试点的特征和趋势,指出党内民主试点的原因和动力来自于缓解合法性危机、选人用人的需要、增强官员责任制,揭示了发展党内民主既有利于满足社会的民主需求,又有利于维持和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是执政党主动发展民主的可行途径。通过党内民主逐步带动人民民主,实现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是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特征。     

论公民公共事务协商权的法律地位

公民的公共事务协商权,是被代议民主理论长期忽视而被协商民主理论发现的一项公民基本权利。在当代民主宪政条件下,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互补充,共同构成宪政民主架构的主干部分,因此,公民的公共事务协商权应当成为各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并将其纳入宪法权利范畴,构建更加广阔的公民宪法权利体系。正视公民公共事务协商权的研究,对于补正代议制理论的缺憾,解决代议制民主形式不能满足人民主权同宪政目标的矛盾,拓宽广大公民民主参与的现实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