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对话达成反腐等300项合作成果

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联合记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当日，中美两国就战略、经济、人文三方面达成约300项合作成果。     

中美能源对话与合作研究

本文从中美共同面对的能源与气候变化问题入手,简要分析了中美能源对话与合作的背景;在比较分析两国各自的能源政策,以及回顾总结两国能源战略对话与合作历程的基础上,从若干方面剖析了两国在能源战略合作中的利益攸关点,提出了我们在中美能源对话与合作中应当坚持的原则,以及我们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基本对策建议。     

聚焦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硕果累累

2008年12月4日至5日,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领域的战略性对话。 2008年,全球遭爱了金融风暴的袭击。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火车头,它们之间的共同合作对稳定全球经济,引领全球经济走出阴影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同时,此次对话时值美国政府轮替,奥巴马上台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否会延续？中美关系走势如何？     

“宏观经济政策合作”是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的新机制

在中美两国重开交往之门40周年和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之际,胡锦涛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发表中美联合声明,为中美关系今后发展指明了方向,注入了新动力,奠定了新基础。国际舆论认为,不仅中美实现双赢,而且世界获益。该声明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新时期达成的新成果,推进了两国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本文仅就声明在中美经贸关系中首次提出的宏观经济政策合作,阐明它的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后京都时代中美气候合作:机遇、挑战与未来

在多边气候合作遭遇困局的背景下,外界期待中美双方能在气候合作上有所作为。随着中美两国国内社会经济变化,以及"战略与经济对话"等机制的协调作用,尤其是2014年11月《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的发布,开启了两国气候合作新篇章。文章考虑气候危机和强化与美合作,尤其是中国当下社会经济新常态下环境问题的严峻形势和国内外减排压力,结合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合作现状,立足中美气候合作背景、可行性和挑战进行分析,借鉴美国对外环境合作实践、中美碳交易实践以及能源贸易问题,提出了"债务转为技术"模式、省市碳交易市场合作、强化能源贸易合作三个潜在合作方案,以期为后京都时代中美气候合作研究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     

新型大国关系与全球资源治理：以动态资源关系理论为视角

资源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内容。新型大国关系精神在资源领域的反映,就是发展中美间的非零和资源关系。如果中美坚持从非零和资源关系观念出发,处理相互间资源关系,资源替代性手段会加快出现,两国乃至世界的资源状况会改善,同时中美间新型大国关系会获得一根坚固、有力的支柱。反之,两国乃至全球的资源困境会加剧,同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会受到严重威胁。中美两国领导层应从非零和的资源关系观和新型大国关系精神出发,通过双边和多边的方式,积极推进资源合作、消弭资源冲突。     

中美“战略性接近”背后

<正>12月中旬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被誉为是两国之间在经济问题上洽谈的最高规格盛会。“推动解决中美双方包括汇率在内的广泛经贸争议”被认为是这次对话的主题,而包括美国财长保尔森、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内的美国财经高官相携访华,也使这次会谈备受关注。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在全球经济失衡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两个大国的直接磋商。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5年初提出的概念所指的,全球经济失衡是这样一种已经延续多年的现象: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迅速增长、相应积累了     

科技外交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

科技外交是中美两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夯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本文在界定科技外交基本内涵的基础上,通过比较研究方法详细分析了中美两国科技外交的最新发展,并提出中美科技交流的实践路径与相关政策建议。     

中美对话：经济层面“更具体”

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于5月3日至4日在北京举行。这一对话机制在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诞生,是中美之间现有的最高级别对话机制。 本次对话,双方在多项议题上取得了67项互利共赢成果。主要涉及加强宏观经济合作,促进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以及国际规则和全球经济治理议题。对话也从战略层面探讨中美双边经济问题,主要意义在于表达诉求、沟通理解和增信释疑。     

魏建国 思想先于行动

基辛格博士在2011年我们召开的全球智库会议上讲了这样一段话:"当初美国代替英国成为世界霸主的时候,这个过程是和平的,今后中国代替美国我想这个过程也是和平的。但是长期的。"中美两国当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大国,在政治和外交上,中美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外交最大的组成部分。讲这一段话关键是落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中美两大国在海洋上的较量。当前美国已经不愿意再推WTO的多边谈判,而采取     

中国高额持有美国国债的经济根源与现实动因

中国高额持有美国国债具有内在的经济根源和外在的现实动因。具体来说,中美两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结构特征是中国高额持有美国国债的经济基础与根源;美元流动规律与保持世界经济体系的稳定是中国高额持有美国国债的外在压力;世界投资渠道不畅与大国经济特征促使中国被动增持美国国债;力争和平崛起则是中国增持美债的现实动因与隐性政治战略。缓解美国国债风险的关键是中美双方调整各自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中方要努力探索将持有美国国债的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的途径。     

中美制造业战略比较研究及启示

2018年10月,美国发布了《先进制造领导力战略》,这是美国提出"制造业回归"之后的第二份制造业战略,也是中美贸易谈判关键时期发布的国家先进制造战略,对美国制造业部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对我国制造强国建设具有参考价值。本文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美两国制造业战略进行了比较,在战略制定上,两国制造业战略均由多部门共同制定,但制定机制存在差异;在战略定位与目标上,两国均将制造业视为国家强盛的基石,但由于制造业发展阶段不同,两国制造业近期目标有所差异;在重点任务设置上,美国更关注面向未来的先进技术研发与应用、广泛的人力资本培育和全方位的供应链体系建设等;在战略实施方面,两国均通过多政策、多部门协同确保战略实施。为建设世界制造强国,我国需在不断完善战略实施策略、夯实创新能力、提高政策有效性和完善软环境等方面有所加强。     

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衰落——一种权力转移视角的分析

针对目前学界或官方存在的中国梦的实现与美国梦的逝去的提法,采用数据与图表并用的分析方法,对中国的实力与美国的实力进行了对比分析。从中发现,中国的逐渐崛起与美国的渐趋衰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种情况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已经实现了权力的彻底转移。中国与美国在亚太甚至是世界的博弈,只是中美之间权力转移的开始。中美之间权力转移过程中所产生的结构性矛盾,是摆在中美两国领导人面前的重大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成功破解,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中美两国能源博弈的研究

长期以来,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不断密切,范围不断扩大,两国之间已经建立起了能源下游领域的合作机制。由于近些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石油进口量快速上升与国际油价的飙升,中美两国在能源上游和中游领域之间的矛盾开始日益突出。如何确保中国能源战略的安全,是中国政府面临的十分紧迫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文章从战略的角度提出了应对美国的能源战略的策略。     

中美能源关系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文章对中美能源关系现状与问题进行了分析,并进而提出了在美国"能源独立"背景下发展中美能源关系的对策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增进互信共同维护世界能源地缘政治稳定、加强两国在清洁能源和能源节约领域的合作、加强两国在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方面合作和搭建更多的能源交流与合作平台,等等。     

中美第三轮战略与经济对话聚焦新能源合作

新能源合作是中美利益的共同诉求,但美方单方面受益的心态,是双方合作可持续的薄弱环节备受瞩目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已于2011年5月10日落幕。对话在战略框架下取得了48项成果,在经济框架下取得了64项成果。此外,王岐山副总理和盖特纳财政部长还共同签署了《中美关于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经济合作的全面     

聚焦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2008年12月4日至5日,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领域的战略性对话。     

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达成两项里程碑式成果

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6月18日闭幕,双方签署了《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文件,并宣布正式启动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形成了本次对话里程碑式的两大成果。     

中美专家评SEE

放到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的特别历史环境中，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一对话形式具有怎样的特殊意义与作用？除了中美领导层之间，两国对各自公众与媒体在围绕对话所展开的宣传与回馈上，又对对话本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采访了曾负责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具体事宜的前美国财政部执行秘书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泰娅·史密斯（TaiyaSmith）和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系、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清华-卡内基国际政策中心副主任赵可金。     

中美贸易发展探究

中国与美国作为世界两大政治经济强国,近年来贸易往来密切,两国在贸易交往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主要就如何发展中美贸易关系进行论述,希望为中美贸易发展提供一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