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教育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利用代际收入秩关联系数与代际收入弹性指标,分别测度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的变化趋势,并利用代际收入秩关联系数探讨基础教育的财政教育支出与代际收入流动的关系。结果表明,1991年至2015年,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总体呈上升趋势。财政教育支出能够使代际秩关联系数降低,促进代际收入的流动,并且初中比小学的财政教育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提升作用更强。财政教育支出对不同户籍群体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村群体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相对较弱,相较于城市群体,财政教育支出对于农村群体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本文还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财政教育支出对于子代进入最高收入组群的作用,结果表明父代收入水平越高,子代进入最高收入组的可能性越大。而财政教育支出的引入,使得低收入群体的子代进入最高收入组的可能性提高了,其他收入群体的子代进入最高收入组的可能性则降低了,财政教育支出提高了代际收入流动性。     

延迟退休决策对居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分析——基于人力资本传递机制

在三周期代际交叠模型(OLG模型)基础上使用CFPS(2010～2018)数据探究不同人力资本水平对居民家庭成员延迟退休决策造成的影响以及不同延迟退休决策对居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性产生的影响,并对农业工作者与非农业工作者在延迟退休决策中的异质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父代受教育水平越低、自评健康状况越好的情况下选择延迟退休的意愿越高,而且农业工作者比非农业工作者选择延迟退休的概率要大;居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性呈现出下降趋势,正常退休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要大于延迟退休家庭,农业工作者家庭大于非农业工作者;非农业工作者通过自身受教育水平对子代收入产生正向影响,农业工作者主要通过自身收入以及子代教育水平对子代收入产生正向影响。     

代际收入传递的经济学分析

在收入分配格局的动态调整中,由于代际收入传递所导致的收入差距问题不容小觑,而以教育为代表的人力资本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代际传递的主要因素。文章基于家庭经济学和人力资本理论的视角,阐明了代际收入的传递机制,并以微观调查数据作为代际研究样本,选取经典的代际收入模型来测算代际收入弹性,同时使用明瑟收入方程来测算人力资本回报率。结果表明父辈收入差距不仅导致子辈间的人力资本特征差异,同时也形成了子辈间人力资本的回报差异,高、低收入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大于中等收入家庭,代际收入的"马太效应"存在。     

农村教育与代际收入流动性传导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深入探索中国农村教育与代际收入流动的内在传导机制。通过双对数代际收入弹性模型得到代际收入弹性为0.689,说明存在代际收入传递固化现象。加入子代教育、教育与父亲职业的交互项及教育与父亲收入的交互项,发现三者对代际收入弹性的贡献率依次递增,由此提出父亲收入与父亲职业通过子代教育产生代际收入传导的两个不平等。引入个体影响因素后,发现其对代际收入弹性系数贡献率很小,排除个体异质性。采用HLM模型将以上两个不平等纳入同一个框架中,发现父亲收入产生子代教育不平等,父亲职业显著影响子代教育回报率,机会不平等阻碍了代际流动。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促进教育机会与就业机会的平等,增加代际收入流动,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合理。     

使用移动互联网助益了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吗？

困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足,低收入家庭的信息劣势和社会关系劣势阻碍了其收入增长。移动互联网具有强大的信息收集传播功能和社交功能,加上其共享性、普惠性和使用低成本性,为降低低收入家庭的信息劣势和社会关系劣势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因此,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有助于其收入增长。然而,在现实中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能否显著提高其家庭收入,目前还缺乏经验证据。本文认为,低收入家庭通过移动互联网可以低成本地获得就业创业信息、学习技能知识、拓展社会关系,同时互联网的发展本身也催生了更多的就业创业形式和机会,因此,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创业、改善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提高低收入家庭收入水平;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主要来源于家庭成员更多更高质量地参与有报酬的经济活动,因而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收入增长效应主要表现为其促进就业创业带来的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增长;同时,创业的门槛约束使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家庭成员就业的改善,相应的,促进就业成为使用移动互联网助益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的主要路径。采用2016年和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显示：使用移动互联网显著促进了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其中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的增长效应显著,但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效应不显著;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创业和改善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其中就业的中介效应最强,创业次之,社会关系网络最弱,且使用移动互联网对低收入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改善作用不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探讨了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收入增长效应及其就业、创业、社会关系路径,拓展和深化了互联网发展的经济效应研究和低收入家庭的增收路径研究,并为使用移动互联网能够促进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创业、改善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显著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要进一步发挥使用移动互联网的低收入家庭增收效应,应加强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互联网普及率,并不断优化移动互联网的信息收集传播功能、学习功能和社交功能以提高低收入家庭的互联网使用广度和深度。     

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准确测度收入不平等的代际传递程度对促进社会公平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CHNS1989-2011年的九轮调查数据,基于回归方程和Shapely值分解法,从动态和公平视角定量研究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从城乡和出生队列两个维度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父代收入可以解释近1/4的子代收入不平等;分出生队列看,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不平等的解释程度在60后、70后与80后中呈先升后降的趋势;分城乡看,城镇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不平等的解释程度高于农村.改变这种现状需加大贫困弱势家庭教育扶持力度,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城乡流动,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通过税收与转移支付的方式调节当前的收入不平等.     

代际收入流动与教育: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代际收入流动衡量的是个人收入在多大程度上由其父辈的收入决定,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机会平等程度。教育是父辈对子辈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式,在代际收入流动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根据Becker模型计算了教育对代际收入弹性的贡献率,结果表明,我国的教育收益率和边际教育消费支出均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因此我国教育对收入代际转移的贡献率也更高,其政策涵义是提高政府投资在个体人力资本投资中的比重,促进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     

财税政策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机理

财税政策在不同的分配环节,通过相应的作用方式,不断促进收入分配机会、收入分配过程和收入分配结果公平。从地方角度来说,财税政策更主要地在分配机会公平和分配结果公平方面发挥较大作用,亦即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每个人提供基本相同的教育、医疗保障和就业机会,同时调节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不断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计划生育政策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FPS（2010）数据,实证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并利用Oaxaca-Blinder分解法和RIF回归分解法测度了计划生育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度。结果表明：（1）计划生育政策有利于子代收入的提高,且对城镇的收入边际效应大于农村;（2）政策允许家庭生育数量越多,越不利于农村家庭子代收入的提高,家庭一旦超生则会显著降低子代收入,而且相对于农村家庭子代而言,城镇家庭超生对子代收入的负向影响更大;（3）计划生育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力呈现出U型特征,对低、高收入群体的影响较大,而对中等收入人群的城乡收入差距贡献相对较小,其中政策允许生育胎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计划生育政策应统筹全局、因地制宜、奖惩兼施,以提高农村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子女的教育质量,促使城乡居民生育率和人力资本水平趋同。     

我国公共住房消费融资模式及绩效分析

通过构建不同收入家庭住房支付能力与住房公积金关系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我国公共住房融资模式绩效。实证结果表明,在总平均、低、中、高收入家庭,公积金缴存额对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的影响弹性均为正值,公积金与住房支付能力同向变化。高收入家庭的公积金缴存额对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的影响弹性是最高的,而低收入家庭的公积金缴存额对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的影响弹性最低。这说明在我国公积金对高收入家庭福利的贡献大于中、低收入家庭,中、低收入家庭的福利得不到保障,而高收入家庭获得的好处更多。所以今后应扩大公积金制度的覆盖范围,对公积金制度实行收入层次分段制,不断完善公积金制度与公共住房协调配合的机制、设立健全公共住房基金。     

妇女家庭地位与代际人力资本投资

代际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但实证显示，相较于男性而言女性更愿意将家庭资源配置在子女教育上。通过构建人力资本代际传递模型，从劳动生产率折旧率的角度解释女性对子代人力资本投资的偏好，并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工具变量两阶段实证发现劳动生产率折旧率更高的女性当其家庭决策地位提升时，该家庭的代际人力资本投资比重将显著增加，且存在城乡差异。但是，不论城乡，男孩因未来劳动生产率更高而获得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这表明针对妇女开展扶贫项目，提高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将更加有助于增加子代人力资本投资。     

农户收入、农户间收入差距与"新农保"制度信任

从"农户"的收入与"农户间"收入差距入手,分析其对新农保制度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收入和农户间收入差距与新农保制度信任水平之间呈现出多层嵌套特征.经济发达和欠发达乡镇高收入农户都表现出较低的制度信任水平;经济欠发达乡镇低收入农户表现出较高制度信任水平;使用相关收入测度农户收入与农户间收入差距更能够体现收入对制度信任的影响且符合实际情况;不同收入层级农户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观预期与养老保险制度信任水平关系呈现差异性,高收入农户会主观调低对当前养老保险制度的信任水平,而低收入农户则表现出高信任度.农户主观感知的收入差距与实际的收入差距存在一定差异,"平均主义倾向"会扩大这种差异,导致过高的信任评价水平.调查结果显示,贫困乡镇农户的"平均主义倾向"更严重,对养老保险制度信任水平高,期望通过参与养老保险能改善收入差距,但估计结果显示农户间收入差距对制度信任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     

居民住房财产对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

家庭的收入水平是家庭财富配置和增长的基础,住房财产成为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居民住房财产与家庭收入的互动关系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居民住房财产对居民家庭收入的影响进行研究,并分析住房财产占有对高、低收入组家庭的不同影响。研究表明：住房财产的占有具有重要的收入分配效应,能够带来家庭收入的增长;住房财产的离散程度远远地大于家庭收入离散程度,居民住房财产占有的差距较大;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更多受制于家庭个体特征因素,高收入组家庭的收入更容易受住房财产影响,并进一步解释了住房财产占有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     

试论养老社会保险制度与经济发展

不同经济条件下，不同模式的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在资源约束型经济中，积累制的养老社会保险有利于增加储蓄，从而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在需求约束型经济中，社会总需求不足，现收现付制的养老社会保险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更有利促进经济发展。我国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对比关系已经发生由总供给不足到总需求不足的变化，必须以注重公平、着力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稳定低收入阶层的收入预期为基本取向，重构养老社会保险制度。     

外资对居民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研究：以规模效应和质量效应为视角

在高质量对外开放的契机下,我国居民收入获取公平性的重要程度也逐渐凸显。本文基于CHNS微观数据库,系统研究了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代表的对外开放产生的规模效应和质量效应与收入的代际流动性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外资流入产生的规模效应和质量效应能够显著提升居民家庭收入的代际流动性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实现收入的包容性增长。其次,外资流入的规模能增加居民从事非农就业和工人类型就业的可能性,外资引入的质量能增加居民工人类型就业和正规部门就业的可能性。第三,就作用机制而言,积极扩大外资规模能够借助就业性质转变(非农就业)以提升居民家庭收入代际流动性水平,而积极提升外资质量能够借助就业部门(非正规就业)和就业类型(工人就业)以增加居民家庭收入代际流动性水平。第四,异质性分析显示外资规模和质量在东部和城市地区相比西部和农村地区更能提升收入的代际流动性水平,可能更能促进收入的公平性。因此,政府应当继续推进全面构建高质量对外开放能力和水平,优化就业资源的区域配置,增强就业形式和方式的多样性。     

基于灰色关联方法的收入、年龄结构差异与居民消费的相关性分析

立足于居民收入差异与人口年龄结构两个视角,运用灰色关联方法分析不同层次收入群体及年龄结构差异与我国居民消费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表明:从年龄结构来看,老年期消费整体偏低,中年期消费倾向于居住支出方面,青少年期消费与教育支出存在较大关联;从区域来看,高收入地区老年期人口消费不足,中、低收入地区的经济环境制约中年期人口的消费水平;从居民收入差异来看,整体上低收入阶层的居民消费支出倾向于基础生活保障方面,中、高收入阶层的居民消费支出更多体现在家庭设备、医疗保健及教育娱乐等具有高附加值的消费产品上。总体上,缩减居民收入差距及提高老年期人口消费比重是改善我国居民消费的关键。     

知识的力量：金融知识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基于中等收入群体扩容的视角

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测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考察不同收入阶层间的流动性，并讨论金融知识对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截至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24.91%，“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结构明显，低收入群体向上流动的速度正在逐年加快；金融知识水平提升能够促进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有助于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扩容；金融知识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促进家庭参与金融理财增加其财产性收入、促进家庭创业增加其经营性收入两种渠道来实现；金融知识对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效应仅在非风险厌恶以及低初始财富的低收入家庭中显著。     

财政支出规模、结构与社会公平关系的研究

财政支出对社会公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助支出直接提高了其收入水平。对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支出为每一个公民创造了起点公平的条件，财政补贴支出给低收入群体带来比较大的收入效应。基于此，从不同角度分析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本就是在此基础上研究这个问题，得到了初步结论，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农村二元金融结构与农户信贷渠道选择行为

采用Probit模型对中国12个省（市）农户家庭信贷的微观数据进行分析,实证研究了高收入、中等收入与低收入农户在正规金融渠道与非正规金融渠道相互独立和相互影响的情况下其信贷渠道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解析了中国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特征下的农户分层信贷渠道选择行为。研究发现,家庭特征、经济特征以及金融生态环境对高收入、中等收入与...     

随迁子女教育准入政策与农民工就业选址行为

采用2013年和2019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从省级尺度和城市尺度研究随迁子女教育准入政策对农民工就业选址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低收入的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到教育准入政策宽松的省工作,且有子女随迁的农民工流向行政级别高、人口规模大的城市概率会显著下降;拥有合法稳定工作、购买社会保险和签订正式合同的高收入农民工,更容易达到就业地随迁子女教育的准入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