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与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274个城市为研究样本,采用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算城市绿色经济效率（GTFP）,并通过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和门槛模型,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GTFP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显著提升“本地”城市GTFP,且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生产性服务业不同集聚模式下,仅专业化集聚的“本地—邻地”效应显著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高端行业集聚更利于提升城市GTFP;进一步分析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GTFP的影响存在基于自身规模和环境规制强度的双重门槛效应以及基于技术进步的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论可以推动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和政策参考。     

数字金融与城市生态效率——基于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提升城市生态效率是实现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关键。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长江经济带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显著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提升,且这一提升效应存在结构异质性、城市区位和资源禀赋异质性;绿色创新效应、产业升级效应和资本配置效应是其重要的作用路径;数字金融赋能城市生态效率提升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符合梅特卡夫法则;本地数字金融发展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促进邻地生态效率提升。研究结论为深化数字金融改革、助推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系统GMM和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十四五”期间中国将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SBM距离函数和GML指数测算了中国各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使用系统GMM和门槛模型检验了中国各省份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种负向影响在地区分布上呈现“东弱西强”的特征。进一步回归发现：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基于环境规制和技术吸收能力的单一门槛效应。使用面板分位数模型进行拓展分析发现,FDI对不同分位点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为评估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     

资源型区域绿色经济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新疆为例

绿色发展是资源型区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研究空间特征下绿色经济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对解释资源型区域绿色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选取2000年—2017年新疆14个地州市面板数据测算绿色经济效率,进而分析新疆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新疆经济发展水平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U”形关系;产业结构、经济对外开放度对本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邻近地区有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城镇化水平、劳动生产率对本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邻近地区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自主创新能力对本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对邻近地区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教育水平对本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有负向影响,对邻近地区有正向溢出效应,但均不显著。今后可从健全经济政策体系、优化产业结构,以及提高经济对外开放度、自主创新能力、教育水平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提高区域绿色经济效率。     

城市创新行为改善生态效率了吗？——基于空间关联与溢出视角的考察

文章在理论层面探讨了创新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并基于城市空间关联与溢出视角，采用我国2007-2016年260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创新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效应及多维度的城市异质性。进一步地，文章还通过对不同距离阈值上的创新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估计，测算了创新空间溢出的距离边界，检验了创新空间溢出驱动城市绿色发展的最佳地理距离区间，从而为增强区域创新合作以提升区域整体绿色发展水平提供了可供参考的量化依据。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创新具有的增长效应、资源与环境效应、结构优化效应是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改善的重要途径，且产出端创新对生态效率的驱动效应强于投入端创新；但创新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城市异质性，依赖于城市区位、所在城市群、环境政策、资源禀赋、创新能力和市场化水平；城市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空间溢出随距离变化呈衰退趋势，350公里以内为创新活动的密集溢出区；生态效率也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越发达且联系越紧密、要素流动越自由、创新对生态效率驱动效应越强的地区，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也越强。因此政府应完善创新激励政策、为创新外溢创造良好条件、注重引导创新的方向，并根据区域及城市发展实际，采取差异化的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策略。     

异质性贸易成本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机理与事实

文章基于Antoniades（2015）模型,将企业创新行为纳入企业产品质量模型,分析贸易成本变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微观机理,发现贸易成本上升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同时存在生产率门槛效应和创新抑制效应,生产率门槛效应会放大在位企业的生产率优势,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创新抑制效应会削弱企业的创新水平,降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采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检验相关结论发现：总体上,贸易成本上升显著的降低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其中,贸易成本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降低作用更大,而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的降低幅度较小。中介效应的检验发现：贸易成本的生产率门槛效应和创新抑制效应同时存在,并且创新抑制效应更大,因此总体上,贸易成本会降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横向税收竞争、官员更替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长三角41个城市的面板证据

文章基于2008—2020年长三角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41个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从税收总量和税制结构双重视角，构建面板Tobit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横向税收竞争、官员更替对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多重影响。研究表明：从税收总量来看，横向税收竞争促进了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税制结构来看，增值税竞争和企业所得税竞争均显著促进了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调节效应检验显示，官员更替能够显著增强横向税收竞争对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而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政府公共支出规模扩大弱化了横向税收竞争对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影响金融稳定的空间效应与门槛效应研究

现有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经济后果研究主要集中于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选取金融稳定这一视角,检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同时考虑空间效应与门槛效应.以2009-2018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基础,研究发现:金融稳定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集聚效应,即金融稳定性较好的省份周围的省份金融稳定性也较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较多的省份也会对周围地区产生溢出效应,考虑到空间效应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与金融稳定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依然成立,且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为倒U型,即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于金融稳定存在"先扬后抑"的作用,单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结论.进一步分析表明提升政府支出效率以及减少政府干预度可以有效缓解政府隐性债务对金融稳定的负向影响.     

环境规制、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

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各模型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环境规制对工业部门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创新补偿效应”,环境规制能够通过促进科技创新使工业部门企业获得更大发展。数字经济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能够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另外,调节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还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降低环境规制对传统工业产业的负向影响,不断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工业部门的经济占比。面板门槛模型的检验结果显示,在不同的门槛水平下,环境规制和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均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特征。     

数字经济、服务业效率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作为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对赋能我国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基于2011—2020年的数据,测度了我国31个省份数字经济和高质量的发展水平,以服务业效率为切入点,分析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实证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对邻近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并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特征。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服务业效率是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制。门槛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存在单一门槛效应,越过门槛值后,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因此,提出扩大服务业中数字经济渗透率,助力服务业领域数字技术创新,加快西部地区进行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等建议。     

地方政府竞争是否促进了城市创新?

城市创新作为准公共产品,会受到政府间策略互动的影响。本文基于2010年—2019年我国246个地级市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不同地方政府竞争模式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总体看,以单一GDP为发展标的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式不利于本地城市创新,并对周边城市创新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以科技创新为发展标的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式有利于本地城市创新,并对周边城市创新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对城市创新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创新竞争对城市创新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分时期看,地方政府创新竞争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在2014年—2019年间更加明显;分城市等级看,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的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创新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地方政府竞争模式会通过影响产业结构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对城市创新产生不同影响。今后可通过完善财政分权体制、重视地方政府竞争示范效应、强调以科技创新为发展标的、鼓励城市之间创新合作等措施,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整体提升。     

FDI与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关系——基于广东、广西城市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

基于广东、广西两省（区）35个地级市2003—2017年统计数据，对城市异质性下FDI的环境污染效应及作用机制进行分析。通过基准回归初步判断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对外商的投资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影响。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对不同城市发展异质性下FDI的环境污染效应及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高发展城市技术门槛显著，在技术门槛效应下，FDI的增加有利于改善环境污染状况；中发展城市在规模效应下，FDI与环境污染存在“U”型关系；低发展城市结构效应显著，FDI与环境污染存在倒“N”型关系。通过深入分析异质性差异下城市FDI的环境污染效应，协调区域发展规划，对实现地区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国家高新区能否提升城市创新水平?

文章基于2003年至2016年我国215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国家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国家高新区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并且高新区设立带动的城市投资集聚是推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空间双重差分结果表明，国家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并非源于其对周边城市创新资源的掠夺，相反高新区设立对周边城市和省内城市均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提升了本省城市和周边外省城市创新水平。此外，国家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特征，在省会城市、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而能够显著提升一般地级市创新水平；随着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高新区建设对城市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直至不再显著的非对称"倒V型"变化特征。但是研究也发现，国家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影响的区位异质性并不显著，高新区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能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吗？——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为深入分析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别构建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3—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及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各区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巨大;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相比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以工业化水平为门槛变量的双门槛效应。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数字经济为政府治理、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等领域带来了深刻变革，数字经济发展是否抑制了环境污染是亟需解答的问题。文章基于中国285个城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多维度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降低了城市各类环境污染物的排放，运用工具变量估计、引入外生政策冲击、替换解释变量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污染物的降低作用有所差异，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降低效应最明显，工业废水和工业烟尘排放量次之，对PM_2.5浓度的降低效应最小。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绿色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是数字经济降低城市环境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机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周边城市各类环境污染物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空间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污染减排效应相比中、西部地区更大，且数字经济发展仅在东、中部地区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文章的内容丰富了有关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是对有关数字经济研究的有效补充，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助力环境污染治理提供了可靠的实证依据，同时为发展数字经济、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污染减排提供了政策参考。     

地方政府视角下产业政策的减碳效应分析

基于地方政府视角，分析地方低碳产业政策减碳效应的作用机理，考虑经济水平对低碳产业政策减碳效应的影响，建立固定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探究不同经济水平下地方低碳产业政策的减碳效应，并利用系统GMM方法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实证结论表明：经济水平对低碳产业政策减碳效应有着显著的门槛效应，当地方经济水平过低时，低碳产业政策系数显著为正，低碳产业政策不存在减碳效应。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低碳产业政策制定实施的建议。     

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

制造业作为一个碳排放量较高的行业,其绿色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实现“双碳”战略目标的重中之重,如何促进制造业的绿色发展是当今重要的研究话题。基于中国30个（因数据缺失,未包括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省份2006—2021年的统计资料,在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情况下,实证分析数字技术创新赋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非线性关系,具有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单一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小于门槛值时,数字技术创新对促进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较强的正向推动作用,而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门槛值时,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推动作用大幅度降低;当地区数字技术创新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门槛效应才开始显著,数字技术创新水平过低时,环境规制强度对数字技术创新促进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较小。     

我国商贸流通业外资进入的就业门槛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8年商贸流通业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以商贸流通业外资进入水平为门限变量的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外资进入影响我国商贸流通业的就业进行了门槛效应分析.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表明,外资进入对我国商贸流通业的就业具有倒"U形"的非线性影响:当商贸流通业外资进入水平较低时,外资进入会带来就业拉动效应;当商贸流通业外资进入水平较高时,外资进入会带来就业挤出效应;当商贸流通业外资进入水平居中时,外资进入对就业不存在显著的影响.根据本文结论,各地政府要因地制宜引入外资发展商贸流通业,积极推动本土中小商贸流通企业发展,不断增强我国商贸流通业的市场竞争力.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推高了珠三角地区房价吗?——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双重差分模型,采用2012—2018年中国37个地级市城市(9个珠三角城市加28个其他省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对珠三角地区房价的影响及其异质性效果,然后运用莫兰指数探究珠三角地区内房价变动是否存在空间效应。结果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对珠三角地区房价存在显著正效应,且对不同人口规模和房价水平城市的房价影响效应存在不平衡性;珠三角地区房地产市场尚不存在明显的空间效应,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的出台在短期内可能会进一步拉开区域内各城市房价水平差距。基于此,珠三角地区在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历史发展机遇的同时,不能忽视房价波动风险,应坚决执行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确保区域协调与高质量发展。     

公共服务与技能溢价——基于劳动力结构的视角

公共服务通过促进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促进技术行业发展以及影响劳动力结构等途径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进而显著影响技能溢价。本文使用2004—2018年30个省市的数据,通过构建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公共服务与技能溢价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劳动力结构在公共服务与技能溢价之间存在中介效应,公共服务对技能溢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以劳动力结构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回归,发现公共服务对于技能溢价的影响存在拐点,且在拐点两侧存在显著异质性影响。东部地区公共服务在门槛值两侧对技能溢价都具有抑制作用,而且随着劳动力结构的上升这种抑制效应不断增强;中、西部地区公共服务在门槛值两侧分别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现象,低于门槛值时公共服务对技能溢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高于门槛值时公共服务对技能溢价则具有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当前中、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较低仍未达到门槛值,因而中、西部地区需要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通过培养和吸引高技能人才,提高技能劳动力在全体劳动力中占比,最终达到缩小技能工资差异,提高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政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