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的虚拟集聚与制造业技术创新——来自我国城市群的经验证据

制造业是一国经济之根本,加快推进我国从制造业大国转变为制造业强国,是我国经济谋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而这一转变对技术创新的需求更为旺盛。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虚拟集聚正成为新的产业组织形态,将为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带来新动能和新引领。文章利用2014—2018年OECD世界投入产出数据、我国投入产出数据与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检验城市群虚拟集聚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1）虚拟集聚水平提升可促进城市群制造业技术创新快速发展。相比于单一的传统集聚,虚拟集聚与传统集聚叠加效应对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2）从地理区位上看,相比东部城市群,中西部城市群虚拟集聚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更加凸显;从产权性质上看,国有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行为对虚拟集聚效应更为敏感;从产业类型上看,虚拟集聚对一般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大于先进制造业。（3）当城市群整体虚拟集聚水平提升时,中心城市制造业技术创新受益更加明显;相较于城市群中心城市,非中心城市虚拟集聚水平提升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因此,在推进城市群一体化建设进程中应加快制造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着力提升城...     

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来自长三角地区的经验研究CSSCI

本文以持续推进旅游一体化的长三角地区30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影响因素。基于这些城市2005-2014年的空间面板数据,本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对比空间相邻矩阵、地理距离加权以及经济距离加权的空间权重矩阵的实证结果,发现城市间的经济增长的确存在空间上的正外溢,而且这一效应会随着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的缩小而明显增加。但是,旅游产业集聚密度和集聚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存在着显著差异。前者不仅能促进本地经济增长,而且存在正的空间外溢效应;后者不仅抑制了本地经济增长,而且存在负的空间外溢效应。进一步实证研究发现,相邻城市之间地理距离的缩小促进了集聚密度正效应的外溢和集聚规模负效应的外溢,经济距离的缩小即旅游规模的相似,在促进集聚密度正效应外溢的同时抑制了集聚规模负效应的外溢。     

经济集聚、城市区位与城市土地产出率——来自江苏省的数据

城市经济发展伴随着生产密度和要素使用效率由低到高的转变。文章利用江苏省13个地级市1996-2010年的数据,基于集聚效应函数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实证考察了城市发展过程中要素集聚、政府行为及区位条件对城市土地产出率的影响程度。     

金融集聚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经验研究

本文通过对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2004--2012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研究了金融集聚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发现金融集聚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向均衡关系;同时,以存、贷款为代表的银行业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保险、证券业。     

集聚与中国城市经济韧性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各个城市在经济下行压力下的表现并不相同,本文从人口集聚的视角研究城市经济韧性。首先利用空间均衡模型分析集聚如何影响生产率进而作用于城市经济韧性,在此基础上建立长差分模型识别集聚和城市韧性的关系。研究发现:集聚不但有助于提高城市抗冲击的能力,也能够提升城市经济恢复的能力以及冲击后状态转变的能力;与经济下行时期相比,经济调整时期集聚与城市韧性的关系更为密切;市场需求效应、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入及知识溢出是集聚影响城市韧性的主要途径;集聚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集聚对全国总体经济韧性有明显影响。本文研究表明,促进人口集聚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增强城市韧性的有效举措。     

数字经济能够促进产业链创新吗？——基于OECD投入产出表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驱动产业链转型升级是未来的必然趋势,这将对产业链创新产生深刻的影响。构建一个包含数字经济与产业链创新的决策模型,从理论上分析数字经济与产业链创新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基于OECD投入产出表测度产业链创新指数,从创新投入和创新利润两个维度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产业链创新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产业链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产业链创新的促进效应在金融危机之后、技术密集型产业链以及对外技术依存度较低的产业链中尤为显著;门槛检验显示,数字经济对产业链创新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跨越门槛值,数字经济促进产业链创新的边际效应得到显著增强。     

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新经济地理学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中的一个新的亮点，有大量文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针对经济积聚的原因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展开了分析，然而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并不多。本文基于中国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集聚对于城市人均实际GDP的影响，结果发现，如果不考虑经济集聚的内生性问题，会得到向下偏误的结果。本文运用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具有内生性，它对于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数字贸易发展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数字贸易发展为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带来重要机遇和动力。文章测度了2013～2017年中国257个地级市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以出口技术复杂度衡量全球价值链地位,研究了数字贸易对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城市数字贸易发展显著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门槛效应检验显示,该影响呈现边际递减的非线性特征。经过跨境电商试点政策多期DID检验及Bartik工具变量等检验,研究结果依然稳健。机制研究表明,城市数字贸易发展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两条路径分别是技术创新和成本节约;相对于成本节约效应,技术创新效应需要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异质性检验表明,城市地理区位、所属城市群、城市层级的差异都会影响研究结果;对中国西部地区、稳定型城市群及四五线城市而言,数字贸易发展对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明显,说明数字贸易发展具有重要的普惠效应。     

地理距离、集聚外部性与劳动生产率——基于城市数据的空间面板计量分析

 本文采用2003-2009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理距离、集聚外部性与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产业结构、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等影响因素后,一个城市的劳均资本存量、经济密度和相对专业化水平对劳动生产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邻近城市的经济绩效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城市间的溢出效应在170公里范围内表现得最为显著,此后明显减弱,至280公里以外几乎消失。     

基于外部性的产业集聚与集聚经济研究——国外城市经济理论研究综述

城市经济理论在空间外部性假设下,研究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及产业集聚的经济效应,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共同构成产业集聚与集聚经济研究的主流理论.本文从研究范式与特点、空间外部性的提出与发展、空间外部性来源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集聚经济的实证检验等几个方面出发,对基于外部性假设的产业集聚与集聚经济研究的历史脉络、最新进展及主要结论等做了系统回顾和总结.     

数据资源利用与数字经济——来自先行区的经验和思考

数据作为一种新生产资料,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增添新动能。以深圳龙华区先行先试为例,在宽视阈的数字经济认知与实践突围中,龙华推动数字革命依然面临技术与伦理、市场与企业、城市与产业等方面的两难问题。本文梳理国外数字经验后,从战略、法律、政策、伦理等制度层面对完善数字经济进行思考,以期为中国城市科学利用数据资源发展经济社会提供经验参考。     

所有制影响企业从集聚中获得的收益吗?——来自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层面数据的证据

本文基于 2005—2007 年中国近 14 多万个制造业企业样本组成的面板数据,采用分层线性模型的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集聚经济和所有制类型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企业个体特征后,城市化经济和地方化经济等外部性集聚收益依然显著存在。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所有制类型对企业从集聚中获得的收益也存在显著影响,国有企业获得的地方化经济效应明显大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而外资企业获得的城市化经济效应则显著高于内资企业。     

中国经济的空间集聚和外溢及一体化发展

肇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促进了从空间均衡发展向空间非均衡发展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可用空间经济的动态变迁加以解释。由于经济集聚的现象变得逐渐显著,以城市化为主导的集聚及外溢提升了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多样性,而地理位置邻近的产业多样性又引致的产业间的"溢出效应",这些又引致了不同区域城乡人均消费水平先分化再趋同。这表明,不平衡的经济增长可以渐次达到和谐性发展。因此,要获得经济集中化和社会平等化这两个方面的效益,要解决经济在城市和东部地区集聚导致的发展地理不平等问题,就需要取代传统的针对地理空间的干预措施,制定无空间区别的发展机制,充分发挥聚集、要素流动和专业化等市场力量的作用,并辅之以缩短距离的基础设施和具有地理针对性的激励措施等工具,从而把三农问题的解决和落后地区的增长纳入到统筹发展的框架之中,通过城市化,促进落后地区和先进地区的一体化发展,保证发展的和谐和普惠。     

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来自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将居民消费问题纳入数字经济的分析框架,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居民消费。理论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扩大流动性约束等手段影响居民消费。利用数字经济发展数据和手工查找的城乡居民消费数据,对2011—2019年我国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居民消费带动效应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将增加本地人均消费支出,且该结果具有稳健性;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在地理位置、城市规模、城市层级等层面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支付便利性、流动性约束以及家庭不确定性是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作用机制;基于城乡不平等视角的扩展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而且有利于带动城乡居民消费升级。     

集聚、多样性和地区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旨在实证检验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本文通过构造国民经济产业分类标准C门类制造业中类产业间共同集聚指数、产业内集聚指数等作为解释变量,同时控制专业化指数和企业规模来计量和解释不同产业集聚结构对劳动生产率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产业内集聚和产业间集聚都对劳动生产率存在显著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在东、中、西部地区的表现是不同的。     

城市中心性能促进城市出口结构升级吗?:来自中国城市和城市群的证据

城市和城市群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而集聚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能力对于城市与城市群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构造了城市中心性指标用以刻画城市集聚资源和要素的能力,并以中国的城市和城市群为对象,考察了城市中心性对城市出口结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城市中心性对城市出口结构具有正向影响,中心性指标值高的城市倾向于出口更高...     

中国城市人口密度过高了吗:经济增长的视角

优化人口分布空间格局、提高城镇化质量对未来保持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对于如何优化人口分布格局和提高城镇化质量，现有的文献存在持续争议。文章从经济发展的过程来讨论城市最优人口密度问题，认为各城市之间存在一种赶超现象，少数城市是吸收和转化国外技术的主要场所，是本国的增长前沿，其他城市通过接受前沿城市的溢出来实现增长，城市人口的最优密度与城市在宏观经济增长中的角色有关，人口密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同而不同。借鉴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文章在一个赶超的框架下分析了人口密度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重点考察在靠近增长前沿和远离增长前沿的城市中人口密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运用1999—2014年中国地级以上的城市数据，实证结果表明，对于靠近增长前沿的城市来说，人口密度的经济增长正效应更大；对于远离增长前沿的城市来说，人口密度的经济增长正效应更小或效应为负；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人口密度对经济增长的这种非线性效应随着与增长前沿城市的空间距离和行政边界数量增加而衰减。文章结果意味着，限制增长前沿城市的人口密度将会对它们的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下一步城镇化的政策重点应该是对这些城市做好发展规划，在增加城市人口密度的同时，通过科学规划公共服务设施和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布，从而控制这些城市的拥挤，而不是简单地限制人口进入和将人口分布在广阔的空间上。     

中国经济成长的“上海现象”——上海城市集聚经济优势的衰变与重建（下）

八十年代的“上海现象”提示，前三十年上海工业三大特定效益优势已经消失，经济效益与财政负担非对称性矛盾成为上海经济成长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滞后是加剧这一矛盾的主要症结。因此，重建上海在全国的城市总体经济效益优势，应当是“八五”和九十年代上海产业发展的主轴线。     

聚集经济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新经济地理学关于聚集经济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都强调地理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针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却没有得到一致的结果,而且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也不多。本文基于中国城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OLS回归表明聚集经济对于城市人均GDP的增长速度有不显著的负的影响,但是使用工具变量方法却表明聚集经济是内生的。我们使用了单工具变量和多工具变量得到的稳健结果表明:历史上的铁路基础设施状况能够通过影响聚集经济而对城市人均实际GDP的增长速度产生显著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