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测度评价与实现路径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能够帮助实体经济延伸产业链条、重构组织模式,实现实体经济领域要素资源的有效整合,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本文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机理进行阐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选取2013—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测算并分析了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程度。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已进入稳步增长阶段,数字化和网络化是决定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不同区域数字经济指数存在较大差距;各省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度持续深化,但大部分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滞后于实体经济。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现实路径。     

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

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助力实现共同富裕。文章理论分析了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的机理,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量了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际单位的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东部高、中部次之、西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省际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上升程度较低,且整体上耦合协调度较低,空间分布特征表现为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地区递减的现状;（3）影响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素主要有政府支持力度、创新能力水平、教育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因此,各地区可因地制宜,通过改善以上因素来提升本地区的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度,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吗?——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于重塑传统经济体系、推动资源有效整合，实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通过耦合评价模型测度2011—2020年全国284个城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城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普遍较低，但存在随着年份逐渐上升的趋势。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且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中介效应模型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改善城市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与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以及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高的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影响更加显著。     

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我国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蓬勃发展,正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提升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对于推进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市区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研究发现：各省份数字经济指数、数字金融指数以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且空间分布存在“东强西弱”特征。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耦合协调度的差距总体上呈现前期缩小后期扩大的发展趋势。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空间聚集效应呈增强趋势,东部沿海地区和部分西部地区已经分别形成耦合协调度高值聚集区和低值聚集区。     

中国数字经济与工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为分析中国数字经济和工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程度,文章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Dagum基尼系数分析区域耦合协调度和区域差异。结果显示,我国数字经济与工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基本上呈现上升趋势,整体上处于濒临和勉强协调的等级。区域间差异是耦合协调度差异的主要来源,并呈现下降趋势。文章提出分析影响区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误差模型（SEM）,发现区域经济水平、城镇化水平、研发强度对耦合协调度有正向的影响,而政府干预度、产业结构高级化呈现负向的影响。为提高数字经济和工业绿色发展的协调程度,从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数字技术对工业的绿色化改造和区域差异化施策等方面提出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地区差异及效应研究

基于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标准差椭圆等分析工具,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保持一定的增长态势,但整体上现有的协同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一定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协同发展水平均值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非均衡发展态势;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相对差异虽然在逐步缩小,但现有的总体相对差异仍旧较大.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相比较而言,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的效应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为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差异,各地区要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撑作用,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以及针对现有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的空间非均衡现象,积极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区域协调机制.     

中国省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

以中国31个省级单位为研究对象,通过熵值法、协调度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探究了2013—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中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呈现逐年持续上升的增长趋势,但其整体水平依然相对较低,且在区域间存在日益扩大的差异性,具体体现为以高、低融合地区为外围的半包围空间分异格局。(2)当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等级以勉强融合和初级融合为主,且表现出由东向西的“高—低”两梯度空间分布格局以及“东部高融合转型、中西部失调脱离”的空间等级演变规律。(3)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和以低低聚集为主的聚集效应。(4)驱动因素分析显示,内在核心机制（市场需求、科技创新、数字产业发展）和外在保障机制（数字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市场环境、政府行为）均能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产生有益作用。     

以产业融合壮大实体经济：作用机理与推进策略

实体经济是强国之基、富民之本、产业之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产业融合趋势更加显著，实体经济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变化和拓展，需要对其有全新的认知和全面的把握。现阶段，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不断分解和重构，数字经济驱动新业态和新模式层出不穷，消费需求更加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和多元化，以产业融合壮大实体经济成为业界共识。笔者认为，产业融合壮大实体经济既带来很多新机遇，也面临许多新挑战。以推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加快产业深度融合、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加快数字经济布局、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激发企业活力、提振实体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是振兴实体经济和增强实体经济韧性的重要举措。     

发展数字经济 助力山西经济转型升级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传统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山西省紧跟数字化浪潮,利用信息技术,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文章立足山西实际,指出实现资源型经济转型离不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重构经济发展模式的有效途径。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内涵、机理与推进策略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我国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征程上的一项重要历史任务。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辨析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关系，分析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三个阶段和内在规律，并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度进行了简单估算。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需要建设和推广使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数据要素市场，让数据流动起来；引导平台企业进一步与实体经济紧密融合。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布与空间关联*——基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视角

基于1978—2016年的年度增加值数据，本文从空间分布和空间关联两个层面解析对比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乃至整体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中国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在区域差异、空间自相关特性以及区域空间关联上均有所体现。本文发现中国实体经济的空间特征与总体经济空间特征较为相似，而虚拟经济则不然。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多侧重于实体经济层面，而对虚拟经济区域均衡发展的关注相对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相对于实体经济，我国虚拟经济存在区域差异较大、全局空间自相关水平较低以及空间关联结构异化等诸多空间异质性问题。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进一步考虑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空间异质性，降低两类经济的空间错配程度，有利于促进中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良性互动，从而实现更为稳健的空间布局，也符合“从全局出发全面综合地考虑区域发展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的区域协调发展总要求以及定向调控、精准调控的新理念。     

数据要素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理论逻辑与分析框架

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在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中发挥重要引擎作用,并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数据进入实体经济循环系统,快速融入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等各环节,优化资源配置,畅通流通渠道,促进供需精准匹配,激发新兴需求,形成数字技术应用—传统实体企业转型—科技创新的良性循环。融合发展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特征,数据驱动要素融合、产品融合、企业融合、产业融合和市场融合,培育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循环系统。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政府和各类经营主体应更加重视数据驱动发展的作用,着力提升企业构建数据能力和开发利用水平,探索多元化的企业数据流通模式,打造典型应用场景和产业数据空间,提升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循环效率。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大数据时代的必然趋势,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数据要素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数字产业化催生新业态新模式,产业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转型,治理数字化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浙江在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中,以创新为引领培育新产业、赋能传统产业构筑新动力、丰富应用场景注入新活力以及布局数字新基建夯实新基石。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需要强化核心技术攻关、完善数字新基建、优化数据交易市场、缩小数字鸿沟、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趋势、挑战及对策

随着数字技术不断发展，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进入了新阶段：数字技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进入iPhone时刻，互联网企业经营重心加速从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传统企业开始利用自身行业优势发力产业互联网建设，乃至国家间开始将竞争策略延伸至数字技术领域。与此同时，也存在数据隔离现象日益突出、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亟待实现、企业数字化程度不平衡以及劳动者面临失业风险等现实挑战。针对上述挑战，为加快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抢占全球发展先机，应着力打破数据孤岛，深度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发挥体制优势，全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关注中小企业，多措并举帮扶数字化转型；完善人才培养，降低数实融合的就业冲击；拓展国际合作，构建互利共赢的新规则。     

建筑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机理研究

随着经济增长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探析建筑业系统与区域经济系统耦合机理的理论基础上,借鉴物理学耦合度函数构建了建筑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并使用我国2008年省级层面数据,对建筑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各省区建筑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度均处于较高水平,耦合度最低的西藏自治区也达到0.9139;为了避免耦合度指标存在的缺陷而构建的耦合协调度指标则证实,我国各省区建筑业与区域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可分为良好协调、中级协调、初级协调和勉强协调四种类型,且大部分省区处于初级协调或勉强协调阶段.     

中国数字经济与就业质量的协调发展研究

就业质量的优劣会影响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发展又对就业质量存在多维影响，二者表现为动态相关关系。通过构建就业质量与数字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进行测算，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相关分析探讨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质量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特征，并利用灰色预测模型对未来趋势展开预测。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就业质量存在较强的耦合互动关系，耦合协调发展水平逐年提升，且呈现出显著正向空间相关；目前大部分省区处于拮抗发展阶段，尚未实现数字经济与就业质量的协调发展。未来应加快推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质量“同频共振”,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发展策略，补齐地区发展短板，强化区域合作，尽快实现数字经济与就业质量在更高水平上的共生发展。     

数字时代出版行业转型的路径

<正>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使其逐渐成为提升经济效率、加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使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得以高效贯通,为实体经济带来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当前,高质量发展已然成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各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将提质增效作为发展重心。基于此,各行业需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作为发展动力,进一步提升产业发展质量与效益。     

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与实现路径

近年来,随着工业互联网、区块链、智能传感器、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的不断突破,数字经济实现逆势增长,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推动大数据、智能传感器等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是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从我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现状出发,研究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存在的问题,从要素共享、创新驱动、生产方式三方面分析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机制,最后从政策设计、创新研发、区域协同发展角度提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实现路径。     

中国城市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文章基于2012—2019年中国28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城市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并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二者的耦合协调水平。在此基础上,运用Dagum模型与空间自相关模型从八大经济区、不同城市规模两大视角,揭示城市创新与经济高质量耦合协调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关联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总体较低,但呈现逐年上升态势;差异性分析发现,耦合协调水平区域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南部沿海经济区分别与东北综合经济区、大西南综合经济区及大西北综合经济区之间。城市规模上的差异则表现为城市规模相差越大,耦合协调水平差异越大;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具有高度空间相关性,并随时间推移不断加强。     

中国市域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分析及其时空特征

文章基于熵值法测算了2006—2020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并对城市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的时空演变、区域差异及来源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全国及四大区域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稳步提升。(2)全国及四大区域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空间极化趋势明显,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3)区域间差异是中国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差异的主要来源。全国总体差异变化不大,东部地区区域内差异最大,东部—西部区域间差异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