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不平等影响居民消费的机制与效应——基于CFPS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5轮调查数据测度我国机会不平等程度,研究机会不平等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机会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将显著抑制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机制分析表明,机会不平等主要通过社会资本、流动性约束和经济地位渴求影响居民消费。扩展研究发现,机会不平等主要挤出了居民普通消费支出,且这一抑制作用对农村户籍、受教育程度低和体制外的家庭更强;而民生性财政支出和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消减机会不平等对居民家庭消费的抑制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从机会不平等视角为全面促进居民消费、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共同富裕与共享发展提供了理论和经验证据。     

家庭消费结构、住房状况对居民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大背景下，“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备受关注，而政策的优化与配套支持措施都需要充分考虑居民主体的生育意愿。为探究家庭生活一般性特征与生孩意愿的关系，本文从探讨住房状况和消费结构影响居民三孩生育意愿原因与机制，并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8）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消费结构升级、住房状况提升对居民三孩生育意愿存在挤入效应且存在区域异质性，家庭消费结构的挤入效应大于住房状况；住房状况方面，产权归属对居民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大于现住房面积。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对策建议。     

“三孩”政策下广西大学生生育意愿调查研究

为了解“三孩”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广西大学生生育意愿现状、三孩生育可能性并分析人口学变量对其产生的影响，采用问卷法对1525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收集人口学信息和生育意愿情况，发现大学生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数为1.89±0.52个、平均计划生育子女数为1.48±0.88个，打算生育三孩的比例仅为5.5%,18%的大学生选择不生。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男生的计划生育数更多（P=0.003）、生育三孩可能性更大（P=0.000）；结婚时间越早、对孩子喜欢程度越高，计划生育数就越多（P=0.003,P=0.000），三孩生育的可能性也更大（P=0.000,P=0.000）；农村大学生更有可能生育一孩和二孩（P=0.003），但在三孩上差异不显著。因此，“三孩”政策下，广西大学生生育意愿低下，三孩生育可能性较小。在新时期，迫切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提高人口生育意愿。     

“全面二孩”政策下居民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调查分析——基于甘肃省调查数据

在"全面二孩"的政策背景下,了解甘肃省居民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为二胎政策的落实以及国家政策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并提出建议。方法: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收集问卷,对甘肃省三个市的人群随机抽样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的1830份问卷中,甘肃省居民的理想子女数集中在2个孩子,26～40岁年龄段居民生育意愿最高,最理想的家庭模式为一男一女占56.1%,期望生育时间在婚后一年左右占53.6%,支持二孩政策的人群占被调查者人数的96.7%。"全面二孩"政策下甘肃省居民的生育意愿大幅升高,男性较女性而言,平均理想子女数量更多,其中对居民的生育意愿有影响的因素为年龄和婚姻状况。     

互联网使用是否降低了生育意愿——来自代际交叠模型的证明

理解技术变革与人类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是经济研究的重要命题之一，本文在代际交叠(OverlappingGenerations,OLG)模型中引入互联网设施，且使得生育决策内生化，推演互联网使用对个体生育意愿的作用原理；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2018年的调查数据对理论命题进行检验，以期从人口趋势变动的角度理解互联网对于个体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个体对于互联网偏好程度的提高会通过“时间挤出机制”与“机会成本机制”两个机制的实现来降低其生育意愿。互联网使用一方面增加了个体劳动参与而挤出了抚养子代的时间，另一方面提升了个体收入水平却增加了生育的机会成本。前者被称为“时间挤出机制”，后者被称为“机会成本机制”，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抑制了个体生育意愿，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在未婚女性和农村女性群体中更为显著。因此，应当正确、客观地认识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通过发展课后或假期托幼机构、降低女性职场歧视等方式抑制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     

生育数量是否影响子女受教育水平:来自人口抽样调查的证据

本文利用2015年1%人口抽样数据,基于广义罗伊模型估计中国农村家庭生育数量对子女受教育水平的边际处理效应。研究发现,生育数量对农村家庭长子女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存在根本异质性,随着生育意愿下降,生育数量对受教育水平的负向影响增加。平均处理效应、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和非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的估计结果表明,生育数量对已经生育二孩家庭的长子女受教育年限影响较小,对潜在生育二孩家庭的长子女受教育年限负向影响较大。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全面二孩政策进行了政策相关处理效应模拟,发现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生育二孩将导致生育意愿较低家庭的长子女受教育水平下降。本文结论对未来中国多元化生育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启示。     

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障与生育意愿

作为青壮年劳动力大军中体量位于前列的灵活就业人员，既是新业态从业保障体系建设的焦点，又是生育潜力释放的重要来源。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7），探讨了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障与生育意愿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第一，在参保行为方面，“养儿防老”的传统生养观念在实际中演化成为灵活就业人员增保防啃的动力，社会养老保险尚未有效发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不足的作用。第二，在生育意愿方面，虽然获得养老保障显著降低了灵活就业人员生育三胎及多胎孩子的意愿，但社会养老保险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的养老保障预期依旧没有改变灵活就业人员对于“养儿防老”的依赖。第三，在养老保障与生育意愿的互动方面，相较于商业养老保险，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更为显著，生育的保障预期对老年风险的分摊效应也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险而非商业保险的参保上。上述结论预示着，单纯放开生育政策并不意味着能直接纾解社会养老的压力，生育政策也并非引导生育意愿的唯一途径。应不断推进社会养老保障的发展与完善，使其与家庭养老形成良性互补，消除民众的养老顾虑，整体上增强居民多孩生育决策的约束弹性和意愿。     

降低"三育成本"释放生育潜力

2021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部署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以及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这个重要部署的一项基础而重要的内容,就是把降低生育、养育、教育孩子的成本(即"三育成本"),作为鼓励家庭按照政策要求和自身意愿选择生育孩子数,以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本文从中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挑战着眼,对现实中存在的抬高三育成本的因素进行分析,提出如何综合施策、释放生育潜力的政策建议.     

中南部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的困境与对策分析——基于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养老保险的调查

当前,我国中南部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模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表现在:一方面,由于农村养老成本的不断上升,使得农村老年居民的家庭养老意愿与子女的承受能力产生了落差;另一方面,农村子女对老年居民的养老意愿正逐步弱化,所以需要探索适用于此地区的新型养老保障模式。     

孩子对父母婚姻的影响及其制约因素

本在综述中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生育行为与婚姻发展关系的三个假设：1）孩子更多地发挥父母婚姻关系稳定器的功能；2）孩子不仅直接作用于父母婚姻关系，而且还产生间接影响；3）孩子对父母婚姻的影响程度还取决于父母本身的社会经济特征。分析结果基础上支持这些理论假设。同时还发现，与西方一样，生育男孩和多子女具有更多的稳定婚姻关系的作用，在高知和高职业家庭，孩子对婚姻质量的负面影响明显加大，而在高收入家庭，孩子维系父母婚姻的作用更加突出。     

代际家务支持对家庭二胎生育状况的影响

利用CFPS2016的横截面数据,分析了老年父母提供家务支持对子女家庭二胎生育状况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老年父母帮忙料理家务会显著提高子女家庭二胎的生育率4.9%,进行工具变量再检验系数增加至7%,且具有稳健性。其次,老年父母提供代际家务支持对儿子家庭二胎生育的影响大于女儿。最后,农村家庭的代际家务支持对子女生育二胎的影响大于城市家庭的影响。从代际家务支持影响子女家庭二胎生育状况的角度,验证了老年人的家庭价值,也从侧面说明老年人提供的代际支持是提高生育率的有效途径。     

完全放开生育管制政策将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本文在迭代模型和家庭养老的框架下研究了家庭生育、储蓄、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发现，在家庭养儿防老的传统下，如果没有生育政策的管制，那么家庭的内生生育数量会随着父代抚养子女成本的上升而下降；同时它和家庭储蓄率、教育投资率也分别成负相关关系，而在当前家庭生育率需求受到抑制的情况下，生育政策的放开势必导致合意生育数量的增加，这将不利于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积累。因此，为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当前，中国应该坚定不移地继续实施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     

高房价是否抑制了女性创业

基于 2016 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考察了高房价与女性创业的关系。结果表明，高房价显著抑制了女性创业，相比于机会型创业，高房价对生存型创业的负向影响更大，该抑制作用对拥有0-6岁子女、本地有房、四五线城市、西部地区的女性尤为明显。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其他稳健性检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仍然稳健。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高房价通过财富效应和抵押效应促进女性创业，但通过替代效应和房奴效应抑制女性创业。研究还发现，政府提供学龄前儿童照管公共服务和保障性住房能有效缓解这种抑制作用。     

青年生育观念的不变与嬗变——基于“生育意愿”的观测视角

生育意愿是探究青年对生育问题普遍观念,与应对心理的一种“社会事实”,既往研究已奠定从子女生育数量、性别偏好,以及生育时间三维度进行考量的具体路径。本文利用来自浙江省宁波市743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数据,通过对样本容量在生育意愿的不同维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发现：我国理想子女数量存在代际差异;少生优生观念深入人心;重男轻女已成旧闻;家庭规模促进青年生育意愿,这些结论体现出青年随时代变迁在生育观念上的不变与嬗变。针对这些研究结论,本文分别从个体心理应对、社会政策完善等不同层面提出相对应的对策建议。     

白洋淀湿地非使用价值个人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应用条件价值法（CVM）评估白洋淀湿地非使用价值是维持白洋淀湿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而个人支付意愿又是CVM的核心内容。文章以京津冀主要城市的243个居民为样本，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白洋淀湿地非使用价值的个人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白洋淀湿地非使用价值个人支付意愿率为51．44％；距离、性别、文化程度和偏爱程度是个人支付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年龄、收入和了解程度对个人支付意愿影响并不显著。     

家庭抚育成本与宏观就业市场对人口出生率的调节模式

人口出生率是评价人口发展速度的重要指标,文章针对十二五期间经济启暖过程中的人口出生率上扬现象,选取改革开放后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人口出生率与家庭抚育成本之间的转移函数模型.旨在针对出生率的变革历程进行事后模拟与动态预测,对抚育成本类的影响因素加以归纳和辨识.转移函数模型结论证明:十一五期间出现的出生率短暂上扬并不能得以长期持续,家庭抚育成本的持续攀高仅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生育意愿产生微弱的负向影响,而经济启暖带动就业市场的逐步活跃对出生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使中国人口出生率再度回归80年代以来的现代人口再生产转变进程.     

家庭结构老龄化对村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基于社会信任的调节作用

基于陕西省821份农村居民的微观数据,利用双栏模型实证分析农村家庭人口结构老龄化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有效样本中84.64%的村民有垃圾分类的参与意愿,村民垃圾分类支付意愿的均值为52.42元/年,农村家庭结构老龄化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社会信任能调节农村家庭结构老龄化程度对村民垃圾分类意愿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家庭年龄结构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具有层级差异,家庭中年和青壮年人对垃圾分类意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强人际信任在家庭结构老龄化与居民垃圾分类意愿间的调节作用比强制度信任更大;按收入高低进行分组回归发现,高收入组对垃圾分类支付意愿更高。此外,从性别来看,男性比女性更具有生活垃圾分类的意愿;从受教育情况来看,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垃圾分类意愿越强;从兼业程度来看,外出务工经历会增强农户垃圾分类意愿;从资源禀赋来看,耕地面积越多的村民对垃圾分类的意愿越强。由此,为了增加村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提升农村环境质量,政府应该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密切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健全生活垃圾处理奖惩机制。     

中印城乡不平等比较：经济学分新视角

从总体上看，目前中印两国农村内部不平等程度基本上差不多，但是两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历史变化和趋势不一样；中国城乡之间无论是收入差距，还是消费差距所反映的不平等程度都明显高于印度的不平等；中国是农村不平等大于城市不平等程度，而印度则是城市不平等大于农村不平等。导致这些结构性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印度的经济增长包括技术变化、对外开放、人力资本等因素对于城乡内部以及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等收入不平等变化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更大；而中国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等因素虽然对于收入不平等也有一定影响，但是政府的政策导向和理念（先富后富政策理念与城市和沿海偏向政策）则对于城乡内部以及同一地区内城乡之间的不平等的影响更大一些。     

特殊家庭子女教育

<正>在特殊结构家庭中,家庭对子女的社会性发展的影响具体表现为父母作为养育者对子女关爱的缺失,监护者教养方式失当,父母榜样教育功能低效甚至失效。由此造成特殊结构家庭子女社会认知偏差,形成不良个性、自我控制能力差,不良行为明显增多;亲子关系失常,社会适应能力差。家庭、学校和社会要共同努力,帮助特殊结构家庭子女健康成长。     

高校扩招与城乡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

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数据,运用Mare提出的教育logit模型来分析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拥有城镇户籍的人比农村户籍的人有更高的概率接受高等教育。父辈受教育程度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下一代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父代的学历越高,对后代的受教育水平的正向影响越大。研究结果显示,高校扩招缩小了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入学机会不平等程度,但教育机会不平等在城乡间仍然存在。因此,教育政策应当继续着力于缩小城镇和农村地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平等程度,以使全体人民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