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竞争、基础设施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中国企业如何通过数字技术竞争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中国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2008～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国内外数字技术差距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国内外数字技术差距与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显著负相关,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此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技术进步与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显著正相关,产品替代能力较弱和技术进步较慢是造成中国企业无法发挥数字技术经济赋能效应的主要原因;拓展分析发现,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贸易网络中心度显著正相关,说明数字化转型企业对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要求更高。这些发现为中国企业参与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提供了理论支撑。     

数字贸易发展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数字贸易发展为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带来重要机遇和动力。文章测度了2013～2017年中国257个地级市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以出口技术复杂度衡量全球价值链地位,研究了数字贸易对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城市数字贸易发展显著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门槛效应检验显示,该影响呈现边际递减的非线性特征。经过跨境电商试点政策多期DID检验及Bartik工具变量等检验,研究结果依然稳健。机制研究表明,城市数字贸易发展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两条路径分别是技术创新和成本节约;相对于成本节约效应,技术创新效应需要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异质性检验表明,城市地理区位、所属城市群、城市层级的差异都会影响研究结果;对中国西部地区、稳定型城市群及四五线城市而言,数字贸易发展对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明显,说明数字贸易发展具有重要的普惠效应。     

发展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

当前，数字经济随着不断演进的数字技术蓬勃发展，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深度影响全球发展势态，催发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提升。文章以2007—2014年全球42个经济体为例，构建数字经济评价指标，梳理了数字经济影响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推动了一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提升，对前向参与度的影响大于后向参与度，更是从地理空间和市场范围多层次推动了总体参与度升级，这一结论在充分考虑其他影响因素以及开展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发现，一国良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吸引高质量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强化了正向的技术溢出，提升了一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国际化模式与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知识基础和知识搜索的联合调节作用

数字技术应用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新动能,但现有研究对数字技术应用影响因素及其内在机制的探讨还不够丰富。基于浙江省制造型企业213份有效问卷,阐释和实证检验国际化模式对数字技术应用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股权模式的国际化对数字技术应用有显著正向影响,知识基础显著正向调节股权模式与数字技术应用的关系;知识搜索显著负向调节股权模式与数字技术应用的关系;知识基础和知识搜索在股权模式与数字技术应用之间起联合调节作用,而且知识基础高、知识搜索高时的强化作用更高。     

数字金融发展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数字金融作为传统金融与现代科技融合而成的新产物,不仅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稳步提升,也促使了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以及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持续增强,它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文章将数字金融发展融入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中,构建较为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机理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并通过构建计量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第一,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高了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个结论在一系列检验后仍然稳健;第二,数字金融发展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而且还能通过知识获取、技术创新、制度改进、产业升级等作用机制间接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非常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第四,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过程中,金融监管发挥着显著的调节效应。文章的研究结论可以为加快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中国数字金融发展优化,加快外贸转型升级并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我国汽车产业升级微观机理研究

文章基于企业动态能力理论从微观视角对我国汽车产业升级进行研究,提出汽车产业升级的微观机理模型,即汽车企业应构建市场感知能力、知识创新能力和社会网络能力,通过学习提升机制和能力进化机制来实现汽车企业全球价值链上价值量的提升.通过对江西汽车企业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知识创新能力是企业的主要能力,通过学习提升机制和能力进化机制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上价值量的提升;学习提升机制正向作用于能力进化机制,最终正向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上价值量的提升.     

数字金融赋能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以2012—2021年A股上市制造企业的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赋能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及其作用机制。通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均能显著促进制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现金持有水平在数字金融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承担了部分中介作用;研发投入在数字金融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发挥了调节效应;数字金融对不同规模和不同产权性质的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该研究成果为推动制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积极发挥数字金融在企业中的助推作用,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实证研究

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文章基于1995～2017年39个国家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得出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影响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结论;并将样本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检验结果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更能够促进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的影响存在两面性;进一步用中国16个行业2004～2014年的数据实证分析发现,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国内研发投入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产生了挤出效应,对外依存度的提高也会不利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文章最后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五大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央企业及单位的OFDI最能够促进中国GVC增加值的提高,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更能够提升中国GVC增加值能力,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优化提供了参考。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利益分配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研究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利益分配动态发展格局表明，中国制造业相对获利水平显著提升，但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其获利能力受到削弱；中国在服务贸易利益分配中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制造工序是中国最重要的获利来源，管理工序相对获利能力持续偏低，研发与营销工序相对获利能力缓慢增长。全球价值链贸易利益分配重构对中国产生深刻影响，外循环贸易获利能力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减弱；跨国公司战略调整下，中国依靠国内大市场主动进行价值链重构的战略空间相对更广；数字技术竞争加剧对中国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形成严峻挑战。为此，中国可推动价值创造内生动力由国际市场向国内大市场转化，促进价值链分工优势从制造领域向服务领域延伸，以制度型开放主动融入全球创新链，依托RCEP与“一带一路”重构区域价值链，实现在全球价值链贸易利益分配中的互利共赢。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提高创新绩效？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推动创新与竞争力提升的关键。该研究基于2007-2022 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大规模数据样本,采用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等统计方法,探讨了企业数字化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以期揭示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如何通过技术应用与管理创新提升创新能力,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决策参考。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的运营创新绩效和市场创新绩效,其中不仅直接影响显著,还通过管理赋能、投资赋能、营运赋能和劳动赋能等多重内在机制间接促进了创新绩效的提升。该研究发现不仅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为实践中企业数字化战略的制定提供了有力的策略建议。     

数字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基于人力资本和交易成本传导机制的视角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及与产业的渗透融合，企业数字化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一大基本特征。聚焦于数字化带来的变革，本文基于我国2012—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LDA主题模型构建企业创新指标，从多重维度考察了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并成为驱动企业创新的新动能，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能够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降低交易成本来推动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高科技企业和高市场地位企业(行业领导者)的数字化发展具有更为明显的创新改善效应；与此同时，可以通过降低环境不稳定性程度、促进市场竞争和发展数字经济的途径来进一步发挥数字化提升企业创新水平的作用。本文研究结论对于依托数字化及数字技术赋能创新、以创新驱动引领经济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生产性服务投入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

文章理论分析了生产性服务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作用机制,利用WIOD(2016)数据库中2003～2014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投入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该作用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生产性服务投入对高技术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显著为正,对中低技术行业的正向作用不显著;生产性服务投入将通过技术创新和融资能力作用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但人力资本效应与理论预期相反,进一步分析表明人力资本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生产性服务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对2013—2020年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有显著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地理位置省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各不相同，对中部、西部和沿海地区的影响更为显著。应从政府、企业角度加大该地区数字基础设施投入，推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     

高层管理团队数字知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角色理论视角

文章基于角色理论视角，借助2010—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履历数据，分析了高层管理团队数字知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重点讨论了两者的边界条件。研究表明：数字知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在行为整合框架下，CEO职业背景、CEO-TMT交互和CEO权力均正向调节两者关系，经稳健性检验后，上述关系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团队断裂带的存在会阻碍团队成员的信息交流，从而抑制高层管理团队数字知识的转化；基于知识基础观发现，企业层面的技术吸收能力能够促进团队数字知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研究结论可以为数字变革下高层管理团队准确理解并正确履行自身角色和职能提供借鉴。     

打造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数字产业集群具有数字技术企业高密度集聚、高强度分工协作、高度知识溢出、高度共享基础设施,高度依赖和赋能实体产业、多主体联合创新、多技术融合、多产业跨界等多维特性。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既是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需求的过程,更是不断打造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国际市场根基过程,同时也是需要政府和数字技术企业以及多方市场主体面向国际共同参与并完成产业链的补链、建链、强链的过程。然而,在数字产业集群建设初期,客观存在忽略生态链构建、营商环境优化、本地数字技术企业扶持、本地应用场景开发、不同区域数字产业集群错位发展、与实体或金融产业集群共生共荣关系塑造、市场机制的完善、国际市场开拓等实践误区,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要求和底层逻辑相悖,亟待纠正。为了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应从空间功能布局、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与实体或金融产业良性互动赋能发展关系、市场与政府关系、内部分工合作机制、要素条件与营商环境、对外开放模式等路径不断予以优化。     

数字基础设施与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

本文利用2012-201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从生命周期视角探究了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区分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显著促进了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对衰退期企业影响较小。进一步细分样本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对成长期和成熟期非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并且显著促进了成长期和成熟期制造业企业的突破性技术创新和渐进性技术创新。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能够通过提升成长期制造业企业冗余资源水平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并且激励了成长期企业和成熟期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从而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为数字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政府如何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创新扶持和激励政策提供借鉴和启示。     

服务型制造、差异化战略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服务型制造已经成为制造业培育竞争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趋势。文章选取2008—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理论与实证角度探讨了服务型制造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服务型制造水平与企业绩效水平之间呈现出显著的U型关系，中国制造业企业大多还位于U型曲线的左侧；基于企业异质性的检验发现，服务型制造水平与企业绩效的U型关系在非国有企业、高技术企业与东中部地区企业中仍然成立，而在国有企业、低技术企业与西部企业中却不再成立；通过对于两者之间作用机制的检验发现，服务型制造能够增强企业的差异化战略水平，进而与企业绩效之间的U型关系进一步得到强化。文章研究结论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进一步发展服务型制造，获取持续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数字化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是企业发展方式的重要变革,对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和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07—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企业数字化对劳动力要素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显著提升了劳动投资效率;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主要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三条路径提升劳动投资效率。区分劳动投资效率方向发现,企业数字化同时降低了劳动投资过度和劳动投资不足;区分不同数字技术发现,大数据、智能制造、信息化技术提升了企业劳动投资效率,而互联网商业模式没有提升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当企业属于民营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传统行业以及所处环境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更高、要素市场发展更好时,企业数字化对劳动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     

我国外资驱动型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延伸

我国外资驱动型产业集群以加工制造切入价值链决定了其分工地位只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而我国人民币持续升值、工资和原料价格上涨,本土企业很有可能被排除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之外。基于此,改变加工制造一元切入价值链为制造和消费市场两元切入全球价值链模式,实现加工制造型经济向以知识财产为主的价值创造型经济转变是提升我国外资驱动型产业集群国际分工地位的必由路径。     

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与企业出口韧性

在数字贸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借助数字进口贸易增强企业出口韧性是中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防范风险的现实需要。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匹配数据，以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作为研究背景，实证考察了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对企业出口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能够显著增强企业出口韧性，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出口多样化效应以及出口结构优化效应是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影响企业出口韧性的中间渠道。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对企业出口韧性的促进作用在资本密集型行业、非国有企业以及高数字经济发展地区的表现更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搭乘数字贸易“顺风车”,增强企业出口韧性，早日迈入贸易强国行列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