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乡村振兴的内外联动而内不动——基于成都市蒲江县箭塔村的实践考察

依托外部资源推动内生发展是乡村振兴新内源式发展路径的重要机制，实践中容易出现外部行动而“内”不动的困局。本文以新内源式发展理论为支撑理论建立外部资源参与乡村振兴的基本路径，借助运动生物力学理论进一步理解内部资源、外部资源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并构建了内外合力促进乡村振兴的联动模型，对于理解外力推动、内生发展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绝佳的分析视角，同时借助个案研究方法探索了外力推动下乡村振兴的初始困境与破解路径。研究发现，(1)重塑文化认同是破解内部弱参与的有效手段，但单向的文化撬动难以激活文化资源，以文化为载体的民俗活动能够强化村民联系，唤醒主体意识，这个过程需要依托外部资源的推动；(2)外部资源推动内生发展的着力点是形成内外合力，落脚点是重建村落共同体，促成村民的一致行动，从而保证乡村振兴的生命力和持续性；(3)乡村振兴新内源式发展路径的实现依赖于赋能、参与、认同的渐进式治理，其中，赋能是根本目的，其实现过程就是村民参与的过程，也是文化认同的形成过程。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乡村内生发展的影响因素与路径研究——基于福建省32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当前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取得明显成效,但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和能力不足的问题凸显。如何促进乡村内生发展成为政府决策部门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文章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和新内生发展理论构建理论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对福建省32个村社案例进行分析,研究乡村内生发展的影响因素和路径组合。研究结果表明：（1）乡村内生发展受到地方内部与外部力量、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产业基础、政府支持变量的一致性水平超过0.90,是乡村内生发展的必要条件;党建引领、精英带动、资源禀赋、技术支持变量的一致性水平介于0.80～0.90之间,是乡村内生发展的充分条件。（2）各因素形成乡村内生发展的七条路径,根据因素匹配之间的差异,可归纳为内部主导型、外部驱动型、内外联动型三种模式。文章拓展了乡村内生发展的研究视角,为寻找乡村内生发展路径提供了经验参考。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推动乡村内生发展的政策启示：（1）立足整体,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联动匹配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2）因地制宜,内外部要素互相作用提升乡村内生发展能力;（3）优化政府支持引导,打造多产融合发展格局,强化乡村内生发展的核心要件。     

“外部激活+内部重塑”下的公共事物供给:关于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机制解释

如何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是一个理论和实践难题。已有研究围绕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问题，提出了新内源发展和自主治理两种理论。但是，新内源发展理论缺乏对激活内生动力机制的探讨，而自主治理理论难以直接应用于中国情境。本文在城乡中国的背景下，融合新内源发展理论和自主治理理论，提出了乡村内外部力量互动促进公共事物供给，而公共事物供给进一步促进乡村内生动力激活的机制，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福绵区福绵镇十丈村的案例说明，若乡村通过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的相互作用形成了能够惠及全体乡村居民的公共事物，则乡村内生动力就能得到激活。本文关于乡村内生动力实现机制的解释，不仅为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具体实践提供了新思路、新路径，也为提高新内源发展理论的可操作性和拓展自主治理理论的应用场景提供了中国智慧。     

农村土地利益分配的失衡与均衡——“地利共享”框架下耕地征收案例研究

农村土地利益均衡分配是持续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宏观层面的土地利益分配注重审视政府、村集体和农民的关系，比较而言，微观层面的土地利益分配主要聚焦于乡村社会内部。研究冀中南案例村庄的集体耕地征收事实发现，纵向地看，征地利益分配实践主要经历了失衡阶段、调整阶段和均衡阶段；横向地看，征地利益分配矛盾主要表现在农民之间、干群之间和村组之间。农村地利共享秩序建构有其内在逻辑，以农民利益为核心，在外部权威有限介入、村干部内生整合与农民权利意识提升的耦合作用下，农村土地利益分配可以实现地利共享。然而，地利共享秩序的长期维系需要进一步提升分配方案的民主化与共享秩序的制度化。基于此，通过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明确集体成员资格认定标准，推动土地利益分配矛盾“公共化”,并有效激活农民主体意识，进而建构乡村社会场域的“地利共享”秩序，可以为化解村域层面的利益分配矛盾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     

企农利益联结机制如何改善农业企业发展绩效?——基于农业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农业企业与农民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既是履行带农富农责任的需要,也是实现企业自身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本文利用农业企业调研数据,运用面板logit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研究了合同、合作和股份三种利益联结方式是否以及如何改善农业企业发展绩效。研究结果表明,农业企业与农民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对其经营绩效和其他发展绩效影响显著。其中,股份联结对经营绩效提高和农产品品质稳定发展绩效影响突出;合同联结对经营绩效提高、农产品产量稳定发展绩效影响突出;合作联结对交易成本降低、农产品产量稳定发展绩效影响突出。研究认为,对合同联结方式要引导其通过纵向一体化管理和应用物联网、遥感等科技手段降低监督管理成本,为供应链稳定提供支持;对合作联结方式尤其是农业企业主导的合作联结要侧重补贴在降低农业企业经营风险和合作社组织生产成本方面;对股份联结方式要解决企业进入门槛过高和分工不深入的问题,在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基础上持续推进农地流转,从制度层面消弭资本进入壁垒,通过推动连片专业化,解决分工不深入问题。     

基于资本下乡的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研究

资本下乡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中,受政策推力、农村拉力和内生动力影响的工商资本理性选择。作为外来资源,资本下乡引发了农业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环节重构。资本嵌入乡村振兴,基于资本、农户、政府的不同逻辑,应树立农民的主体地位、构筑良好的营商环境、夯实资本的经济实力。     

交互嵌入：农村新型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体系的协同机理——山东省D村“三社”“三自”实践的理论解读

交互嵌入是两个系统在保持各自独立性的同时,通过有形或无形要素的双向联结,实现行动协同、功能互补、同向发展的社会过程。在交互嵌入视角下,以纯农业村庄山东省D村“三社”“三自”实践为样本的理论分析表明,积极推动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在资源、关系和认知等方面对于乡村治理体系的主动嵌入,激活乡村治理主体在诉求、行为和精英等方面对于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主动嵌入,并在此过程中有意识地建构村民利益联结机制、集体理性机制和共同发展机制,不失为后发村庄内生发展动力积累和发展模式优化的有效途径。     

龙头企业与农户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的探索与创新——以大连市金州区城西村土地股份合作为例

利益联结机制事关龙头企业经营的稳定和农户利益的保障。大连市金州区城西村采用农民土地经营权折资入股公司的方式,以股权为利益纽带,建立长期稳定的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龙头企业通过市场化运作,实行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推动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有力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     

从“效率”到“公平”：乡村产业振兴与农民共同富裕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石，是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2021年中国革命老区的村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考察了按照乡村治理情况分组后这一影响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乡村产业振兴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但在乡村产业发展从无到有的起步阶段，乡村产业振兴对高收入群体的增收作用更强；乡村产业振兴水平与农民内部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乡村产业振兴水平指数高于0.317时，农民内部收入差距会随着乡村产业振兴水平的提高而缩小，这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产业发展过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村两委“一肩挑”和实施产权制度改革的村庄，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对农民收入和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均有显著影响；在未实行村两委“一肩挑”和产权制度改革的村庄，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对农民收入和农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均不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乡村产业振兴能够通过促进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建立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来推动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     

乡村特色产业的嵌入式内源发展路径——以四川省石棉县坪阳合作社黄果柑产业为例

探究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路径是乡村产业振兴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乡村产业发展的研究经历了从外源式发展到内源式发展的研究视角转变，本文在新内源式发展理论视角下，通过四川省石棉县坪阳合作社黄果柑产业发展的案例研究，聚焦外部社会力量和内部乡村产业组织何以有机协同进而促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提出了“多重维度赋能—组织-流程重构—关系协同创新”的“三阶嵌入式”新内源发展路径。研究发现，多重维度的赋能嵌入有利于破除产业基础薄弱的制约，组织-流程的重构嵌入有利于重振产业组织能力，关系协同的创新嵌入有利于增强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嵌入式内源发展路径表明，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嵌入作用有助于形成乡村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模式，助推乡村产业振兴。     

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中政府责任泛化困境的生成逻辑及破解路径——推进农村厕所改造的案例研究

乡村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石，事关农民生活的幸福指数和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随着国家财政能力的增强，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从理念走向现实。然而，实践中诸多提升农民生活福祉的服务举措不仅未取得预期效果，反而使基层政府陷入责任泛化困境。从以政府推进农村厕所改造服务为代表的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举措中，可以发现，在乡村基层公共服务供给主要由政府投入资源的背景下，基于资源使用的安全性与公共服务落地的时限性目标，地方政府越来越普遍地采用中心工作化的服务供给模式，对服务权实行集中支配。基层公共服务的供给被简化为公共行政管理技术的应用过程，缺乏对乡村社会性质的基本观照。服务权集中支配与乡村社会不规则性之间存在错位。这种错位给农民针对政府的权利诉求提供了滋生土壤，并造成政府责任的过度卷入，使政府责任泛化。要破解这一困境，需要将服务权下移至村庄，重置基层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政府和农民的角色，确立农民在基层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农村资本嵌入乡土社会的路径选择：基于内生型与外来型的比较

近年来,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促进了工商资本在农村地区的发展,对乡村而言无论是外来资本还是内生产业,都是推进当地经济提升的重要抓手。从嵌入性视角出发,分析比较两类资本融入当地的路径选择及实际效果,结果发现,下乡资本由于战略发展更多依靠政治资源及利益关系融入乡村;内生产业则利用熟人脉络及本土文化与乡土互动。此外,下乡资本仅在政治资源上有着明显优势,在与村民的利益交换、关系往来等方面都不如内生产业表现良好。因此,下乡资本需要更加积极主动融入乡村,实现平等互利;政府也要加强对内生产业的鼓励与支持,积极进行引导监管。     

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政府职能与市场调节良性互动

乡村振兴战略是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鉴于农业农村的基础性地位,政府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借助公共政策及制度设计发挥了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有效激发了乡村发展的活力。但是单靠政府效能推动乡村振兴缺乏可持续性,难以解决根本性问题。乡村产业的兴旺、要素资源的激活、生态环境的宜居、农民的增收等除了靠政府的大力扶持外还必须遵循市场逻辑,发挥市场创造财富的力量,只有在有限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良性互动中才能真正建立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     

中国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路径研究 ——以雪川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为例

促进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发展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力量之一。通过对雪川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内部组织结构、经营模式和成效进行分析,发现该联合体在经营过程中,利用龙头企业的资源优势通过加大创新力度、完善产业结构、拓展市场、参与产业扶贫等实现了产业链的增值,缓解了供、需之间的矛盾,带动了农民稳定增收,最终联合体成员共享成效。鉴于此,提出联合体要重视创新、优化产业结构,拓宽市场、形成规模化生产,促进小农增收、强化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共赢、抓住机遇,合理利用外部资源、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加强品牌建设等建议,以此来促进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朝着更加稳定的方向发展,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韧性建构及其治理逻辑——来自晋南蒲县的经验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抓手，集体经济薄弱村更应主动有效应对风险，增强自我“造血”能力。因此，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由脆弱性治理转向韧性建构对赋能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立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韧性建构，基于系统韧性理论，构建了“资源—主体—效能”分析框架，分析蒲县化风险为机遇建构新型集体经济韧性的案例。结果表明：一是资源韧性建构，依靠外部推力、内部激励、集聚强化和价值实现抵御风险；二是主体韧性建构，以多元主体协同适应系统结构变化；三是效能韧性建构，凭借双重属性的平衡兼顾引领可持续发展。资源的内生逻辑贯穿于韧性建构的各个阶段，而内生逻辑要求主体的中介逻辑来更好地适应外部变化，效能的实现逻辑则显示出内生逻辑和中介逻辑的兼容性，即韧性系统的更新能力。本文还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韧性建构链接到乡村振兴的未来发展中，提出经验参照。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带动乡村共同富裕

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主要采用土地规模化经营、产业驱动、综合收益“捆绑”“两项指标”交易等运作模式。通过推动空间布局优化、统筹资源要素配置、改善人居和生态环境,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乡村发展注入内生动力,同时构建起以集体经济组织为核心的农户、村集体、企业利益联结机制。     

河南省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旅游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是促进农民增收和提升幸福感的重要手段。河南省乡村旅游资源丰富，政策支撑力度强，旅游模式日渐丰富，发展势头良好。但也存在着旅游资源整合利用效率低、内生动力不足、服务体系不完善、全产业链不完整等问题。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从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要求出发，通过提高乡村旅游要素供给水平、完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构建利益共享机制、打造特色旅游产品体系等措施，推动河南省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Z粮食企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研究

Z粮食企业作为滨州市粮食企业的龙头企业,以小麦产业振兴为基础,持续参与滨州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利用访谈法和实地调查法了解其发展现状,发掘Z粮食企业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发现缺少专业领域技术人才、从业年龄趋于老龄化、利益联结机制有待完善和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增加是其主要问题。结合滨州市惠农惠企政策,提出通过推进人才引进和优化奖励政策、培养农业基层人员、探索创新利益联结机制、进一步完善配套政策,以优化乡村振兴路径,旨在优化Z粮食企业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为粮食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树立典范。     

产社一体:内生型乡村产业振兴路径及其效应——基于马村鞋垫产业的考察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本文立足于田野调查经验,考察内生型乡村产业得以存续与发展的内在机制,并从总体性视角讨论其产生的社会效应。凭借本土廉价劳动力优势、稳定的用工关系、灵活的用工制度以及村庄内部的产业分工集聚等四重机制,内生型产业的发展过程深度嵌入到乡土社会之中。同时,产业发展激发了村庄内部活力,体现为村庄社会结构完整、社会竞争适度、社会秩序稳定等积极特征。乡村产业与乡土社会高度混融,形塑了稳定有序的农村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构造出“产社一体”的村庄形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方面要把握好中西部农村产业发展的定位问题,另一方面要避免资本下乡与经营脱嵌。     

边贫山区开展农民素质教育的五点建议

近几年，中央为推进“三农”发展连续出台了六个中央一号文件，边贫山区乡村经济发展有了很大起色。但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农民素质普遍偏低，掌握农业新技术的能力不强，对乡村经济快速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加强边、贫山区农民素质教育，促进乡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向前发展，是各级党委政府在服务“三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应引起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