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搬迁对林区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基于川西高山林区水电工程移民的调查数据

川西高山林区是重点生态功能区,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区域,更是我国重要的水电基地和移民安置区。区内水电移民搬迁农户发展面临着自然环境约束和增收致富的双重挑战。文章基于川西高山林区8个县的430份微观调研数据,采用最小二乘回归模型,从家庭生产要素配置角度,实证分析了水电移民搬迁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并系统讨论了农业、林业和非农就业对移民搬迁增收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与迁入地非移民户相比,水电移民搬迁家庭年人均收入高出5838.78元,增幅为38.90%。在农业生产方面,水电移民搬迁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减少0.02公顷,农业从业人数占比减少8%,年人均农业收入减少5113.63元;在林业生产方面,水电移民搬迁家庭人均林地面积减少3.78公顷,林业季节性劳动力投入总天数增加47.76天;在非农就业方面,水电移民搬迁家庭非农就业占比提升了12%,年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3645.81元。（2）异质性分析表明,与非产业园区安置方式相比,产业园区安置方式对水电移民搬迁家庭非农就业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文章从拓宽水电移民搬迁农户的增收渠道、加强安置区产业发展以提高就业带动能力、完善搬...     

收入波动中的中国农户就业决策——基于湖北省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农户收入增长对就业决策内在影响的角度解释中国农户的就业决策行为,从农户家庭层面考察农户就业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并运用湖北省农户跟踪调查数据对农户收入变动对就业决策的动态影响进行了检验。本研究发现:农户的收入水平及其变动显著影响农户在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上的时间配置;农户在就业决策的动态考量中最关注的因素是收入状况和对收入波动及其风险的判断;理性农户会根据自身的收入状况适时地调整农业劳动和非农劳动的时间分配,进而形成家庭就业的合理决策。由此,笔者进一步从政策层面提出解决当前农户就业问题的思路和对策。     

移民搬迁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基于陕南安康地区的调查北大核心CSSCI

本文构建了移民搬迁背景下农户的生计策略分析框架,并利用陕南安康地区的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移民搬迁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结果表明:移民搬迁有利于农户优化生计结构,促进他们的生计模式向非农转型。移民搬迁显著降低了农户参与传统农林种植活动和家畜养殖活动的概率,但对提高其家畜养殖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集中安置方式显著降低了农户参与家畜养殖活动的概率和其家畜养殖收入,但对农户参与外出务工活动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要素市场改革下农户非农就业的增收逻辑

非农就业能否继续促进农民增收关系到中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本文从要素差异化配置的角度分析了非农就业对农户家庭收入总量和结构的影响,并基于2012年、2014年和2016年CFPS数据,利用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非农就业对不同类型农户的收入边际效应及群体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非农就业会通过改变农户的生产要素配置行为提高其家庭收入,要素市场改革促进农户增收的效果明显。参加非农就业会促使农户租出更多土地,同时在农业中以资本代替劳动,进而实现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双重增长。农户家庭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过程中,会经历一个从数量型转移到人力资本型转移的转换过程,这使得非农就业促进农户增收的边际效应存在“倒U型”趋势,当家庭非农化程度很低或很高时,非农就业的增收效应更加明显。具体来说,随着农户家庭非农化程度不断提高,非农就业对非农收入的提升效应先升后降,对农业收入的提升效应持续下降,对总收入的提升效应亦是先上升后下降。要通过非农就业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需要针对不同类型农户制定差异化支持政策,努力实现非农收入和农业收入同时增加的“双引擎、双保险”模式。     

互联网使用促进农户创业增益了吗？——基于内生转换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互联网采购和互联网销售参与两个方面表征互联网使用,依据陕西、宁夏和山东831户创业农户调查数据,运用内生转换回归(ESR)模型,探究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创业绩效水平的影响效应,并采用Fields分解法检验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创业绩效差距的作用方向及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参与互联网采购和互联网销售均显著提升了其创业绩效。基于反事实假设,参与互联网采购和互联网销售农户若未使用互联网采购及互联网销售,其创业绩效分别下降12.79%和4.54%;未参与互联网采购和互联网销售农户若使用互联网采购和互联网销售,其创业绩效分别提升44.15%和14.19%,即参与互联网采购对农户创业绩效水平的正向影响大于参与互联网销售的正向作用。研究进一步证实,互联网使用扩大了农户创业绩效差距,参与互联网采购和互联网销售对农户创业绩效差距的贡献率分别为5.51%和3.94%,即参与互联网采购对农户创业绩效差距的贡献率大于参与互联网销售的贡献率。     

生态补偿政策差异对农户就业和收入的影响研究

研究目的：探讨不同类型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差异,以期评估和揭示不同类型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效果及有效性,为完善生态补偿政策、提高农户福利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内生转换模型和内生转换Probit模型。研究结果：（1）人力资本水平对农户参与“造血型”生态补偿政策具有显著影响;农户年龄和教育水平、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农户参与“造血型”补偿政策具有正向作用,家庭生产性耐用品数量、耕地面积和质量、距乡镇中心距离对农户参与“造血型”补偿政策具有负向作用。（2）相比“输血型”生态补偿政策,参与“造血型”生态补偿政策的农户总收入减少4.2%,但非农就业概率显著提高26.4%。（3）“造血型”生态补偿政策对中低收入农户的发展机会型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释放了一定的流动性,但对资源依赖型收入没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应继续优化“造血型”生态补偿政策,采用多元化措施提升农户的人力资本水平以拓宽就业增收途径,以保障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农户非农就业、耕地保护政策认知与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基于产粮大县1422份调研数据

农户选择亲环境农业技术是治理农业污染、改善耕地质量和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环节。本文基于劳动节约型和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视角,分析农户非农就业和耕地保护政策认知对不同类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影响,同时甄别了对不同劳动力禀赋和不同收入农户影响的差异。研究表明,农户非农就业对劳动节约型亲环境农业技术的选择有正人口效应和负收入效应,其中,正人口效应主要体现在少劳动力组、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负收入效应主要体现在多劳动力组和高收入组;而对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的选择有负收入效应,主要体现在少劳动力组和高收入组。农户耕地保护政策认知对两类亲环境农业技术的选择均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在耕地保护政策认知的调节作用下,非农就业对劳动节约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正人口效应逐渐减弱;负收入效应被显著抑制。而非农就业对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负人口效应得到一定抑制;负收入效应则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非农就业对农户退耕还林成果保持意愿的影响 ——基于1 132个退耕农户的调查

研究目的：评估非农就业对农户退耕成果保持意愿的影响效应,为完善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的配套政策、制定巩固退耕还林工程成果的方案等提供决策参考。研究方法：基于1 132个退耕农户的调查,应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平均处理效应分析,并剖析非农就业对不同个性特征与资源禀赋农户的退耕成果保持意愿的处理效应差异。研究结果：非农就业是增强退耕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提升农户退耕成果保持意愿的关键要素;消除农户自选择等显性偏差及不可预知的隐藏偏误后,从事非农就业的退耕农户其选择继续保持退耕成果的概率显著提升30.88%;从农户异质性来看,低学历、退耕还生态林、小退耕规模、有非农工作经历或接受过非农技术培训的农户,非农就业更有助于提升其退耕成果保持意愿。研究结论：各退耕区应加大退耕农户的就业指导与技能培训,健全退耕区劳务服务体系,建立有序的退耕地流转市场,引导退耕农户建立多元化生计转型策略,增强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的持续性与有效性。     

非农就业对散养户生猪养殖决策的影响研究——基于四川省543户农户的实证

非农就业是农户的一种普遍选择,深刻影响着农户的农业生产决策。文章利用四川省543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通过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在非农就业视角下分析了影响散养户生猪养殖决策的因素,结果表明:非农就业显著促进了散养农户退出生猪养殖,但如果不解决内生性问题促进效应将被低估;散养户家庭所具有的禀赋会显著影响到农户生猪养殖决策;由于地理环境差异和家庭规模异质性存在,非农就业对散养户生猪养殖决策的影响存在差异。因此,应有序促进非农就业有助于散养农户退出生猪养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适度规模养殖形成;完善要素流转市场,促进闲置养殖设备向养殖大户集中,降低散养户退出生猪养殖的门槛;分类制定散养退出激励政策,促进生猪散养户有序退出。     

非农就业对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的影响——基于农业生产经营特征的中介效应和家庭生命周期的调节效应

非农就业对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的影响尚无定论。本文利用秦巴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630户稻农的数据,在构造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综合值的基础上,分析了非农就业对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关注农业生产经营特征的中介效应以及家庭生命周期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非农就业在总体上抑制农户的生态生产行为。②农业生产经营特征变量在非农就业影响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具体而言,非农就业通过减少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农户的地块集中程度和生产专业化水平抑制了农户的生态生产行为。③家庭生命周期在非农就业影响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的过程中发挥显著的调节效应,随着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向后推移,非农就业对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的负向影响增大。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提高了农户营林积极性吗——基于非农就业调节效应和内生性双重视角

基于非农就业调节效应,本文构建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非农就业—营林投入"理论分析框架,并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9个省(区)1497户林农的固定样本连续监测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不同类型农户林地投入行为的差异性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总体上提高了农户对林地的劳动投入积极性,但对资本投入的增加并不显著。这种效应对不同程度非农就业的农户具有差异性。对于纯农户,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促进了林地的劳动和资本投入的显著增加,表现出产权激励效应;对于非农户,由于退出效应的作用,改革导致了非农户的资本投入显著下降了约36%;对于I兼农户,其劳动投入的减少和资本投入的增加反映出林权改革的要素替代效应。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提供了农户营林积极性提高的制度环境,但并非充分条件;非农就业的调节效应会导致产权的正向激励机制受限。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位对搬迁户收入及收入质量的影响——基于8省16县的微观数据分析

本文利用8省份16县1144户易地扶贫搬迁户的三期平衡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安置区位对搬迁户收入和收入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农村安置相比，城镇安置带来的增收效应和提质效应分别提高了14.6%和2.6%，这一结论在重新测量被解释变量和克服内生性后依然成立。从收入结构看，与农村安置相比，城镇安置带来的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加效应更强；从收入质量不同维度看，与农村安置相比，城镇安置更有利于提升搬迁户收入的充足性、优化其收入的结构性、降低其收入的成本性。进一步分析发现，上述效应具有一定异质性。从不同搬迁时间看，短期内，城镇安置的增收效应与农村安置相比更强；从长期看，城镇安置的增收效应和提质效应与农村安置相比均更强。从不同收入水平看，城镇安置较农村安置的增收优势突出表现为“益贫不益富”的特点，而提质优势则具有“益富不益贫”的特点。鉴于以上发现，乡村振兴阶段的搬迁要充分考量迁入地的区位选择，采用城镇安置优先的原则；长期动态关注农村搬迁户的收入和收入质量状况，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提高农村安置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缩小农村安置户内部收入差距。     

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以江西跟踪观察农户为例

本文利用江西省11个村连续5年固定跟踪观察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家庭收入的静态和动态影响效应以及影响路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农户生产经营特征、社会经济和自然等方面因素后,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农业技术应用能够促进农户家庭总收入平均增长6.3%;若应用的时间跨度大,农业技术应用可能会对农户家庭总收入产生负面影响,但若应用的时间跨度小,则农业技术应用会促进农户家庭总收入有效增长。现阶段,农业技术促进农户家庭总收入增长的根源在于它能够节省劳动时间和精力,使农户更好地从事非农就业以提高其外出打工收入,从而促进其家庭总收入增长。实证研究结果充分证明了这一间接传导机制的存在,农业技术应用能够有效促进农户外出打工收入平均增长8.6%,且其影响程度随农业技术应用时间跨度的增大呈增强趋势。     

中国农村非农就业对农户融资的影响与机制——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研究

在农户非农化与融资难的双重背景下,基于2014年和2016年两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面板数据,运用传统Tobit模型和联合估计的条件混合处理(CMP)模型首次分析了非农就业对农户融资的影响效应;采用工具变量模型克服了内生性问题,并运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一是非农就业对农户融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不同融资渠道而言,非农就业可以同时促进农户获得正规和非正规融资;二是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非农就业对青年、教育水平高以及东部地区的农户融资促进作用更大;三是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非农就业主要通过收入增加和土地流转两种效应来促进农户融资。因此,大力发展非农经济,促进农民工多渠道就业与创业,是缓解农户融资难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政策手段。     

农业病虫害防治外包的农户增收效应研究——基于湖南、安徽和浙江三省的农户调查

基于3省521户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利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ESR)实证分析农业病虫害防治外包对农户家庭收入及收入结构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群组差异。研究发现:(1)农业病虫害防治外包有助于农户增收。在反事实假设下,选择农业病虫害防治外包的农户若未选择外包,其家庭年人均收入和家庭年人均工资性收入将分别下降8.7%和9.9%。(2)从群组差异来看,农业病虫害防治外包对工资性收入占比较低和耕地面积较大农户的增收效应更明显。     

集中居住对被拆迁农户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以江苏省张家港市为例

本文以张家港市为例,利用农民集中居住区100户被拆迁农户的调研数据,系统分析了集中居住对被拆迁农户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以期从农户视角评估农民集中居住的社会经济效应。研究表明,集中居住后被搬迁农户职业非农化趋势更加明显,生产生活方式已截然不同,庭院经济基本消失。农户家庭收入增加幅度不大,其中与集中居住无关的收入如工资性收入、政策性收入增长较快,与集中居住相关的收入如征地安置保养收入、土地流转分配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则基本持平。同时,农民的粮食、蔬菜、水电和煤气等生活消费支出大幅度增加,农民生活水平并无明显改善。     

劳动力非农就业抑制了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社吗——基于西部地区10省85村1154户的微观调查数据

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核心,但随着非农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难免会造成劳动力流失的问题。本文从农户视角出发,探讨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社的负向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农户非农就业显著地降低了参与专业合作社的概率,但离土型非农就业能够减缓这种抑制作用;(2)非农就业通过提升农民家庭收入、减少政治参与两条逻辑阻碍农民参与专业合作社,社会资本的传导作用不显著。在后续乡村发展过程中须平衡好农户非农就业与农户主动性发挥的问题,如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鼓励就地就业创业、优化乡村治理机制与乡风文明建设等。     

非农就业与农业外包服务行为——对“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的再考察

本文使用新迁移经济学框架来追踪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农业外包服务的影响,并依托心理账户理论,分析劳动力减少与收入增加对农户购买外包服务的不同影响。结合文献与理论分析发现：“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是劳动力非农就业影响农户生产投入的不同渠道。对“替代效应”的检验表明,务工人员增加对农业外包服务的购买有正向影响;对“收入效应”的检验表明,考虑内生性以及多样性偏差以后,对于有经济回报的家庭,非农就业人员数量对固定资产的投入、农业外包服务购买都有正向影响;对于无经济回报的家庭,非农就业人员数量仅对农业外包服务购买有正向影响。研究建议拓宽留守人员的转移性收入渠道,以及加大对农业生产服务行业发展的支持。     

健康对我国农村家庭非农就业的影响:效率效应与配置效应——以江苏省灌南县和新沂市为例

基于家庭经济理论与健康投资理论,本文通过构建农村家庭劳动时间分配模型,系统研究健康对农村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效率效应与配置效应。基于江苏省651名农村劳动力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劳动力健康水平不仅对劳动力自身外出就业产生影响(效率效应),还会影响家庭成员劳动时间的分配,对家庭其他成员的非农就业造成显著影响(配置效应)。效率效应表明农村劳动力自身健康状况越好,其参与非农就业概率越高;配置效应则显示家庭成员不健康的比例越高,家庭其他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低。改善我国农村健康状况,不仅有利于促进家庭成员自身非农就业,还有利于增加家庭其他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机会。     

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存在社会互动效应吗？

研究目的:分析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社会互动效应,以期更好地解读农户的行为决策,为农地流转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研究方法:离散选择互动模型,Logit模型。研究结果:(1)农地转出行为存在显著的内生互动效应,同村庄其他农户的转出行为正向影响个体农户的农地转出概率。(2)内生互动效应存在区域差异,西部地区的农户对他人转出行为更敏感,流转决策的依赖性更强。(3)非农经营具有正向溢出效应,经营非农产业不仅影响自身的农地流转决策,还会提高其他农户的农地转出概率。研究结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并非独立,而是相互影响的,相关政策可以通过优先干预部分农户、鼓励非农创业的方式促进农地使用权有序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