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模仿机制中的同群效应研究

模仿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人们对模仿行为的研究逐渐从社会个体层面拓展到企业决策层面。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市场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文献研究法、统计分析法和回归分析法，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模仿行为形成的同群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模仿行为；从信息学习视角证实社会责任模仿行为是企业理性选择的同群效应，而不是盲目追风的羊群效应；行业竞争强化了企业社会责任同群效应的形成。突破企业决策的独立性假设，聚焦企业社会责任决策的社会互动机制，从同群视角打开社会责任决策趋同的暗箱，为企业更理性的履行社会责任提供相关建议。     

参与精准扶贫与企业创新——基于外部融资视角的分析

为实现消除农村贫困和区域贫困的目标,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参与到精准扶贫战略中,然而学术界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经济后果影响的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以2016-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文章实证检验了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工作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参与精准扶贫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在改变变量度量方法、更换模型以及使用安慰剂检验和PSM模型控制内生性问题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探讨其中的作用机制发现,企业参与精准扶贫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提升了创新绩效,而资源效应（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和提高税收优惠）和声誉效应（增加媒体正面报道数量）是参与精准扶贫所发挥的外部融资作用。最后,基于宏观社会层面、中观市场层面以及微观企业层面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主要存在于地方扶贫压力较大、资本市场信息环境较差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中。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不仅丰富了参与精准扶贫和企业创新领域的相关研究,也对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中的作用以及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连锁董事网中公司并购行为的同群效应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从企业的同群效应,即地区中企业间的相互模仿,来考察中国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在控制内生性和排除地区因素替代性解释的情况下,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具有同群效应,公司并购战略的实施受到相同省区并购企业比例的显著正向影响,公司的并购规模受到相同省区平均企业并购规模的显著正向影响,在相同省区中,连锁董事网络中心度较低的公司具有显著的并购行为的同群效应,并购行为的同群效应在中心度较高的公司不显著,中心度低的公司模仿中心度高公司的并购行为。     

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的机制与影响因素——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提升企业研发投入水平对推动我国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大意义。文章基于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研发投入行为是否存在行业同群效应,并探究其作用机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研发投入行为存在显著的行业同群效应,同行业企业的研发投入显著正向影响其他企业的研发投资决策,学习和竞争压力是形成上市公司研发投入行为同群效应的主要原因,非国有企业和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更倾向于模仿同群企业的研发投入行为。相关研究结论可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政策参考。     

制造业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同群效应研究——基于价值网络嵌入视角

文章基于价值网络嵌入视角，以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制造业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直接和间接同群效应的产生动因，实证检验了直接和间接同群效应的模仿路径及异质性。结果发现：目标企业倾向于跟随行业内绿色供应链管理绩优企业而触发结果模仿路径下的直接同群效应，在频率模仿及特征模仿路径下则表现出显著的“反同群效应”；绿色供应链管理同群效应会通过提升供应商所在行业竞争程度而间接促进目标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绩效的提升，即存在以行业竞争程度为中介的间接同群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在结果模仿路径下，高融资约束企业、高高管薪酬企业以及大型企业更易受到同群效应影响。     

企业漂绿行为的地区同群效应--来自中国工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中国沪深A股工业上市公司样本,从地区同群效应的视角,研究企业漂绿行为的传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企业的漂绿行为在同一区域内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目标企业的漂绿程度与同区域其他企业漂绿程度显著正相关。通过对地区同群效应产生的潜在机制进行考察,发现企业漂绿地区同群效应主要是由社会学习机制和竞争性模仿机制驱动的,进一步对漂绿同群效应治理机制的检验结果表明,政府环境监管力度的加强与媒体关注度的提高均能对企业漂绿地区同群效应起到一定的威慑和阻断作用,二者的协同配合能够实现更好的治理效果。     

研发投入同群效应促进了企业创新“增量提质”吗？

同群企业间研发投入环节的相互学习与模仿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2014—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研发投入同群效应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同群效应能够增加企业创新数量并提高创新质量；研发投入同群效应具有微观层面企业内部经验互补作用和宏观层面创新激励政策互补作用,更有助于研发经验少的企业以及获得政府创新补贴低的企业增加创新数量和提高创新质量。进一步异质性检验表明,行业竞争程度越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越高,研发投入同群效应越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数量的增加以及创新质量的提高。相关研究结论对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如何利用研发投入同群效应来实现企业创新的“增量提质”具有启示意义。     

参与精准扶贫对上市公司企业绩效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

选取国内沪深A股主板市场于2016—2019年连续完整披露参与精准扶贫信息的36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证实检验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企业规模的门槛估计值为1245.69亿元,规模在此门槛值以下的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给财务绩效带来的正向影响程度不如门槛值以上的企业;扶贫规模的门槛估计值分别为0.2965亿元及2.3419亿元,门槛值以下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给企业带来的正向效应十分明显,每超过一个门槛值正向效应就会急剧减小。     

企业结对帮扶与县域利用外资

在脱贫攻坚战中，作为市场化的主体，企业践行定点结对帮扶形式的社会责任，有利于培育对口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本文以2016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有关企业扶贫信息披露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整理上市公司定点帮扶县域的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企业对县域的结对帮扶如何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研究发现：企业结对帮扶能显著提升县域利用外资水平，这一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结合县域和企业数据，本文揭示企业可以基于对外投资纽带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同时通过社会责任经历改善外资的预期，从而促进外商投资。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参与特征上，企业帮扶存在规模效应；在参与地点上，存在本地知识效应及东西互补效应。本文的发现为如何凝聚社会各方力量畅通“内循环”、促进“外循环”，深化结对帮扶工作，从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提供了鲜明的政策启示。     

中小企业参与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意愿的影响因素——基于有序Logistic-ISM模型分析

为了提高西部民族地区中小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从理论上厘清西部民族地区中小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意愿的影响机制，文章基于参与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发展的中小企业有效问卷，通过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中小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意愿的影响因素，并采用解释结构模型（ISM）深入探讨各影响因素的内在逻辑关系与层次结构。实证发现：政策支持、外部资金、企业实力、农户素质、利益联结、企业开办年限、主要产品和发展阶段显著正向影响中小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意愿，而企业类型显著负向影响中小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意愿；政策支持、外部资金、企业实力、农户素质和利益联结是影响中小企业意愿的直接因素，而开办年限、主要产品、发展阶段和企业类型是其深层影响因素。基于此，为提高中小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意愿提出针对性建议。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改善投资效率吗?——基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视角

以2016—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视角，深入考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承担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社会责任可以显著改善投资效率，不仅能够缓解过度投资，而且还可以抑制投资不足，融资约束在改善投资效率、抑制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履行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社会责任对投资效率改善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行业竞争程度越高，社会责任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越大，行业竞争与社会责任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的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低的企业中，社会责任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越大，并且市场化程度、内部控制与社会责任之间存在替代关系。     

乡村振兴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而互联网则是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文章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论证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创业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与农民创业呈显著正相关；采用替代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及工具变量法与倾向得分匹配法处理内生性问题之后，互联网使用依然具有"创业效应"；机制分析表明，信息渠道效应、社会资本效应与风险偏好效应是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民创业的重要渠道。"产业兴旺、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两大要求。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全面推进互联网进村入户，提高农民互联网使用率，有助于发挥互联网服务农民创业的功能。另外，应继续优化农民创业环境，不断释放农民创业潜力，加速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精准扶贫中的社会治理

要坚决打赢精准扶贫攻坚战,小康路上不能让一个人落下。扶贫脱贫必须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相互促进,要做好全力实施脱贫致富奔小康工程、加强重点地区和群体脱贫攻坚、深入推进专项竞争扶脱贫行动等五件大事。促进精准扶贫必须与社会治理有机统一:要提升精准扶贫中的社会治理新理念,构建精准扶贫中的社会治理新模式,注重精准扶贫中的社会治理主体多元性,突出精准扶贫中的社会治理措施有效性。     

“太相似而不能倒”：银行信贷同群效应与系统性风险

受信息级联效应及声誉机制影响，商业银行信贷决策行为趋同所带来的同群效应，会加大银行业共同风险敞口，继而对系统性风险产生影响。对此，文章在逻辑建构的基础上，以2010—2020年间中国A股上市银行为样本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商业银行存在信贷同群效应，呈现出同类模仿的特征，且不因取消存贷比这一政策冲击而发生实质性改变。信贷同群效应提升了贷款行业集中度、造成银行资产重叠，继而增大共同风险敞口，显著提升了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水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大，信贷同群效应越可能诱发系统性风险。因而，商业银行应当走以科技和创新为驱动力的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之路，拒绝低水平竞争，防范系统性风险，为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助推高质量发展。     

西部地区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的影响因素研究——以伊利公司参与“精准扶贫”项目为例

贫困一直都是制约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减少和消灭贫困也成为各个国家政府的理想目标之一。本文主要研究在"精准扶贫"项目中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伊利参与的情况。以伊利在2016至2019年企业参与"精准扶贫"项目为例,从产业、教育、社会、健康、生态和兜底保障等6大方面入手分析在西部地区企业参与"精准扶贫"项目的影响因素。     

医药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以2016—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其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医药企业精准扶贫投入水平越高，对企业绩效的提升越显著；政府补贴在精准扶贫投入水平与企业绩效间起负向调节作用；相较于非国有医药企业，国有医药企业提高精准扶贫投入对企业绩效的提升效果更好。研究结论丰富了精准扶贫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为后精准扶贫时代医药企业继续进行扶贫成果巩固工作提供借鉴。     

乡村振兴也要讲究精准

正"精准扶贫"是科学的方法论,对我国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同样需要科学施策,精准施策。脱贫攻坚成功在于精准,乡村振兴也一样,适合的才是最好的、精准的才是最有效的。我们看到,现在有的地方挂钩包点确立指导和责任机制,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会存在选择性偏向吗？——行业属性与就业偏向

人工智能技术并非均等地应用于不同生产领域，现有文献并未重视人工智能技术会偏向应用于哪个行业，并对就业结构产生何种偏向性影响。文章基于天眼查企业信息数据库，结合中国专利数据库爬取的人工智能专利行业数据，构建行业层面人工智能指数，从上市公司层面检验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就业筛选效应的存在性及其约束条件。研究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存在岗位和技能的双重偏向效应，这源于制造业智能化创新产出差异导致行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差距，诱发岗位和技能就业偏向，尤其会显著提高非程式化认知型岗位劳动占比，引致就业结构出现“单极化”趋势，多重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处理后结果依然稳健。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对不同技术和所有制企业的劳动就业存在非对称影响，更偏向于提高智能型和科技型企业高端技能劳动就业，而国有企业表现出对低端、中端技能劳动就业的保护。此外，人工智能技术在行业间存在明显的涟漪效应，这有助于强化其技能和岗位的选择性偏向，新冠疫情则会进一步加剧人工智能技术对中端技能劳动就业冲击。     

基于精准扶贫视角下的乡村旅游发展探析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是利用可以做旅游的乡村有针对性的进行扶贫工作,通过发展贫困地区的优良的旅游资源,带动当地老百姓脱贫,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推进脱贫攻坚战,从原来的人们对生活物质的需求改变为人们对美好生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为实现我国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扶贫政策。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是帮助贫困地区人口脱贫致富,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比较有效的一种发展模式。文章通过分析发展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意义,提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主要问题。实现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途径,助力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融合发展,其中一些建议意见对其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精准扶贫政策下民宿从业人员服务质量提升研究——以四川省甘孜州白玉县为例

发展民宿经济是乡村旅游发展的一大重要环节。文章是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大背景下,以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白玉县为例,通过对白玉县的文献资料收集、实地走访以及问卷调查工作,具体研究白玉县在乡村振兴战略支持下民宿从业人员的服务质量,结合当地实际,从政府、社会、管理者、从业人员自身四个层面探索民宿从业人员服务质量提升的可行性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