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贫困治理中的金融扶贫创新研究

2020年之后,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将进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新阶段.金融扶贫在绝对贫困治理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门槛效应制约、基础设施不完善、供给主体内生动力不足、制度保障有缺口等挑战.我国贫困基本态势的转变对金融扶贫创新提出新的需求,相对贫困治理阶段金融扶贫应进一步聚焦于改善农村脱贫生...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研究

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是继绝对贫困治理之后面临的新贫困问题,是实现乡村振兴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相对贫困治理是遏制返贫现象,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破解"三农"问题,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化解农村主要矛盾,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问题需要建立长期、稳定、有效的治理机制,即相对贫困衔接机制、脱贫内生动力机制、多方力量扶持机制,从而发挥各项制度、政策、法规的常态化贫困治理功能。     

相对贫困的循证治理框架设计与农村相对贫困群体的主体性研究

相对贫困群体的主体性随着反贫困实践的深入越发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反贫困和乡村振兴的历史总结和时代要求共同地指向,在我国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激发农村相对贫困群体的主体性将是实践的重要支点之一。由于中国的贫困治理与循证实践在此前已展现出相当的契合,故我们将农村相对贫困群体主体性放入循证实践框架中进行分析。循证相对贫困治理的实践框架在横向上展开为四位一体的主体互动关系,纵向上要求实践对象的全流程在场。这一治理框架的提出,是对乡村治理机制的创新。在此框架中,农村相对贫困群体的主体性一方面是积极配合其他主体进行循证实践的责任,另一方面是向其他主体进行身份转化的潜能。引入发展的眼光研究该群体的主体性,是对精准扶贫时期循证实践研究的突破。最后,在激发路径上,可以加强乡村数字化建设、进行实践项目吸纳和社区建设,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合理转型。     

陕西省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研究

贫困问题是各个国家都无法避免的难题,2020年我国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减贫工作的结束,而是代表着围绕贫困问题的治理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陕西省在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不仅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还要将其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因此,本文以陕西省农村相对贫困人口为研究对象,探讨在农村相对贫困治理中面临的人口、经济、教育和社会等困境。对此,要从社会保障、经济持续增收、教育文化、扶贫政策长效性等方面,建立陕西省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     

后小康时代农村相对贫困的问题诊断与机制建构

农村相对贫困是后小康时代贫困治理的主战场。新时期的农村相对贫困主要面临脱贫攻坚成效不稳定、脱贫人口识别难度大、脱贫内生动力不足三大现实挑战。据此,通过构建农村相对贫困的精准识别机制、社会保障机制、长效稳定增收机制三大举措予以破解。加快建立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长效机制,这不仅有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最终消除贫困和实现共同富裕,而且对于顺利推进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     

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行动困境及破解——基于后脱贫时代的视角

从后脱贫时代的视角,对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必要性进行了审视,认为其包括治理资源导入需求与社会组织功能的互补攻坚式贫困治理模式转变的现实背景等。基于上述逻辑,总结概括了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面临的依附性困境、制度空间困境和行动能力困境。这些困境影响着后脱贫时代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效果与水平。鉴于此,文章尝试从机制端、政策端、行动端等多个角度提出对策,以纾解困境。     

2020年后中国多维相对贫困标准:国际经验与政策取向

2020年后,中国扶贫工作将由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相对贫困转变。本文首先回顾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标准的相关文献,基于可行能力理论从"贫"和"困"的视角构建了多维相对贫困标准概念框架,然后在对基本需要法和能力方法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典型国家的国别经验研究,提出了中国2020年后多维相对贫困标准的政策取向。本文认为,2020年后中国应采用多维相对贫困标准,没有必要与OECD国家相对贫困标准接轨。多维相对贫困标准,既要包括反映"贫"的经济维度,也要包括反映"困"的社会发展维度,还要包括生态环境维度:在经济维度,需要考虑收入和就业两个方面;在社会发展维度,需要考虑教育、健康、社会保障、信息获得等方面;而新发展理念以及生态补偿脱贫实践经验要求把生态环境纳入多维贫困框架中。     

我国城乡相对贫困问题研究

2020年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绝对贫困。相对贫困由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导致,是一个长期性、复杂性的问题。短时间内难以完全消除相对贫困,只能通过减少相对贫困达到治理目标。文章分析了我国城乡相对贫困治理的基本情况,总结了相对贫困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对贫困治理的对策建议,以期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兴安盟农村牧区贫困治理思考

随着农村贫困治理工作的不断开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都有较大幅度下降,但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贫困人口所占比重则持续提高.兴安盟是内蒙古自治区区域贫困最为突出的地区.本文对于兴安盟农牧区贫困现状及贫困治理中存在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进行了分析,并结合兴安盟实际提出了推进兴安盟农村牧区贫困治理的对策建议.     

走向共同富裕的解决相对贫困思路研究

基于对国内外相对贫困研究文献和国外相对贫困治理实践的梳理,以及对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研读,本文论述了中国中长期进程中解决相对贫困的四个方面的问题:中国可以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在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框架下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目标;为了充分满足贫困和社会进步监测以及减贫政策需要,中国现阶段可以制定多元的相对贫困标准体系;中国解决相对贫困应坚持国际上普遍采纳的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障"三支柱"战略,但需要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必要的调适,尤其是应继续坚持发展支持战略与政策导向;相对贫困治理需转向常规化,对大扶贫格局进行优化,实行制度化、法制化的贫困治理。     

农户相对贫困测度及互联网的减贫效应

相对贫困具有主客观双重属性,既是个体与参照群体相比较确实存在的客观差距,也是心理层面与参照群体相比产生的主观被剥夺感。本文基于CFPS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结合A-F指数测度了农户相对贫困,并分析了互联网使用的减贫效应,得到如下结论:(1)样本农户2014～2018年客观相对贫困和主观相对贫困情况有所缓解,但面临的客观剥夺和主观剥夺均比较严峻,尤其是客观剥夺,改善民生、缩小差距仍是现阶段的重中之重。(2)从区域分布情况来看,不管是客观相对贫困还是主观相对贫困,西部地区均高于样本平均水平,贫困叠加,反贫困任务艰巨,仍然是治理相对贫困的重点区域。(3)互联网的减贫效应结果显示,使用互联网有利于缓解农户相对贫困,且对客观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大于主观相对贫困,互联网发展行为的减贫效应大于互联网生活行为,其结果具有稳健性。     

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精准扶贫的二次正当性转变

为了扶贫减贫事业能够取得实效,国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要求,并发展出“扶真贫”“真扶贫”和“真脱贫”三个评价维度。精准扶贫方略的提出契合了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在绝对贫困治理中,如果说从政治动员到技术动员是精准扶贫的一次正当性,那么在相对贫困治理中,促进国家的施政伦理与乡村基层的社群伦理的共通与兼容,则是精准扶贫的二次正当性。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政府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的数据质量控制能力,防范技术治理中的数字失真。     

乡村数字化何以缓解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

中国已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缓解相对贫困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亟待解决的难题。文章以乡村数字化发展为嵌入点,分析对多维相对贫困治理的内在机理,结合实证方法剖析乡村数字化减贫的影响效果、作用机制、差异表征与空间效应。结果发现：（1）乡村数字化可显著缓解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影响效应为-0.13。（2）乡村数字化可通过提升家庭非农就业水平和社会融入度减轻自身贫困程度,两者的中介效应分别为16%和24%。（3）在未接受政府补助、贫困程度较高以及从事非林业生产的家庭中,数字减贫能发挥较大功效。（4）我国各地区农村贫困程度存在显著的省际空间自相关,乡村数字化发展会缓解本省份和临近省份的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文章从促进就业和融入度两方面揭示数字减贫的内在机理,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乡村数字化减贫的地区空间溢出效应,并从家庭是否进行林业生产活动等角度分析数字减贫的差异表征,丰富现有减贫研究方法与视角,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新思路。文章得出政策启示：培育农户新型职业,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广泛设立农村就业岗位,建设数字化社交平台,强调物质经济援助与激发自主能力并重;积极培育林区...     

乡村振兴下宁夏相对贫困治理的挑战与路径选择

精准扶贫方略实施以来,民族地区脱贫进程明显加快、脱贫质量显著提升,宁夏贫困人口逐年减少、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可支配收入稳定增长。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的基本态势亟待改变,宁夏相对贫困治理尚面临扶贫产业培育不足、区域发展水平差距大等问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面临挑战。建议构建扶贫产业和人力资本培育新格局以稳定农民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以满足农民多维发展需求,统筹区域治理以缩小区内南北和城乡差距,完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以实现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好融入”,为全面开展乡村振兴提供路径参考。     

农村居民健康对我国农村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以我国中西部地区为例

近20年来,为了缓解农村贫困,我国进行了一系列农村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下降到2006年的2148万人,绝对贫困发生率从30.7%降到2.3%.农村贫因性质发生了转变,"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已逐步成为农村贫困人口产生和存在的主要原因.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实证分析来考察和检验农村居民健康与个人发生贫困概率的关系,为农村扶贫减贫的政策选择提理论依据.     

中国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构建研究——基于英美福利治理的反思

在过去百余年间,以英美为代表的福利国家大致经历了从单一的"社会取向""政府取向"到"市场取向"的福利观,进而转向综合的"社会取向"福利观的范式演变历程,其政策实践包括实施差异化济贫政策,强化贫困地区经济开发,缓解区域发展差距;把握教育与就业两大环节,提高贫困人口人力资本,强化贫困群体内生动力和能力;甄别有无劳动能力贫困...     

后小康时代相对贫困的治理

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后,我国扶贫工作重心转向解决相对贫困。相对贫困的内涵不仅指的人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还包括社会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以及人能力受限。有诸多原因导致贫困的产生,例如脱贫攻坚政策性因素、社会结构转型与人口流动带来的贫困、社会保障不健全性的贫困、自然地理因素带来的贫困、身心限制及能力不足等因素。目前需要建立一个综合性的解决贫困的长效机制,在总结脱贫攻坚战的成功经验基础上进行相对贫困的分析,在城乡融合角度研究相对贫困,还要重视贫困的社会治理转向,构建中国特色减贫话语体系,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