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发展进程及地区差距:现状、问题与思考——基于中国农村发展指数的研究

本文构建了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活水平、生态环境和城乡一体化5个维度的中国农村发展指数,并基于2011~2014年数据对全国及各地区农村发展进程进行了测度和比较分析。在全国层面,中国农村发展水平稳步提高,生活水平和城乡一体化维度提升明显。在区域层面,东部地区农村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它地区且各维度之间发展更加均衡,生态环境在中部和东北地区都是发展水平最低的维度,经济发展是西部地区的薄弱环节。在省级层面,各地区农村发展水平呈"两端分化、中间趋同"特征,各维度面临的地区发展差距与各省份面临的维度发展失衡总体上都趋于缩小。未来推动农村发展的重点是继续提高农村综合发展水平、着力实现地区之间、维度之间均衡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分析视角

本研究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分析视角,运用2010年全国2258个县域统计数据,从全国县域和东部、中部、西部县域的角度,实证分析了区域经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区域经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从全国县域的角度来看,县域区域经济发展每提高1％,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0．7737％的贡献,相邻县域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空间上的互动效应;从东部、中部、西部县域来看,东部地区县域区域经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程度明显高于中部、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空间互动效应作用明显高于东部、中部地区。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下建议,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要制定区域性的相关政策,有效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西部、中部地区要进一步发展农村经济及城镇工业、建筑业、第三产业等,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东部地区要充分发挥现有区域经济发展优势,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吸纳;另外,还需要构建完善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以及社会保障等机制。     

中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水平测度、时空演变及推进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是促进中国乡村振兴的关键战略方向。本文基于2011—2019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了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泰尔指数、莫兰指数等研究方法对数字乡村发展的时间演变、区域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探析。研究发现：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正逐步提升，但存在较大区域差异，基本呈“东—中—西”递减状态，且粮食生产环节较多得益于数字乡村发展红利；区域总体差异基本呈缩小趋势，四大区域的差异主要源于区域内，东部地区差异及贡献率最大，三大粮食功能区区域内差异也逐步降低；数字乡村发展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相关性，东部和中部省份多表现为HH型和LH型集聚，西部较多省份则为LL型集聚。据此，本文就数字乡村发展的推进路径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区域差异研究

本文利用2011—2013年28个省份的统计数据,通过三阶段DEA和超效率DEA方法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进行评估,研究表明,我国各省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程度、财政分权和人口密度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对环境因素和随机扰动因素进行调整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区域排名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综合技术效率最高,除环境因素和随机扰动因素外,规模效率是影响东部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关键因素。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广东省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研究

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广东省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尤为突出。本文从区域发展不均衡、城乡发展不协调、居民收入差距大三个维度探讨广东省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主要表现,并针对现实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从顶层设计、行政区划、财政支农、公共服务的延伸性等角度讨论广东省不平衡不充分的形成机制,提出其根源在于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主要矛盾集中在粤东西北的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     

基于时空异质弹性生产函数的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迁特征研究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观察农业经济发展特征趋势和质量的重要依据。本文基于中国农业要素禀赋差异的国情特征,构建包含时间和空间因素的时空异质弹性生产函数模型,利用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对其变迁特征、区域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引入包含时间和空间因素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能够对要素产出弹性的时变和异质性进行估计,优于传统生产函数方法,能够得到省际差异的时变要素产出弹性,具有较好的统计学显著性和经济学意义;对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发现,1978—2017年东部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为1.7%,高于中部的0.9%和西部的1.2%;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呈先降低后趋于稳定的整体态势,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间增速变化趋势趋同,但存在阶段性差异;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Dagum基尼系数均值为0.247且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东部和西部区域内发展不均衡性高于中部地区,东部—西部区域间差异是全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时空异质性产生的主要原因,区域间、区域内协同均衡发展格局亟待完善和转变。本文建议从增强农业科技支撑能力、充分发挥地区禀赋优势、健全完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软环境"等方面,加快推进新时期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农业机械投入强度差异与极化研究

[目的]将农业机械投入置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背景下,以2000—2016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与台湾地区)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我国农业机械投入强度区域差异与极化程度。[方法]用泰尔指数分解和极化指数探讨我国省际农业机械投入强度的区域差异与空间极化特征。[结果]我国不同空间尺度农业机械投入强度在研究期内都表现出明显的增长态势,且区域差异显著,其中,东部地区农业机械投入强度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投入强度最低;从泰尔指数分解来看,除西部地区外,全国及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农业机械投入强度差异均呈收敛趋势,且区域内部差异是造成中国农业机械投入强度差异的主要原因,年均贡献率超过80%;从极化指数结果来看,我国农业机械投入强度表现出一定的极化特征,其中,全国及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的农业机械投入强度在研究期内逐渐向区域均衡演变,西部地区则由区域均衡向区域集聚转变。[结论]应有效提高我国及不同区域农业机械化投入质量与效率,缓解区域差异与极化程度,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战略。     

中部传统农区新农村建设的几个问题

中部传统农区新农村建设相对于东部、西部地区而言具有特殊性：一方面，由于工业化水平较低，建设起点低于工业化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另一方面，由于肩负着保障全国粮食安全的重任，中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任务的艰巨和复杂程度超过了西部。本文在反思中部地区过去农村建设思路的基础上，提出了中部地区应走出或工业化或农业强省的两难抉择，以加快非农化进程促进新农村建设的思路。     

我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的区域差异和时空演进特征研究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作为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科学合理的内涵阐释、水平测度与特征分析对进程推动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13—2021年30个省份数据,在明确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构建集“多维富裕—共同协调—提质增效—生态宜居—和谐和睦—民生福祉”为一体的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障碍度模型、Kernel密度估计、莫兰指数、马尔可夫模型对我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的区域差异和时空演进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样本期内我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呈上升态势,发展水平呈现东部>东北>中部>西部的分布格局,提升速度呈现西部>东北>中部>东部的追赶之势,各维度水平均得到提高。(2)样本期内总体区域差异呈缩小态势,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间差异是造成区域差异的关键。其中,和谐和睦维度区域差异值相对较大,且与多维富裕维度的区域差异呈扩大趋势;进一步分析,农产品外贸依存度、农产品质量是现阶段主要障碍因素。(3)我国总体和四大区域内省域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扩大,东中西部出现不同程度的极化特征。省域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向上转...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距及其结构分析

本文运用二阶段泰尔系数，根据地区国民生产总值，人口等区域经济指标，分析了当前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聚类、程度、趋势、来源和构成。同时认为，我国现阶段的区域差距总体上呈持续上升的趋势，且区域差距的持续上升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距的不断扩大；东部地区内部省际差距对全国的整体差距贡献率最高，但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西部地区虽然对总差距的贡献率相对东部较低，但总体呈上升趋势；从区域内各省内部差距状况来说，对总体区域差距贡献率最高为省内差距。     

城镇化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基于31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我国2005-2012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主要以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2个指标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分别从全国和区域2个层面实证检验了我国城镇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从全国层面看,我国城镇化对粮食安全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从区域层面看,东部、中部地区城镇化对粮食安全具有负向作用,但东部负向作用显著,中部负向作用不显著,西部城镇化却能显著提高粮食安全水平。城镇化进程中,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合理利用农业生产要素,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科学发展城镇化,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农情、粮情、城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城乡融合的逻辑机理、多维测度及区域协调发展研究——基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推进视角

在加快构建全域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背景下，合理评估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及区域发展差异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双轮协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机理，创造性地构建一套兼顾系统论和复合论思想的评价指标体系，对2010—2020年中国31个省份城乡融合发展总体及分维度水平进行测算，并对区域城乡融合发展差距展开研究。结果表明，考察期内城乡融合发展总体及分维度水平均呈现平稳上升趋势；城乡融合发展总体及各维度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且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东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总体水平的内部差异最大，东部—西部的区域间差异最大。据此，提出促进区域城乡融合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本研究为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新思路，也为缩小区域城乡融合发展差距提供政策参考。     

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的时空分异及动态演进

基于我国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的区域不平衡背景,运用加权标准差椭圆、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及马尔可夫链分析方法,从空间分布、时空相对差距、时空绝对差距和时空演变四个角度剖析2007—2020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的时空分异及动态演进。研究发现：我国整体工业用地的市场化水平有上升趋势,区位分布呈“东北-西南”的空间格局,分布重心逐步向西南方向移动,地区差距先缩小后扩大。四大区域相对差距的主要来源是超变密度,绝对差距均呈先缩小后扩大态势,其中中部和东北地区表现出两极分化。从时空演变看,东部地区的发展潜力最大;东北地区稳定性最差,未来市场化发展有倒退风险;中部地区存在“高水平壁垒”;西部地区容易向两极分化演变。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深化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增加区域间的空间协调配合、优化工业用地供应方式、防范区域内形成两极分化等建议。     

数字经济对税收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2011～2018年全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并对数字经济是否促进地方税收进行回归估计。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税收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及区域异质性,仅在东部地区为正向作用,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存在不同程度的负向作用,其中东北地区的负向效应最为明显。     

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分析

[目的]科学客观地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探寻全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趋势,以期为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农村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政策建议。[方法]文章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5个维度构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2009—2018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和西藏）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利用Dagum基尼系数研究区域差异,并根据Markov链分析动态演进趋势。[结果]全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且各地区间的发展水平存在非均衡性,表现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分布特征;在区域内差距上,东部区域内差异最大且呈现逐渐扩大趋势;在地区间差距上,东部—西部地区间差距最大但呈现逐渐缩小趋势;从动态演进趋势来看,中国整体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处于由低阶段、中低阶段向中高阶段、高阶段快速发展提升的时期。[结论]充分考虑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结合资源禀赋协调区域差异,切实实现各地区乡村发展能力的提升和优化,保障乡村振兴的有序平稳进行。     

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行政村的视角

本文通过对全国307个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计量模型得出,我国目前的农业机械化总体水平达到34．30％,东北地区农业机械化水平最高,东部次之且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和西部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西部最低。影响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显著性因素有人均收入、种植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机耕机播面积和地理位置因素。     

户籍制度改革的财政压力研究——基于流动人口市民化的空间分布视角

基于Arcgis 10.2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建成全国362个地级市非农业人口、城镇人口和流动人口数据库。在假设全国不同区域流动人口市民化成本一致的前提下,根据不同区域流动人口规模和集聚特征探讨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财政压力的空间分布。研究表明,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财政压力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其次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户籍制度改革财政压力最小,其中西部地区户籍制度改革财政压力的空间分布差异显著。     

乡镇企业:中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启动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为全国各地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由于区域间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带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明显扩大。1980年三大经济带的农村社会总产值之比为1.48:1:0.51,而1989年为2.12:1:0.48。差距的扩大不仅不利于经济的均衡发展,而且将加大第二步奋斗目标实现的难度。因此,在本世纪末的最后十年,加快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28.9％、总人口1/3强、耕地面积近一半的中部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显得异常迫切。     

中国城市化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关于城市化如何影响二氧化碳排放,业界尚未达成共识。将中国分为东部、西部、中部3个区域,探索二氧化碳排放和城市化之间的因果关系。对1997—201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对二氧化碳排放有一定影响,而在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大多数省份中,没有发现这二者之间有显著因果关系。根据研究结果可知,决策者应建立低碳消费的激励机制,促进清洁能源的发展,并提高城市居民的环保意识,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普惠金融发展及其农村减贫效应:来自广东的实践

从服务广度和深度构建地区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模型,并探讨其农村减贫效应和作用机制。鉴于广东经济体量较大和区域发展不平衡,使用2013?2018年全省20个市(除深圳)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广东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缓慢上升态势,而区域间的发展差异较大。得益于服务广度、深度延伸以及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全省普惠金融的农村减贫效应显著,而收入分配的间接作用不显著。珠三角金融资本存量较高,金融的横向化和纵向化均有显著减贫效应,而粤东西北地区的农村减贫主要依赖于金融的有效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