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游开放政策会影响下游FDI溢出效应吗？——基于服务业放松外资管制视角

推动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溢出作用对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文章基于服务业放松外资管制的全新视角，利用2000—2013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探究了上游服务业外资开放政策对下游制造业FDI水平溢出、后向溢出和前向溢出效应的影响及可能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上游服务业放松外资管制显著促进了下游FDI水平溢出、后向溢出和前向溢出效应，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使用不同时期样本以及采用不同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旧成立。(2)服务业开放与下游FDI溢出效应的关系受到异质性影响，服务业开放对下游FDI溢出效应的促进作用在具有较低吸收能力和较高吸收意愿的企业中更加显著；相比生活型和公共型服务业开放，生产型服务业开放更能促进下游制造业FDI技术溢出。(3)机制检验发现，服务业开放主要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要素和中间品要素供给以及提升地区产业集聚和企业分工水平等渠道对下游FDI溢出效应产生积极影响。(4)进一步以服务业金融开放为例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表明，扩大上游服务业开放有助于提高下游FDI水平溢出、后向溢出和前向溢出水平。文章的研究对于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服务于经济发展目标，理解...     

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与制造业技术进步

文章基于最新全球投入产出表构建更加细化的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位置指数,分别利用OP和LP方法测算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对二者进行匹配,实证分析了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所带来的自身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对制造业生产分割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在效益。结果显示: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对于制造业企业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国内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创新效应大于国外服务要素投入带来的溢出效应;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创新效率提高更明显;降低制造业投入成本、技术创新和溢出是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影响机制,基于中国制造业服务投入结构现状,信息技术服务、研发与商业服务、金融服务业等高技术服务对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溢出和创新效应需要得到进一步释放。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提升制造业创新效率?——基于集聚外部性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集聚外部性的角度理论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创新效率提升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07-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三个外部性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MAR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能提升制造业创新效率,而Jacobs外部性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从区域异质性来看,在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Porter外部性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MAR外部性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     

长江经济带产业集聚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异质性与作用机制

在建设绿色低碳城市的背景下,构建集聚模式多样化的产业联动发展格局,对于降低城市碳排放具有重要意义。以2003—2019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产业集聚类型异质性视角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制造业集聚和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异质性影响,并进一步基于集聚外部性分析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从集聚类型异质性来看,制造业集聚和产业协同集聚均与城市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曲线关系,但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更显著也更强烈,特别是在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过程中;从集聚外部性异质性效应来看,相较于MAR外部性效应,制造业集聚的Porter外部性效应更能促进城市碳排放强度降低;而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全行业协同集聚的Jacobs外部性与城市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明显的U型曲线关系,且这种影响在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过程中更显著;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产业集聚类型异质性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效果存在较大差异。各城市应培育差异化的主导产业,优化调整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培育制造与服务一体的多功能产业群,为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奠定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     

数字经济时代的虚拟集聚与制造业技术创新——来自我国城市群的经验证据

制造业是一国经济之根本，加快推进我国从制造业大国转变为制造业强国，是我国经济谋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而这一转变对技术创新的需求更为旺盛。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虚拟集聚正成为新的产业组织形态，将为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带来新动能和新引领。文章利用2014—2018年OECD世界投入产出数据、我国投入产出数据与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检验城市群虚拟集聚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1）虚拟集聚水平提升可促进城市群制造业技术创新快速发展。相比于单一的传统集聚，虚拟集聚与传统集聚叠加效应对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2）从地理区位上看，相比东部城市群，中西部城市群虚拟集聚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更加凸显；从产权性质上看，国有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行为对虚拟集聚效应更为敏感；从产业类型上看，虚拟集聚对一般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大于先进制造业。（3）当城市群整体虚拟集聚水平提升时，中心城市制造业技术创新受益更加明显；相较于城市群中心城市，非中心城市虚拟集聚水平提升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因此，在推进城市群一体化建设进程中应加快制造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着力提升城...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医药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和国别依赖评估

以WIOD（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为基础，运用WWZ全球价值链分解方法，对中国医药制造业出口增加值进行解构，并基于增加值构建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国别依赖度等指标，评估中国医药制造业的真实状况。评估结果表明：从竞争力看，中国医药制造业出口处于比较劣势；从国内增加值率看，呈“V”形演进态势；从影响力看，中国对下游影响度小于对上游的依赖度；从国别依赖看，中国对美国出口依赖度、上游依赖度最高，但呈逐年下降态势。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将生产性服务作为中间投入引入企业生产函数，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开放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和降低国内服务中间投入价格两条渠道，形成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理论模型，并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有助于提升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且影响效应在不同企业特征、行业类型、企业所处地理区位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拓展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有助于推动行业内高附加值企业进入市场，淘汰低附加值企业使其退出市场，并有效推动企业出口贸易方式由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转型升级。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推动制造业服务化

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引擎,推进制造业服务化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文章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服务化影响的理论分析基础上,基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与中介效应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服务化影响的直接效应与具体路径,研究发现：（1）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服务化发展;（2）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主要通过集聚的 MAR、JACOBS 与PORTER 外部性促进制造业服务化升级。因此,文章提出提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重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外部性路径,推动制造业服务化,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生产性服务发展促进我国制造业升级了吗——基于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的政策冲击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以行业增加值率作为地区制造业升级的衡量指标，选择我国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试验，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生产性服务发展对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发展能够显著推动我国地区制造业升级，在经过假设条件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在对微观企业进行分析后发现，生产性服务发展主要通过存续企业产出变动下的资源配置效应和新企业进入效应两方面推动地区制造业升级。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生产性服务具有较强的创新促进效应，主要通过研发创新和管理创新等渠道推动地区制造业升级。最后，在推动制造业升级的过程中，东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出口企业的推动作用更强。     

产业集聚与中国企业出口行为:基于企业劳动力成本的研究

文章从企业劳动力成本视角构建了产业集聚与企业出口行为的理论模型,采用微观数据进行计量检验。通过合成工具变量方法解决了产业集聚和企业出口之间的联立方程内生性问题,并通过Heckman二元选择模型解决了选择偏误引起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产业集聚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并且通过劳动力蓄水池效应抵消了劳动力成本攀升对企业出口的负向影响。在进一步分析中发现:产业集聚对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存在拟凹型关系,而对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存在拟线性关系;贸易自由化强化了产业集聚缓解企业劳动力成本压力所带来的企业出口负效应;本地基础设施有利于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与扩大企业出口规模;产业集聚通过劳动力蓄水池效应抵消劳动力成本压力所带来的负效应,从行业类型来看技术密集型企业强度最大,从所有制类型来看外商投资企业作用最强,并且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作用程度大于企业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上述研究结果意味着,扩大贸易开放引进高质量中间产品,完善本地基础设施,大力吸引人才形成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互动,是提升中国企业出口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路径。     

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研究——来自京津冀城市群的经验证据

绿色发展是推进京津冀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文章基于2006—2019年京津冀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实证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在正、负外部效应双重作用下，产业协同集聚对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倒U”型影响，同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该影响效应存在产业异质性，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作用效果以及更高的拐点值，且产业协同集聚能够通过绿色技术效率及绿色技术进步“双引擎”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可为如何依托产业协同集聚促进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服务业开放对中国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分析

文章探讨服务业开放引致的先进服务产品供给增加对居民消费增长的作用机理,采用服务业开放渗透增长率数据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服务业开放显著促进我国居民消费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并且服务业开放对城市居民消费的影响大于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服务业开放通过推动企业自主创新、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催生服务新业态促进居民消费增长。研究为我国扩大服务业双向开放、助力居民消费质量提升、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理论和政策支撑。     

人工智能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下，人工智能作为核心驱动力能够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文章基于2008—2020年我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应用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且能有效提升制造业发展的经济效益、创新效益、绿色效益和附加值效益；人工智能的应用存在异质性，对东部地区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和中高技术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人工智能通过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结构优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服务业开放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目前，世界范围内服务业发展欣欣向荣，服务业开放已成为全球趋势。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服务业呈现愈加开放的状态。然而，我国制造业发展受限于资源和技术，长期处于国际价值链的中下游。当前制造业服务化发展趋势增强，服务业开放对我国制造业的影响程度加深。基于此背景，通过2009—2020年的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关系，结论表明服务业的开放可以显著促进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提升。因此，建议进一步深化服务业开放程度，以促进我国现阶段制造业转型升级，进而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制造业“稳外资”:基于外资新企业进入视角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已成为影响中国制造业外资利用的不可忽视因素，而加快促进外资新企业进入是实现制造业“稳外资”的重要目标。基于外资新企业进入视角，在利用工商注册数据对外资活动进行准确测度的基础上，文章试图揭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外资利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外资新企业进入受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程度与其面临的贸易风险敞口相关；贸易政策不确定通过实物期权效应与制度摩擦效应，降低中国制造业外资新企业进入的数量与规模；(2)当外资企业所处行业的资产可逆性较小或契约密集度较大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外资新企业进入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3)异质性分析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合资型、研发型外资新企业进入的影响较小；(4)随着金融市场化程度提升与地方营商环境改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外资新企业进入的抑制作用将会显著弱化。文章结论将为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实现中国制造业“稳外资”目标提供重要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2002-2021年中国长三角中心区2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静态门槛模型，实证检验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与假说。从经济开放度的视角，探究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分析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路径。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基于静态门槛模型的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当经济开放度小于或者等于门槛值时，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当经济开放度大于门槛值时，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抑制作用。研究结论对于长三角地区各省市和各地级市在对外开放背景下优化先进制造业集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措施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     

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与企业出口韧性

在数字贸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借助数字进口贸易增强企业出口韧性是中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防范风险的现实需要。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匹配数据，以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作为研究背景，实证考察了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对企业出口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能够显著增强企业出口韧性，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出口多样化效应以及出口结构优化效应是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影响企业出口韧性的中间渠道。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对企业出口韧性的促进作用在资本密集型行业、非国有企业以及高数字经济发展地区的表现更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搭乘数字贸易“顺风车”,增强企业出口韧性，早日迈入贸易强国行列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服务化转型提升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吗?:基于跨国视阈的比较分析

在信息技术的加成下，服务化转型成为当前各国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进而抢占全球价值链(GVC)高端位置的重要方式。文章采用2008～2020年国际投入产出表，从跨国视角考察了服务化转型对一国制造业GVC位置提升的作用。实证结果显示，制造业服务化能够有效提高制造业的竞争能力，并显著提升该国制造业在GVC中的位置；机制分析的结果显示，服务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两个渠道促进制造业GVC位置的提升；而相比高技术制造业，在经过服务化的改造加成之后，中低技术水平的制造业更能够显著提升其在GVC中的位置；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来自本国所在区域价值链(RVC)的内部服务投入更有利于促进该国制造业GVC位置的提升。考虑当前GVC的“区块化”发展趋势，为了更好地获取外贸竞争制高点，一国更应该通过参与RVC来促进服务化转型对本国制造业GVC位置提升的影响。推动服务业高水平开放、加快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进而促进其与RVC的深度融合，这是助力中国制造业实现在GVC位置提升的核心关键。     

对外开放促进了中国服务业市场化改革吗?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阐释了对外开放促进中国服务业市场化改革的作用机理,然后利用服务业面板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从总体来看,服务贸易开放和外资进入对中国服务业市场化改革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说明对外开放已成为中国服务业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外生动力;从分行业视角来看,服务贸易开放对中低技术行业市场化改革的促进作用强于中高技术行业,与此不同,外资进入促进了中高技术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却抑制了中低技术行业的市场化改革,这说明对外开放对中国服务业市场化改革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此外,劳均增加值、人力资本存量、平均企业规模等也是中国服务业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影响因素。     

服务贸易自由化、行业数字发展水平与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基于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2014～2018年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和考察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和行业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能显著提高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服务化水平，而行业的数字化则强化了服务贸易开放的正向效应。服务贸易自由化与行业数字化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在降低企业中间品成本、压缩管理费用、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从企业特征的异质性来讲，服务贸易开放和行业数字发展水平对经营时间长、规模大、资本密集度低的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助推作用更为明显；从区域特征异质性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和行业数字化对处于城市化、经济发展和外商投资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服务化进程的正向效应更为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