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影响——来自珠江三角洲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对珠江三角洲961个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扩展的Mincer工资方程,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多种人力资本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培训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最主要因素,接受1个月以上的培训会使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增长11.2%;工作经验每增加1年,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增长8.9%;工作经验的平方与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呈倒U型曲线关系;受教育年限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小,每增加1年的正规教育,仅使其非农收入增长2.1%;业余文化支出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影响很小。本文研究结论解释了现阶段广大农村对基础教育不够重视的根本原因。     

新生代农民工缘何不愿回乡务农——来自长三角农民工的调查实证

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返乡务农关系到我国农业劳动力队伍的稳定和未来粮食安全。课题组通过长三角1327位新生代农民工访谈调研发现,他们绝大多数不愿回乡从事农业。针对这一选择行为,文章运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予以了剖析,结果发现:年龄和务农经历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务农选择的首要因素;他们不愿意回乡务农更多看重的是在城市收入和将来子女教育;另外,城市融入度认知及被歧视状况对其选择也具有显著影响。     

渴望认同 追求梦想——来自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报告

与传统的农民工相比,他们更注重自我,更注重权益保护,更注重发展前途……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既和过去的农民工一样面临共同的问题,同时具有自身的新特征和新诉求。     

农村外流劳动力的回流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 2016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目的]通过异质性视角定量分析农村外流劳动力的回流意愿,不仅有利于引才回乡政策的精准化,还有助于化解农村"空巢化""老龄化"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方法]文章以农村外流劳动力为研究对象,运用定序Logit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农村外流劳动力的回流意愿及影响因素,并对结果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结果]当地有房会增加农村外流劳动力的回流意愿;未婚、受教育程度低、累计流动时间短、年龄大和职业不稳定会增加农村外流劳动力的回流意愿;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主要来源于三、四线城市,年龄和职业的影响主要来源于中、西部地区,收入降低会加速东部地区及一、二线城市的农村外流劳动力回流;农村外流劳动力的回流意愿不存在性别差异。[结论]综合评估返乡劳动力,灵活调整土地资源供给、坚持产业兴乡战略定位,为返乡人才提供发展空间、积极转变引才思路,注重打造乡村文明建设,能够提升引才回乡的效率。     

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的城乡户籍差异及其原因研究——来自2012年北京、上海、广州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经验证据

中国目前面临着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教育回报率的结构性差异会阻碍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转型。本文通过分析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的城乡户籍差异,发现该差异在特大城市尤为突出;北京、上海、广州的农民工教育回报率显著低于城城迁移人口3.12个百分点,这进一步强化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分化;迁移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教育回报率,并将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的城乡户籍差异缩小了0.91个百分点。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的户籍差异产生的机制包括农民工教育投资不足、农村教育质量差、农民工非农就业经验缺乏、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等。本文的研究结果揭示了户籍制度对特大城市乃至中国中长期人力资本积累的负面影响。     

户籍放开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基于CSS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分析

户籍制度的存在,导致我国的城乡就业从原先的三元结构转变为四元结构:存在着大量于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农村户籍农民工。为了推行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关键需要解决这部分劳动力的城市户籍。本文在对户籍制度改革多方博弈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 Force Dynamic Survey,CLDS)数据库,考察了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利益与流动的影响,调研结果发现:户籍制度导致了进城农民工在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和子女受教育等方面受到歧视,阻碍了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而当这些歧视不存在时,绝大部分农民工愿意留在工作地所在的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是个重大问题——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应当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考察他们的主要特征、社会关系状况,分析他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研究探索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对策措施,引导这个群体健康发展,逐步融入城市、融入社会。这不仅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和政策设     

多维贫困视阈下农业政策性金融减贫的作用机理与空间效应——来自新疆南疆四地州深度贫困县域的经验证据

农业政策性金融是深度贫困地区开展脱贫攻坚、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性政策金融之一.本文选取南疆四地州19个深度贫困县(市)2007-2017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收入型贫困、教育型贫困与医疗型贫困三个维度,利用空间面板模型,深入探讨了深度贫困地区农业政策性金融在多维贫困视阈下抑制贫困的非线性空间数量关系.研究表明:...     

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来自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目的]科学评估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4期追踪数据,运用VEP法测算了我国农户的贫困脆弱性,然后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果及中介效应机制。[结果]（1）近年来我国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显著降低,中西部地区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比东部地区高;（2）精准扶贫政策显著降低了农户贫困脆弱性,政策效应明显,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效果愈发显著;（3）实证估计结果通过了连续型DID法与PSMDID法的稳健性检验;（4）异质性分析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脆弱性的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比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对贫困户脆弱性的影响大于对非贫困户脆弱性的影响;（5）中介效应机制分析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社会资本的方式降低其贫困脆弱性。[结论]在贫困状况较为严重的地区,应保持帮扶政策持续稳定,降低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在识别贫困户和制定扶贫政策时,需关注未来可能陷入贫困的农户,提升其应对外界风险冲击的能力,同时应注重发挥各种社会组织与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形成多方面减贫合力。     

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测度及空间分异研究——来自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否能够成功实现市民化,不但取决于其市民化意愿,还取决于其市民化能力,两者缺一不可。中国农民工在市民化方面表现出强市民化意愿与弱市民化能力的强烈反差,科学构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测量评价,对明晰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现状,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及城市融合等3个方面构建了由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组成的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江西省1 056位农民工的实地调研数据,使用层次分析法(AHP),对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及其空间分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总体偏低,不同维度的市民化能力发展不均衡,城市就业能力最强,土地退出补偿能力次之,城市融入能力最差,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月工资收入、交往对象、住房类型、土地流转数量和土地征用数量等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偏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水平大多处于中等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布差异,除九江、南昌、赣州和吉安等4个地级市达到平均水平外,其他7个地级市都在平均水平之下;大多数地区不同维度市民化能力都趋于一致,发展较为均衡。最后,分别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土地制度和空间分异的视角提出相关对策,认为要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市民化能力水平,实现地区均衡,就必须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改革城市就业制度,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能力;通过提升社会资本,降低城市融入成本,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土地退出补偿能力。     

农业机械化选择与农户相对贫困缓解——来自2014—2018年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我国脱贫攻坚战已取得全面胜利,如今进入相对贫困治理时期。本文在理论分析农业机械化选择与农户相对贫困关系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2018年3期面板数据,基于面板Logit随机效应模型、扩展回归模型(ERM)、中介效应模型等计量手段实证检验农业机械化选择的多维减贫效应。以传统农耕为参照组的研究结果显示:(1)部分机械化的减贫效应约为5.6%,全部机械化的减贫效应约为7.4%,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支持上述结论的可靠性;(2)中介效应模型证实农业机械化会通过人力资本培育的中间路径缓解相对贫困,具体包括增加兼职经历、激励培训参与和提升健康水平;(3)依据不同机械获取方式而言,购买农机服务的机械化减贫效应更强,自购农机方式下机械化不存在减贫效应。本文有助于理解农业机械化减贫效应的理论机制,可为农业机械化进程中相对贫困治理工作提供政策启示。     

过度劳动对农民工社会参与的“挤出效应”研究——来自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经验证据

加快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是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任务,社会参与是衡量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进程的核心要素之一。本文以过度劳动为切入点,审视农民工社会参与低水平发展状态,并结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考察过度劳动对农民工社会参与的影响。研究表明:①中国农民工的过度劳动现象非常严重,68.10%的农民工周平均劳动时间超过50小时,45.88%的农民工周平均劳动时间超过60小时。②过度劳动会显著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参与水平,即过度劳动对农民工社会参与存在挤出效应,在运用泊松内生处理效应模型控制潜在的内生性偏误,并运用2014年社会融合专项调查数据重新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③过度劳动之所以会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参与水平,可能是因为过度劳动会造成农民工心理压力过大、主观社会地位下降。     

个体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以沈阳市为例北大核心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队伍的不断扩大,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国内专家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基本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状况、消费水平及结构、社会保障、进城务工原因、农民工自身及其子女的教育以及户籍制度等问题。很少基于个体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可就业能力,所以本研究主要就是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就业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北四省的调查数据

本文根据西北四省(区)936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t回归方法,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例如年龄和婚姻状态对其工作满意度有负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状况例如合理的劳动强度、安全的工作环境、完善的社会保障对其工作满意度有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因素例如务工动机和对城市生活方式的态度也影响其工作满意度:发展导向的务工动机、对城市生活方式的认同有利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禀赋中,良好的家庭条件、在本市务工对其工作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小学生健康状况对学习成绩的影响分析——来自西部贫困农村的证据

本文利用2004年甘肃省小学生健康与教育调查数据,分析小学生的健康状况,并估计小学生的营养健康状况对其用学习成绩反映的教育成就的影响。分析发现,小学生的营养不良检出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10～14岁年龄段的营养不良是比较突出的问题。计量分析显示,小学生的健康状况对其学习成绩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且健康状况的改善对于健康状况较差孩子提高学习成绩的作用更大。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对工作绩效的影响——基于组织支持感的调节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冲突问题是这一群体在逐渐发展事业和建立家庭的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本文从角色冲突与补偿理论的视角出发,运用实证研究和文献研究的方法,对比第一代农民工性格特征的差异之处,揭示不同工作与生活状态下的湖北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的特点,具体展现其冲突的产生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机制,为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提供可参考性的对策和机制,为企业的和谐关系建立以及员工的职业发展另辟一条蹊径。     

数字鸿沟会影响农民工相对贫困吗?——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文章使用A-F双界限法测度农民工数字鸿沟,通过Probi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KHB效应分解法分析数字鸿沟对相对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21.797%的农民工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其中数字鸿沟显著提高农民工处于相对贫困的可能。男性、中低等教育水平和新生代农民工的数字鸿沟对相对贫困的影响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鸿沟通过降低人力资本加深农民工相对贫困。基于此,提出应尽快制定识别和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加强农民工数字应用技能培训,正确引导农民工数字应用向人力资本积累转化。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辽宁省三类城市的考察

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辽宁省三类城市的656名在城务工新生代农民的创业选择意愿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与其人口学特征、个人家庭经济状况、社会网络状况、务工经历中的人力资本提升等4个方面相关。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耕地面积、外出务工的朋友个数、有亲朋好友担任公务员、教师、医生以及与当地人的融洽相处等变量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正相关;新生代农民工不同年龄阶段、是否拥有技能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培训、月工资收入水平与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负相关;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型就业意愿存在性别差异。     

土地流转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基于生产资源优化配置视角

研究目的：探讨土地流转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因果影响、作用机制及异质性,为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构建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提供实证依据和有益启示。研究方法：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了多维相对贫困评价指标体系,通过BP神经网络赋权模型和双界限法测度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状况,然后使用工具变量法探讨土地流转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1）土地流转显著减轻了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且土地流出对5个子维度的相对贫困均存在稳健的减贫作用,而土地流入的减贫效应主要集中于家庭可行能力、发展机会、社会保险3个维度。（2）土地流转主要通过优化农户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实现多维度的减贫效应。（3）土地流转对西部地区和农业产值较低县域的农户,以及家庭劳动力年龄较低和土地价值较低的农户的减贫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土地流转有助于提升相对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培育自我发展的长效机制,其福利效应可以缩小地区间和人群间差异。基于此,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统一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促进土地规范有序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