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金融化期限结构对实体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非金融公司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企业金融化期限结构对实体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主要出于“投机套利”动机,会对实体投资产生抑制作用;企业持有短期金融资产的目的不明确,对实体投资产生的作用不显著;企业持有长期金融资产主要是“投机套利”动机,会显著抑制实体投资。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其OFDI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以及Zephyr和fDi Markets数据,考察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其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增加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和规模,且这种影响会因企业所有权性质、金融资产种类和经济周期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金融化水平的提高也使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模式。实体企业金融化通过缓解杠杆压力、补充现金流和降低融资约束,有效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降低了OFDI的非效率水平。金融化与OFDI的交互作用会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与生产效率,并在过度金融化的企业中效应更强。在目前企业“走出去”加快和金融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双重背景下,中国应积极引导企业根据自身条件和资产配置情况合理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理性配置金融资产,并为企业提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和金融支持。     

企业金融化行为对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预防储备动机和资本套利动机两个方面阐释了金融化行为影响实体企业创新质量的内在机理,并探讨了融资约束影响金融化行为对企业创新质量的调节作用。选择2007—2019年我国沪深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与创新质量之间的关系,并考察了不同融资约束情景条件下实体企业金融化动机差异及其可能存在的调节机制。研究表明：企业配置金融资产比重提高一个百分点导致企业创新质量下降0.496 7%,即实体企业配置金融资产行为并不必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企业创新投入并最终降低实体企业创新质量;从不同动机的分类回归结果看,实体企业出于预防储备动机抑或资本套利动机配置金融资产对创新质量的边际效应呈现出显著差异;此外,金融化行为对实体企业创新质量的抑制效应会随着企业融资约束程度下降而减弱。     

债券契约条款设置与企业投资行为——基于金融资产视角的考察

针对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现象，本文在资本结构理论的框架下，基于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发债企业的7345个公司-年度观测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债券契约条款设置对企业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债券契约条款设置促进了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其影响效应在外部金融资产投资收益更高、企业内部经营风险更大时更为明显。通过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Heckman两阶段等方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果仍保持稳健。异质性研究显示，区分债券契约条款的不同类别，各类条款均促进了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区分金融资产的不同属性，债券契约条款显著增加了企业的长期高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其影响机制在于，债券契约条款设置加强了债权人保护，增加了债权人出让资金和承担风险的意愿，进而便利了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但债券违约事件发生后，债券契约条款设置对债权人的保护效应不再显著。本研究有助于投资者深入理解我国实体企业金融资产的投资行为，对防范债券违约风险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政策启示。     

企业金融化、社会责任与创新投入——基于金融渠道获利能力门槛效应的再审视

为深入探究非金融企业“脱实向虚”产生的创新不足问题，实现“质量追赶”和“创新驱动”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文章使用2010—2020年沪深A股1 847家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的直接影响，重点分析金融化挤出创新投入的非线性特征，并进一步检验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具有挤出效应；企业的金融渠道获利能力发挥了显著的门槛效应；企业社会责任有效弱化了短期金融资产配置对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研究结论为有效防范过度金融化给企业创新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提供了新思路，为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了政策参考。     

金融开放对企业固定资产和金融资产投资组合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实体经济企业2003—2016年面板数据,使用系统GMM方法研究了金融开放对不同层次实体经济企业固定资产和金融资产投资组合的影响。结果表明,扩大金融开放显著降低了二者之比,但对不同行业的影响显著不同,其中对农业、建筑业和其他行业企业固定资产和金融资产投资组合负向影响最大,其次是制造业,再次是除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以外的其他服务业。同时,金融开放引起的资本跨境流入对二者之比的负向影响大于资本跨境流出的影响。另外,金融开放与金融资产收益率、经济不确定性对二者之比的负向影响具有相互强化作用。为此,在扩大金融开放的同时,需慎重监管和审核资本跨境流动的去向及用途。     

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是否降低了实体投资？——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以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实体企业配置金融资产对其实体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对其实体投资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且高科技企业对实体投资的挤出效应比非高科技企业更明显,是因为高科技企业更多地将资金用于创新投资.为了抑制经济"脱实向虚"倾向,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建议加强金融监管,大力实施供给侧改革,提高实体企业的投资回报率.     

数字金融、外部监督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文章从数字金融的视角出发，以2011—2020年我国非金融企业为样本，研究了数字金融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且在分析师关注度、研报跟踪数量及机构投资者持股的监督治理下，数字金融对影子银行业务的抑制作用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下，数字金融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降低作用仍然显著；作用机制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融资成本两条路径来改善企业对影子银行融资渠道的依赖性，进而降低企业影子银行化。研究结论可为抑制非金融企业在金融领域的扩张和防止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提供经验证据。     

内部控制、法制水平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经验数据

近年来，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审慎开放，中国金融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而实体经济则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增速放缓，实体企业基于“蓄水池”效应和“投资替代”效应而不断扩大金融投资，使得企业金融化现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系统研究内外部治理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有利于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将其金融资产占比连续3年及以上增加界定为金融化，从内外部治理视角探究其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最终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对实体企业金融化有抑制作用，并且法制水平增强了内部控制质量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最后提出抑制企业金融化的建议。     

实体企业产权性质、金融化程度与研发投资——基于新常态背景下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文章基于新常态背景,以我国2014～2016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与研发创新的关系,进一步从企业产权异质性角度研究金融化程度对研发投资调节效应的大小。研究发现:1.制造业上市公司金融化对创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从企业产权性质异质性角度进行分样本检验,发现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资强度均为负向影响,但国有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入强度的挤出效应更为明显。     

金融资产配置与股价信息含量

股价信息含量作为资本定价效率的重要体现，其对于抑制"脱实向虚"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起着关键作用。文章着眼于我国企业大量配置金融资产这一现实，探究了其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基于2007-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金融资产具有"盈余管理"功能，管理层可能出于"盈余管理"动机配置金融资产，恶化公司信息环境，最终降低了股价信息含量。具体而言，企业通过操纵金融资产确认类别、公允价值估值及终止确认等方式达到盈余管理目的。当公司盈余管理动机较为强烈时，金融资产对股价信息含量的降低作用更加明显。完善的法律体制及有效的内部治理有助于缓解两者之间的负向关系。文章结论为我国企业持有金融资产提供了新解释，揭示了"脱实向虚"作用于实体经济的路径，同时丰富了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为推动我国会计准则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金融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创新投资的中介效应检验

基于2015—2020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A股上市企业微观数据，探究金融化行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创新投资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金融化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创新投资在金融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市场化水平异质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企业金融化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较为显著，而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两者关系并不显著。     

企业金融投资与技术创新：政府补助的调节作用

以中国A股市场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讨论其金融资产投资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并探讨政府补助其中是否具有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金融投资对技术创新投入有显著正向作用,但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无明显作用,且政府补助在其中起负向调节作用而削弱金融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力,政府补助在对创新产出的作用上调节效应也不明显。     

银行金融科技与企业金融化：基于避险与逐利动机

本文识别了中国商业银行2010-2020年的金融科技专利信息,并将其与企业贷款信息结合后考察了银行金融科技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银行金融科技发展能有效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该结论在排除银行金融科技属性对优质企业的“选择效应”和遗漏变量偏误等影响后仍然成立。银行金融科技不仅能通过促进银行信贷规模扩容、减少抵押贷款依赖有效弱化企业风险规避动机,还有利于降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缩小实体与金融投资利差,从而弱化企业投资逐利动机。此外,银行金融科技主要通过底层数字技术类专利对企业金融化发挥作用,重点影响企业长期金融资产配置。而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对具有较高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及非制造业企业的金融化影响效应更为明显,并有利于引导企业资金回流促进实体经济创新。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其生产性投资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以中国1383家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

以中国上市制造业企业2007-2018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动因及其对生产性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相对收益率和相对风险显著相关.同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生产性投资既存在挤出效应,也存在风险对冲效应,且这两种效应因企业所有权和规模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中,相比于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金融化投资对生产性投资的风险对冲效应相对较大,但仍小于挤出效应.进一步综合来看,实体企业金融化虽能缓解企业面临的整体风险,但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却不显著,而且不同流动性的金融化投资均对企业价值没有显著影响.     

高管股权激励可以促进企业“脱虚向实”吗？——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基于2011—2020年A股上市实体企业数据,研究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影响机制及其边界条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显著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高管股权激励通过促进企业实体投资意愿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低,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降低效应越强。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技术市场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降低效应也较显著。研究结论对实体企业完善公司治理、优化投资决策,对政府及金融监管部门引导实体企业“脱虚向实”、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一定启示。     

移动支付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本文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多样性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两个维度,使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基于移动支付的视角,探讨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移动支付能够显著提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多样性和有效性程度。机制分析表明,移动支付能够通过提高金融知识水平、提高财产性收入水平及缓解流动性约束等路径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异质性分析表明,移动支付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优化作用在城镇地区、东部地区、受教育程度较高及金融知识水平较高的家庭中更加显著。得出相关结论有助于厘清数字金融作用于家庭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有利于政府及金融机构制定相应的促进金融创新举措,提高政策精准程度,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提升家庭福祉水平,促进国内大循环目标的实现。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趋同行为

文章以2003-2017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趋同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升高会显著增强企业投资趋同行为,该影响效应在信息优势企业有所减弱,在资产不可逆程度较高企业有所增强。分行业检验发现,在管制性行业以及景气度较低行业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趋同行为的影响减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断攀升的背景下,实体投资趋同性会带来更为严重的金融化,特别是在行业实体投资总体趋于放缓的情况下,企业金融化现象更加严重。该研究为宏观经济波动下企业投资趋同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R&D投资

文章基于金融资产配置视角,以2010—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R&D投资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相关,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会加大R&D投资;金融资产配置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R&D投资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正向调节作用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在非国有企业、东中部地区和高新技术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结论不仅丰富了企业R&D投资的相关研究,同时为我国企业坚持创新发展道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供有益借鉴。     

企业金融化行为对出口规模的影响分析: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已有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企业出口有显著促进作用.然而伴随着金融发展与信贷扩张,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占比不断增加,愈演愈烈的金融化趋势同样对企业出口行为造成了影响.文章利用中国2010 ～2017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通过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等方法,研究了上市公司金融化行为对其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长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