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视角下低收入人口界定、测算及特征分析

本文将中等收入下限标准作为低收入标准,根据收入动态变化,将低收入人口划分为持久性低收入人口和潜在中等收入人口。持久性低收入人口指到2035年仍无法达到中等收入下限的人口,根据中增收方案的收入预测,2020年中国农村和城镇持久性低收入人口规模分别为2.53亿人和1.38亿人,分别相当于农村和城镇常住人口的49.57%和15.26%。到2035年,约有0.8亿持久性低收入人口由农村进入城镇,导致城镇持久性低收入人口比例提高到20.41%。利用住户样本数据分析了农村持久性低收入人口不利结构性特征,以及增收和改善福祉面临的困难。针对低收入群体“提低”政策思路是促进包容性增长和共享繁荣发展。     

农民增收的重点是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

现在农民增收的问题仍然很热。怎样搞好促进农民增收的工作?笔者认为既要抓全面，同时更要抓重点。没有低收入农户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关注农村低收入农户增收，促进低收入农户进入小康群体，就是当前促进农民增收工作的重点。最近，笔者对江苏省溧阳市低收入农户的现状与特点进行了分析。据调查统计，到去年底，溧阳市人均纯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农户有14689户，32640人，分别占全市农村总户数的7名和农村总人口的5．3名，其中人均纯收入低于1500元的农户有7610户，人口为15049人，分别占溧阳农村总户数的3．6名和总人口的3．5名。     

农村低收入人口识别问题探析

随着现行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现象的消除,农村低收入人口成为脱贫攻坚结束后社会政策的重要目标群体。低收入问题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如何准确理解并科学界定低收入人口,识别低收入群体特征,调整各界对低收入问题的认知差异,成为亟待解决的基础和关键问题。既有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对低收入人口如何界定等基本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本文基于发展经济学与公共政策学视角,对低收入人口和低收入问题的重要性,以及两者蕴含的多重理论逻辑与政策意涵进行阐释,认为低收入人口识别作为一项长远议题,不仅要服务于近期的防止返贫和相对贫困治理,也要定位于推动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长远目标。在梳理当前农村低收入人口政策实践基础之上,本文提出强化对低收入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对标中高收入群体适度扩大监测识别范围,深化对低收入群体生理性特征、社会性特征与自然性地理分布特征的认知,构建高效联动的监测预警机制,以及加强制度和政策创新等举措,助推低收入人口跨入中等收入行列,为进一步完善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提供有益借鉴。     

农村贫困的度量与分解：1995～2004——以江苏省为例

本文基于国际上常用的贫困度量指标，运用江苏省农村住户抽样数据实证测算了1995-2004年农村贫困的状况及变化态势，分析了收入增长与分配效应对贫困变化的影响。特别指出：对于发达地区，应制定一个更高的贫困线，关注低收入群体和风险高的农户；在强调农民收入增长效应的同时，还应更多地关注贫困人口间的收入分配。     

公共风险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另一个角度看农民增收

本文在研究“公共风险决定公共支出，政府的公共支出是为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这一假设的基础上，认为促进农民增收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的必然要求，而增加农村公共产品是解决农民增收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因此，有必要加快建立至上而下有效的防范农村公共风险的体系，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蒙山：四招促进农民增收

蒙山县通过“粮食加经济作物,肉兔养殖加畜牧,劳务输出加自主创业,产业协会加合作社”这四招,确保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经济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上半年,该县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达2572元,同比增长16%。     

扶贫政策、收入分配与中国农村减贫

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益贫困地区"大于"益贫困户"的特征。农村扶贫政策的实施从生产能力、市场参与和缓解脆弱性等角度改善了贫困地区农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机会和能力,有劳动力的贫困农户如果能够参加扶贫项目,其收入增长速度是非常可观的。扶贫政策的实施促进了中国农村减贫的进程,缓解了收入分配对减贫的负面影响,使经济增长表现出一定的益贫性。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瞄准偏差,是导致"益贫困地区"大于"益贫困户"的原因之一,未来的农村扶贫政策需要在加强扶贫资金投入的同时提高扶贫资金的瞄准效率。     

应对疫情影响,如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来自浙江衢州的实践与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给各地农产品运输、农资供应、加工销售带来很大影响,农民就业难、农产品销售难、复产复工难等问题逐步显现,农民增收形势极为严峻。浙江省衢州市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制定出台关于精准做好新冠肺炎防控期间农民增收和低收入农户增收工作等相关意见,坚持一手抓防疫、一手保增收.     

共同富裕目标下增加农民收入路径研究：以广西为例

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农民是关键群体。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以广西为例,分析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阶段农民收入结构变化以及影响农民增收渠道和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提出提升产业化水平、推进县域经济持续发展、提升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提高农民综合素质等促进农民增收的建议,以期为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路径。     

北京农民收入变化特点与促进增收的政策建议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农民收入翻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市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约1.3万元,如何在高起点上完成2.6万元翻番任务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定量分析法、研讨法、文献法,梳理北京市"八五"以来的农民增收政策,得出在增收政策力度增大的情况下,农民收入的四个明显特征。一是收入水平增加明显,1995~2014年收入增长6.3倍。二是结构变化明显,工资性收入的增收贡献率与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转移性收入在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不断增加。三是区域差异明显,地区之间不平衡;城市发展新区增速略高于其它两个功能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四是内部差距明显,农民内部收入差距逐年拉大,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高于城镇。分析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时,得出农民存在自身素质局限性、收入来源狭窄性及收入支出失衡性的现实问题及社会保障、土地、财政、公共服务方面的制度问题。最后提出以加强政策可持续性、增强政策针对性、增进制度创新性为切入点,建立合理、有效、配套的农民增收政策体系,完成新形势下的收入倍增目标。     

农村老龄人口居住模式、收入结构与贫困脆弱性

当前中国农村地区老龄人口独居现象普遍,老年贫困问题突出。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中国城乡社区治理调查(CGGS)2013～2017年的数据,对农村老人居住模式变迁引起的老年贫困问题进行研究。本文选取贫困脆弱性指标来衡量个体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有利于对老年贫困问题进行前瞻性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居住模式显著影响农村老龄人口的贫困脆弱性,独居老人陷入贫困的概率远远高于合居老人。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1)相较于老年男性,独居对老年女性的致贫作用更明显;(2)相较于儿子,女儿在缓解老年父母贫困问题上发挥的作用更大;(3)同村有直系血缘亲属能够显著缓解独居老人的贫困。最后,本文从消费行为理论出发,探讨了居住模式影响农村老龄人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居住模式的变迁显著改变了农村老年家庭的收入结构,独居会使家庭非农收入占比显著下降,从而引起消费倾向降低,进而导致以消费为基础的贫困脆弱性指标升高。对此,本文建议政府、社会和家庭三方从不同渠道增加对独居老人的转移支付,提升老人的消费倾向,彻底缓解农村老年贫困问题。     

山区农村人口空心化的调查与思考——以四川省苍溪县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在促进农民就业和增收的同时,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这种人口"空心"的现象在山区农村更是常见。本文以四川省苍溪县为例,分析农村人口空心化的程度以及由此引发的各项社会问题。最后结合苍溪县的政策,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产业融合、人力资本与农民增收*——以浙江省为例

［目的］乡村振兴战略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强国的重大战略之一。农村产业兴旺,农民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农村人力资本状况关系到农村产业融合的人才建设,关系到农民增收的实现。文章力图探究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产业融合、人力资本与农民增收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提供政策建议。［方法］以浙江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建立PVAR模型,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及面板数据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农村产业融合及人力资本构成农民增收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两者都对农民增收产生显著影响,且人力资本影响效应更大。农民增收及人力资本对农村产业融合没有起到相应的促进作用。［结论］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从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培育农村产业融合复合型人才及加强宣传引导工作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促进农村产业融合。     

后脱贫时代农村低收入家庭救助帮扶实践路径研究——以辽宁省B市为例

后脱贫时代的新发展阶段,相对贫困的救助帮扶工作成为了贫困工作的重要内容。救助帮扶工作体现着我国对低收入家庭收入的重视,是我国共享发展成果的鲜明体现。本文采用第一手实际调研数据,以辽宁省B市为例,对当前的救助帮扶工作的现状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村低收入家庭救助帮扶工作既有政策性问题,也有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操作性问题。具体可表现为识别覆盖对象能力问题、救助手段问题、基层经办人员能力问题、大数据信息化平台缺失和数据共享能力较弱问题、动态监管机制缺乏问题等方面。基于救助帮扶的实践困境,本文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包括建立社会救助长效机制,加强顶层设计,构建“互联网+服务”信息平台,优化救助手段,增强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性,提升基层经办人员治理能力,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等内容,以期促进辽宁省B市乃至全国救助帮扶工作的改善,提升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质量。     

以产业发展为核心 以农民增收为重点 “三村”建设在镇康县农村唱大戏

“‘三村’建设就是好，村容村貌改变了；人均1亩农田地，户均1口沼气池；经济林果人1亩，户均1个好项目；一户一院安居房，每村有个‘普九’网；进村入户硬板路，生病有个卫生室；致富有个明白人，科普协会管事了；干部团结办实事，农村也有公厕了；     

共同富裕视阈下推动农民增收致富与农业农村发展的路径选择——以天津市静海区为例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特征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由此可见,推进农民共同富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即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内容。文章阐述了农民收入基本现状,分析了造成农民财产性收入下降的原因,提出了形成农业产业发展新态势、激活农民增收致富驱动力的策略,以供参考。     

农村人口转移的新形式、新趋势---以广州为例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广州各区市的实证分析，揭示近年来广州市农村人口转移的新形式、新趋势、新特点．总结了广州市农村人口转移的模式，并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探讨了当前农村人口转移过程中有待改进的城市化问题。     

江西省以农民增收、农村稳定为目标大力开拓农产品市场积极推进科技兴农、农村经营体制创新、农业产业化经营

在进入新的一年的时候,江西农业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两个重大的变化;一是"入世"以后,国内市场国际化,给农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二是江西省实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战略给农业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     

农村人口流动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影响分析——以贵州省为例

农村人口流动会对农业产业化发展产生双向效应,在提高农村人口素质、促进农业规模化发展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会对流出地的农业产业化发展带来一定影响。比如,农村老龄化现象严重,缺少农业经营主体;种植作物单一,产品不具特色;农业技术推广难,农业生产效率低等。基于此,本文提出了降低农村流动人口对农业产业化发展负面影响的可行性建议。     

农业部要求当前重点抓好八项工作：促进农民增收 确保粮食安全

农业部最近就促进农民增收确保粮食安全工作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抓住春耕有利时机,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要指示,为今年农村工作开好头。